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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漢司馬遷撰，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從開始撰寫到最後成書，經過了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兩代人的努力。司馬氏先人“世典周史”，司馬談仕于“建元、元封之間”，長期擔任太史令，曾“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太史公自序》）。他熟悉史事，精通諸子之學，有意繼《春秋》而作史，以創作《史記》為己任，但生前未能如願。漢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年），司馬談病危，囑咐司馬遷繼承父業，完成《史記》撰著。

司馬遷，字子長，漢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市）人，生于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一〕，卒年無考，約在武帝末年。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太史公自序》）。在南遊之前數年間，他曾向董仲舒請教過《春秋》之學，向孔安國學習過《古文尚書》。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年），司馬遷任太史令，“䌷史記石室金匮之書”，開始搜集史料。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年），司馬遷參與修訂的《太初曆》正式頒布施行，于是開始撰寫《史記》。天漢三年（公元前九八年），司馬遷因李陵事件得罪武帝，被處腐刑。《漢書·司馬遷傳》雲，“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遭受腐刑摧殘的司馬遷，更加堅定了完成《史記》的決心。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年），司馬遷作《報任少卿書》，雲：“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文選》卷四一）概述全書及各部分篇數，與《太史公自序》全同，可見此時《史記》已經基本完成。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漢書·楊恽傳》稱“太史公記”，《漢書·藝文志》稱“太史公百三十篇”，《風俗通·正失》稱“太史記”。大約在東漢桓帝時，《史記》之名已經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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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叙事，始自黃帝，下迄西漢太初。《太史公自序》雲“餘述曆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又雲“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又雲“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其他各篇也多次提及太初斷限。《太史公自序》雲：“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太初下限的确定，也與其時漢朝文治武功臻于鼎盛有關。今本《史記》中涉及太初以後之事，多為後人增補。

毛氏汲古閣明崇祯十四年刻本《史記》，（圖片來自“中華古籍資源庫”）

《史記》全書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太史公自序》、《漢書·司馬遷傳》皆有明文。但在司馬遷去世之後不久，《史記》便已殘缺。《後漢書·班彪傳》引班彪《略論》雲：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漢書·藝文志》雲：“《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漢書·司馬遷傳》也說其中“十篇缺，有錄無書”。所謂“有錄無書”，指篇名雖存，而其書已亡。《漢書·藝文志》系據《七略》節縮而成，而《七略》本于劉向《别錄》，據此可知劉向、劉歆時《史記》已有亡佚。實際上十篇亡佚的時間，當更在劉向父子之前。漢宣帝、元帝之時，褚少孫已稱求《三王世家》、《龜策列傳》不能得，因未盡見諸本，所以他不敢斷言亡阙與否，實則其篇已佚。

《漢書·司馬遷傳》注引三國魏張晏列舉十篇亡書雲：“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按即《律書》）、《漢興以來将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讨論此十篇存亡，多有争議：或以為十篇草創未成（如劉知幾），或以為部分亡佚（如呂祖謙），或以為十篇未亡（如李長之）。餘嘉錫《太史公書亡篇考》折衷群言，詳加考證，多精當之論，可以參看。

今本《史記》十篇俱在，當出後人續補。張晏又雲：“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張晏所雲褚少孫補《史記》四篇，其中《三王世家》、《龜策列傳》二篇，褚氏明言求《史記》原書不能得，因而補其缺，所補文字标明“褚先生曰”；《日者列傳》雖未明言為補亡之作，但褚補文字俱在，亦稱“褚先生曰”，應無疑義；今本《孝武本紀》抄《封禅書》成文，篇中無“褚先生曰”，當非褚少孫手筆。錢大昕雲今本《孝武本紀》“或魏晉以後，少孫補篇亦亡，鄉裡妄人取此以足其數爾”（《廿二史考異》卷一）。褚少孫續史篇目有六篇，分别為《三代世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傳》、《滑稽列傳》，亦皆标明“褚先生曰”。至于《孝景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将相名臣年表》、《傅靳蒯成列傳》六篇，為何人所補，今已難以考定。餘嘉錫雲：“張晏雖能知十篇之目，然于其六篇不言為誰何所補。雖明知《景紀》為劉歆、揚雄、馮衍、史岑等所記，而終不能得其主名。”（《太史公書亡篇考》）

清康熙四十五年刻本《廿二史考異》（圖片來自“中華古籍資源庫”）

褚氏之後，繼作者頗多。劉知幾《史通》雲：“《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阙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史通通釋》卷一二《古今正史》）班彪以為各家所撰續書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史記》，“乃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後漢書·班彪傳》），班固等在此基礎上撰成《漢書》百篇，而各家續書遂亡。

03

《史記》一百三十篇，分為五體：《本紀》記帝王及王朝之事，為全書之綱領；《表》載錄各個曆史時期王侯将相及相關事件；《書》分門别類記述曆代典章制度和重要專題；《世家》記載王侯貴戚及其家族興衰；《列傳》叙述各色人物事迹及周邊民族曆史。趙翼《廿二史劄記》雲：“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于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卷一《各史例目異同》）曆代所謂“正史”，從《漢書》到《明史》，門類或有增減，名目或有異同，篇目或有損益，但都有紀有傳，絶無例外地沿襲了《史記》體例。

劉知幾《史通·六家》雲：“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史通通釋》卷一）劉知幾分叙六家，統歸二體。所謂“二體”，就是“編年體”和“紀傳體”。《史記》采用的是一種綜合性的叙事模式，囊括了記言、記事、編年、國别等形式，編年與紀傳兼而有之。《史記》縱貫兩千餘年，曆經五帝、三代、春秋、戰國、秦漢，政權更叠，社會形态極為複雜，采用綜合性的叙事模式，與其所承載的曆史内容有關。就内容而言，《史記》是對前代史學的一次總結；就體例而論，《史記》也是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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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的史料價值，曆來受到人們的重視。《漢書·司馬遷傳》雲：“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隐惡，故謂之實錄。”“實錄”二字，反映出前人對《史記》史料價值的肯定。随着時間的推移，《史記》作為一部曆史著作的價值，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一些原來有争議的記載也得到了确證。例如，《殷本紀》中有關殷代先公先王的載述，在殷墟甲骨文出土之前，其正确與否無從證實，學者對此疑信參半。自王國維作《殷蔔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蔔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二文（《觀堂集林》卷九），将殷代先公先王從蔔辭中剔發出來，使《殷本紀》所載殷代王統得到了物證。陳直說：太史公作《殷本紀》，多合于殷墟甲骨文，由此推論，《夏本紀》“雖無實物可證，亦必然有其正确性”（《史記新證·自序》）。

雖然《史記》在史料方面并非盡善盡美，但就總體而言，它是一部價值極高的信史，無愧于“實錄”之美譽。由于這一時期的相關文獻大多已經散逸，《史記》的史料價值顯得尤其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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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太史公自序》和《漢書·司馬遷傳》，《史記》寫成後，“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司馬遷殁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恽祖述其書，遂宣布焉”。魏晉時期，《史記》流傳稍廣。晉末徐廣，研核衆本，兼作訓釋，作《史記音義》。劉宋裴骃，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作《史記集解》；至唐代，司馬貞作《史記索隐》，張守節作《史記正義》，二人在裴骃《集解》基礎之上探求異文，考證史實，訓釋音義，《史記》三家注由此具備，奠定了《史記》通行文本的基礎。

《史記》三家注原本各自單行。《隋書·經籍志》及《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著錄裴骃《集解史記》八十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史記索隐》、《史記正義》皆為三十卷。《集解》八十卷本早已失傳，今本《集解》散入《史記》各篇之中。《史記正義》舊本亦已失傳。《史記索隐》今有明末毛晉汲古閣單刻本三十卷。三家注中，《集解》最早與《史記》正文相附，至南宋出現了《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再由二家注本合以《正義》，最終形成了三家注合刻本。在這一過程中，因為裴骃、司馬貞、張守節所據《史記》正文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時有正文與注文不相吻合的現象，後人依據注文改動正文的情況也屢有發生，增加了《史記》及三家注文本的複雜性。現存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為南宋建安黃善夫家塾刻本一百三十卷。

宋建安黃善夫家塾刻本《史記》，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國家圖書館藏

《史記》存世版本很多，賀次君《史記書錄》著錄《史記》版本六十餘種，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所列《史記》版本、抄本資料尤為豐富。明清時期通行的主要有明嘉靖、萬曆間南北監刻二十一史本、毛晉汲古閣刻十七史本，以及清乾隆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近代以來以武英殿本最為通行，黃善夫本因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據以影印，也流傳甚廣。

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刊行《史記集解索隐正義》合刻本一百三十卷，由張文虎主持校刻，根據錢泰吉校本和所見其他各種舊刻古本、時本加以校勘，系統吸收梁玉繩、王念孫、錢大昕等人的研究成果，并以《史記》各篇本校，與《漢書》等書互校，參校《太平禦覽》等類書，對《史記》予以全面綜合校勘，改正《史記》正文及三家注錯誤甚夥。張文虎據此撰寫了《校刊史記集解索隐正義劄記》五卷，共計近九千條，其中多數與文字校改相關。金陵書局本是清末以來最好的《史記》精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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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校本《史記》，由顧颉剛、賀次君标點，宋雲彬參考顧颉剛、賀次君标點本重新标點并編輯加工，最後由聶崇岐覆校，于一九五九年九月由中華書局出版，是點校本二十四史系列中最先出版的一種。一九七七年四月，出版點校本《史記》線裝大字本。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點校本《史記》第二版印行。

顧颉剛手迹

點校本《史記》以清同治年間金陵書局本《史記集解索隐正義》合刻本一百三十卷為底本，主要根據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隐正義劄記》及清代以來諸家之說，訂正《史記》正文及三家注的文字訛誤，用方圓括号标示字句的增删脫衍，部分校勘意見附見于《劄記》整理本。點校本分段精善，校勘審慎，标點妥貼，有關技術處理得當，出版後受到學術界好評和廣大讀者的歡迎，成為半個世紀以來最為通行的《史記》整理本。

點校本《史記》的修訂，遵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總則體例和工作程序，以原點校本為基礎，遵守适度、适當修訂和完善的原則，統一體例，彌補不足，以期形成一個體例統一、标點準确、校勘精審、閱讀方便的新的升級版本。

修訂本仍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兼顧不同印次的文本差異。校勘所用通校本、參校本涵蓋宋元明清各個時期不同系統最具代表性的《史記》版本。

通校本五種

（一）北宋景祐監本《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有配補），二十五史編刊館影印台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本。此本為現存北宋時期最重要的《史記》刻本，對《史記》正文和《集解》的校勘，厘清三家注的混淆，有重要參考價值。近人研究或以為此本為北宋刻南宋初遞修本，為求方便，仍以“景祐本”稱之。

（二）南宋紹興初杭州刻本《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有配補），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此本為北宋刻十四行本《史記集解》覆刻本，其校勘價值與北宋本相當。

（三）南宋慶元建安黃善夫《史記》三家注合刻本一百三十卷，日本國立曆史民俗博物館藏。此本為現存最早的《史記》三家注合刻本，對于保存《史記正義》，功不可沒。嘉文勝義，彌足寶貴。但作為建安刻本，校勘不精，誤倒衍脫，不時可見。

（四）明崇祯毛晉汲古閣《史記索隐》三十卷，清華大學圖書館藏。《索隐》單刻本保存大量《史記》及《索隐》異文，張文虎校刊金陵書局本《史記》，《索隐》主要依據此本。

（五）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史記》三家注合刻本，中華書局圖書館藏。此本以明北監本為底本，經過精心校勘，是清代影響最大的《史記》版本。

參校本五種

（一）南宋淳熙三年張杅刊八年耿秉重修《史記集解索隐》一百三十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此本為較早、較為精善的《史記》二家注合刻本，對于《集解》、《索隐》及其相互關系的辨正具有獨特價值。

宋淳熙三年（1176）張杅桐川郡齋刻八年（1181）耿秉重修本《史記》，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國家圖書館藏

（二）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史記》三家注合刻本一百三十卷，日本宮内廳書陵部藏。此本以黃善夫本為底本校訂刊刻，為黃善夫本之後時間最早、承前啟後的三家注合刻本。

（三）明嘉靖四年柯維熊校金台汪諒刊《史記》三家注合刻本一百三十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此本亦出于黃善夫本又經校勘而成。

（四）明萬曆年間李光缙增補淩稚隆《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此本為明代最有代表性的《史記》版本之一。

（五）《史記會注考證》本，日本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年刊行。此本為晚出而具有重要影響的《史記》版本。

本次修訂以版本對校為基礎，充分運用本校、他校，審慎使用理校，适當參考相關文獻、舊注引文、類書等資料。全面檢核了點校本對底本所作的校改，包括方圓括号改補和徑改，已經厘正者從之，存疑者慎重斟酌，錯誤者予以糾正。原點校本無校勘記，修訂本不再使用方圓括号标識，凡涉及底本的重要改動、重要版本異文、前人重要異說，均出校記說明所據。

點校本《史記》完成于現代古籍整理規範逐步建立的初始階段，在标點方式上作出了可貴的探索。此次修訂對原點校本标點作了全面梳理甄别，力求統一體例，修正失誤。對三家注引書作了較為全面的校核，對于厘清三家注文本，完善引文标點等，有較明顯的作用。

點校本《史記》出版以來，學術界和廣大讀者提出了不少校勘或标點方面的意見，或見諸專書，或散在報刊，我們盡可能搜求參考，限于體例，不能一一标示，謹此一并緻謝。

《史記》及三家注内涵廣博，版本複雜，曆代研究資料豐富，懸疑之處尚多，加之水平有限，時間匆迫，修訂工作一定還有不少遺憾和不當之處，敬祈各界讀者批評指正。

點校本《史記》修訂組二○一三年七月

〔一〕《太史公自序》“（司馬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裡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玉海》卷四六：“《史記正義》：‘《博物志》雲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知《索隐》、《正義》同本于《博物志》。今本《太史公自序》“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正義》：“案：遷年四十二歲。”“四十二”當為“三十二”之誤。

來源：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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