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華民族的複興和民族認識的醒悟，旅居世界各地的華裔回國尋根時，總是要到陝西黃陵縣橋山谒拜黃帝陵，忠實祭祖；而且祭奠黃帝早已成為我國政府例行的一種禮儀。這當然是水源草本的盛事。

　　但是，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嗎？

　　以黃帝為中華民族的始祖，是司馬遷《史記》兩千年來的龐大影響造成的。此事要從孔子删書說起。

　　《尚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書，唐堯以前的遠古洪荒史，被孔子删掉了，但洪荒之迹并未因此而消逝，《尚書》之外的典籍仍在，中華大地上的史迹和傳說仍在。所以，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針對孔子的删削，紛繁補述遠古史。例如：

　　《列子》和《呂氏春秋》對遠古人的生活方式曾作這樣的描畫：“男女雜遊，不媒不聘”，“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那麼誰是最早的帝王呢 《管子》說：“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七十二代帝王，我們隻知道十分之二，于是《管子》羅列出五家：“昔，無懷封泰山禅雲雲，宓羲封泰山禅雲雲，神農封泰山禅雲雲，黃帝封泰山禅雲雲。”《莊子》說：“古之人，在混茫之中……當是之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及燧人、伏犧始為天下，故順而不一……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縱觀如上諸子之說，至少在黃帝以前有燧人、無懷、伏羲、神農四代帝王。《論衡》中又說：“女娲之前，齒為人者，人皇最先。”誰是人皇 有“三皇五帝”說。《周禮·春官》：“掌三皇五帝之書。”《呂氏春秋·孝行·貴公·用衆·禁塞》四篇中，都提到了三皇五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此三皇五帝之德也”、“此三皇五帝之所以立大功名也”、“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這裡的三皇子，細緻指何人 雖有四種不同說法，但黃帝之前有先皇，這是無疑的。

　　從戰國時期開端，對中華民族遠古史的認識，便分紅三大派。一派是堅執孔子的“堯以來”，不招認堯以前；對立的一派是堅信堯以前有着很多帝系，并且明白表示反對孔子濫删《尚書》，如韓嬰說：“自古封禅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所以他就把堯以前的遠古史一筆勾銷了；另一派一定反孔，但取折中，如司馬遷的始于黃帝說，以司馬貞為代表的始于包犧氏說，他們既不同意孔子的武斷，也狐疑傳說中渺芒的洪荒史。

　　司馬遷是第一位突破孔子的“堯以前”說而部分采用先秦諸子說的史學家，撰《史記》時，親身調查史迹，躬身訪問傳說，證明了“他說”“其所表見皆不虛”，于是在堯以前補入了黃帝、颛顼、帝喾三代帝紀，與堯、舜并稱為五帝，放棄了三皇說。

　　司馬遷固然比孔子進步了，但還是遭到了很多批判。如後漢的大科學家張衡就以為，司馬遷不應該“獨載五帝不記三皇。”唐代的司馬貞批判道：“《史記》宜應上自開辟，下迄當代。”宋人劉恕說“包犧神農缺漏不錄”，使後世“莫知是從”。所以《史記》問世未久，後漢、三國、魏晉的史學家們便廣搜古事，稽驗史迹，紛繁補撰黃帝以前的遠古史，如班固等人的《白虎通義》、皇甫谧的《帝王世紀》、徐整的《三五曆紀》、項峻的《始學篇》等，關于遠古史都有新的構建。至隋唐時期，中華民族遠古洪荒史的藍圖曾經繪制出來了。《藝文類聚》《初學記》這兩部官修類書，彙集了唐以前曆代史學家的古史研讨成果，這說明《帝王世紀》等書中的遠古史已被普遍地認同了。于是，唐人司馬貞作《三皇本紀》，以包犧、女娲、神農為三皇，補入《史記·五帝本紀》之前。宋人劉恕撰《通鑒外紀》，拓展了司馬貞的三皇說。稍後，宋人羅泌著《路史》，明人陳士元輯《荒史》。至此，上自天皇地皇人皇開辟以來的遠古洪荒史，由于代代相繼的挖掘、梳理，終于得以完好地傳世了。遠古洪荒史的代表作是羅泌的《路史》，在明清兩代固然有幾種版本，但傳播不廣——主要緣由有二：一是卷簾繁繁雜亂，一是多引谶緯之書，采道家之言。特别是後者，遭到清人和近人的批判，因之現當代史學家也漠漠視之。例如：《四庫全書總目》說：“皇古之事，本為茫昧。泌多采緯書，已缺乏據”，又“皆道家依托之言”，“殊難免龐雜之譏”。又如清人崔述的《考信錄提要》說：“谶緯之學，學者所斥而不肖道者也”，“始祖之前，複别有一祖在，豈非因緯書而誤乎 ”近人甚而一筆抹掉自戰國以來述遠古史的一切，以為全是“累層地構成的”僞古史。難免過于偏頗。

　　現知的關于開辟之言和述遠古史之書，确有蒼茫恍惚、無稽無征的内容。但是，依據現代的科學發現，也确實有可信的史迹。例如，人類由巢居到穴居，由洛陽澗西孫旗屯遺址的袋穴居式，到山西太谷白燕遺址的坑穴居式，再到河南密縣遺址的半地穴式土坑房……有巢氏的存在，是不容狐疑的吧 再如，雲南元謀遺址的炭屑，山西芮城遺址中火燒過的獸骨，據此而說180萬年前有個燧人氏，不能說是荒唐吧 至于馴禽獸，造舟車，播谷蔬，教漁業，都有一個創始時期，把這些時期的創始者加以姓氏而稱謂之，能說是無稽無征嗎 若說這一切全都不是信史而是傳說，難道黃帝不是傳說嗎 黃帝的時期标志着中華民族展開的新階段，以其為始祖之一的代表者而祭奠之，理所當然。我們不用為每一位始祖都建陵墓，但我們的史書卻不可棄而不述；我們不能無視近半個多世紀的曆史著作疏于撰述遠古史的事實，我們不能隻給子孫保管那越來越難看懂的古籍。所以，要倡導研讨民族的遠古洪荒史，運用現代的科學發現，寫一部新的科學的遠古史，以使傳說史和信史完好地接軌。這是我們這一代人責無旁貸的曆史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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