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5日，文物出版社與深圳望野博物館等在北京聯合召開“《日本國朝臣備書丹 褚思光撰文 鴻胪寺丞李訓墓志考》新書發布暨學術成果公告會”。日本的各大媒體也都很快做了報道，其中的“日本國朝臣備”尤其吸引了各界的眼球。作為我來說，除此之外還十分關注墓主的身份“鴻胪寺丞”。這乃是因為我一直從事中日文化關系史研究，其中關注最多的又是隋唐時期的緣故。加之去年我剛在日本東方書店出了《隋唐外務官僚の研究―鴻臚寺官僚・遣外使節を中心に―》（2019年3月）一書，比較全面地考察了隋唐時期負責外交事務的官署以及專職及兼職負責外務的官員情況，其中一個重點便是鴻胪寺官員。拙著在讨論鴻胪寺官員時，主要圍繞鴻胪寺的一二把手鴻胪卿、鴻胪少卿做了一些考察，基本上未涉及鴻胪丞等中下級官員，就是因為有關鴻胪丞的史料太少的原故。因而，無論從唐日關系史研究的角度，還是從鴻胪寺研究的角度，新發現的這方《鴻胪寺丞李訓墓志》（以下簡稱《李訓墓志》）對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我旋即委托朋友幫忙訂購了剛發布的新書，打算等書到後仔細看看其内容再說。

然而在新年期間這幾天，不斷有朋友詢問我對此的看法，同時又看到友人傳來的王瑞來先生的《〈李訓墓志〉書寫者“朝臣備”是不是吉備真備？》（《澎湃新聞》2019年12月29日，以下簡稱王文a）、《“朝臣”解》（同2020年1月2日，簡稱王文b），該墓志收藏者閻焰先生的《我為什麼認為〈李訓墓志〉中“朝臣備”就是吉備真備？》（同2020年1月2日，下面簡稱閻文）。這幾篇文章關注點都是在該墓志最後一行的“朝臣備”的解釋上。拜讀兩氏大作，感到對其一些看法不敢苟同。盡管目前我還沒有看到比較清晰的墓志照片，但在網絡上，“日本國朝臣備”這幾個字的放大照片清晰可見，所以這篇小文先就從墓志最後的“朝臣”說起，略述淺見。

李訓墓志拓片

上述王文和閻文都已經指出，“朝臣”乃是日本古代的“姓”，具體來講是在公元684年即日本天武天皇十三年制定“八色之姓”中的一個“姓”。《日本書紀》卷29天武天皇十三年條雲：

冬十月己卯朔，诏曰：“更改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萬姓。一曰，真人。二曰，朝臣。三曰，宿祢。四曰，忌寸。五曰，道師。六曰，臣。七曰，連。八曰，稻置。（下略）”（國史大系本533頁）

其中“朝臣”居于第二位。關于這一方面，王文b還進一步注明了八色之姓的日文發音，即：真人（Mahito）、朝臣(Ason)、宿祢(Sukune)、忌寸(Imiki)、道師(Mitinosi)、臣(Omi)、連(Murazi)、稻置(Inagi)。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上述“八色之姓”的各種漢字表示，隻是表示日語的發音而已，與漢字本來的意思沒什麼關系。這些無疑都有助于人們了解“朝臣”的含義及性質。

但是無論王文ab還是閻文都沒有談到一點，即在這裡所說的“姓”日語發音做Kabane，乃是與“氏（Uji）”相對的一個概念。這一點非常重要，其既涉及到日本古代的“氏姓制度”，即“氏（Uji）”與“姓（Kabane）”的關系問題，也與本文要談的問題密切相關。

熟悉日本古代史的人都知道，所謂“氏（Uji）”是指古代日本的一種氏族共同體，其形成一般認為在5—6世紀前後。每個“氏（Uji）”都有其名稱，其得名或者根據居住地名，如“蘇我”、“巨勢”、“春日”等“氏（Uji）”；或是依據從事的行業，如“物部”、“中臣”、“忌部”“土師”等“氏（Uji）”。而“姓（Kabane）”則是朝廷根據各個“氏（Uji）”的首長“氏上（Ujinokami）”在朝政中的作用而給予其的一種政治地位，而且可以世襲。早期的“姓（Kabane）”的種類主要有：“臣（Omi）”、“連（Muraji）”、“伴造（Tomonomiyatuko）”、“國造（Kuninomiyatuko）”、“縣主（Agatanushi）”、“百八十部（Momoamariyasonotomo）”等。例如上述“蘇我”、“巨勢”、“春日”等“氏（Uji）被賜予“臣（Omi）”姓，成為了“蘇我臣”、“巨勢臣”、“春日臣”，而“物部”、“中臣”、“忌部”“土師”等“氏（Uji）被賜予“連（Muraji）”姓，成了“物部連”、“中臣連”、“忌部連”“土師連”等，即“氏（Uji）”＋“姓（Kabane）”。這就是所謂“氏姓制度”，簡單說就是，當時的大和政權在“氏（Uji）”這一共同體的基礎上，由“姓（Kabane）”而構成的一種統治體制。

到了七世紀後期，經過“壬申之亂”（672年）以後執政的天武天皇，為了進一步強化皇權，在原有的“姓（Kabane）”的基礎上，又制定了八種規格更高的新“姓（Kabane）”來區别身份秩序，具體即如前引《日本書紀》史料所示。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前面四種，即：真人（Mahito）、朝臣(Asomi/Ason)、宿祢(Sukune) 、忌寸(Imiki)。而“真人（Mahito）”主要是給予皇親氏族，所以給貴族的實際上隻是後三種，天武天皇十三年（684）十一月，根據各“氏（Uji）”對朝廷的忠誠度及貢獻，将“朝臣(Asomi/Ason)”賜給52“氏（Uji）”，“宿祢(Sukune)”賜予50“氏（Uji）”，“忌寸(Imiki)”賜予11“氏（Uji）”。據《日本書紀》卷29天武天皇十三年條記載，被賜予“朝臣(Asomi/Ason)”的52“氏（Uji）”具體名單如下：

十一月戊申朔，大三輪君、大春日臣、阿倍臣、巨勢臣、膳臣、紀臣、波多臣、物部連、平群臣、雀部臣、中臣連、大宅臣、粟田臣、石川臣、櫻井臣、采女臣、田中臣、小墾田臣、穗積臣、山背臣、鴨君、小野臣、川邊臣、栎井臣、柿本臣、輕部臣、若櫻部臣、岸田臣、高向臣、宍人臣、來目臣、犬上君、上毛野君、角臣、星川臣、多臣、胸方君、車持君、绫君、下道臣、伊賀臣、阿閉臣、林臣、波彌臣、下毛野君、佐味君、道守臣、大野君、坂本臣、池田君、玉手臣、笠臣凡五十二氏，賜姓曰朝臣。”（國史大系本534頁）

“朝臣”最早日語叫做Asomi，因而漢字也曾作“阿曾美”，後來一般讀作Ason，漢字也就固定成為“朝臣”了。在奈良時代（710-794）和平安時代（794-1192），給各個氏族賜姓最多者就是“朝臣(Asomi/Ason)”，所以到最後幾乎所有的貴族以及新興的武士都擁有“朝臣(Asomi/Ason)”這一“姓（Kabane）”。最有名的就是源氏的“源朝臣”、平氏的“平朝臣”，包括後世的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也都擁有“朝臣(Asomi/Ason)”這一“姓（Kabane）”。所以實際上到了後世，“朝臣(Asomi/Ason)”已經失去了表示序列的“姓（Kabane）”的原意，成為了一個形式化的東西。

上面談古代日本的“氏姓制度”，主要目的是想說明“氏（Uji）”與“姓（Kabane）”的關系，即所賜之“姓（Kabane）”一定是在“氏（Uji）”之後，即“氏（Uji）＋“姓（Kabane）”，這一順序不能改變。凡是提到“朝臣”，必定是跟在“氏（Uji）”之後。在上引《日本書紀》記事的下面，随手一翻就可以見到很多例子，諸如：高向朝臣麻呂、藤原朝臣不比等、粟田朝臣真人、石上朝臣麻呂、小野朝臣毛野、中臣朝臣麻呂、巨勢朝臣多益須、田中朝臣法麻呂、與穗積朝臣山守、下毛野朝臣子麻呂、等等（參見《日本書紀》卷29、卷30）。若再舉遣唐使的事例來看，《續日本紀》卷1文武天皇大寶元年（701年）條載：

正月丁酉，以民部尚書直大貳粟田朝臣真人為遣唐執節使、左大辨直廣參高橋朝臣笠間為大使、右兵衛率直廣肆坂合部宿彌大分為副使。（下略）

《續日本紀》卷7元正天皇靈龜二年（716年）條載：

八月癸亥，是日，以從四位下多治比真人縣守為遣唐押使、從五位上阿倍朝臣安麻呂為大使、正六位下藤原朝臣馬養為副使。（下略）

上面引用的《續日本紀》的兩條史料，都是有關遣唐使的任命記錄。其中靈龜二年（716年）的這次任命，正是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等人作為遣唐留學生随行的那次遣唐使。隻不過，下道真備（即後來的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當時都隻是十幾歲的年輕人，是随行的留學生，盡管二者都有世襲的“朝臣(Asomi/Ason)”這一“姓（Kabane）”，但在當時并沒有資格出現在遣唐使的任命書中。另外，上面史料中提到的遣唐大使“從五位上阿倍朝臣安麻呂”并非阿倍仲麻呂，此阿倍非彼阿倍也。

在這裡，我們不妨就以這次任命的遣唐大使阿倍朝臣安麻呂為例，來做一總結。簡言之，在“從五位上阿倍朝臣安麻呂”這一表述中，“從五位上”＝品階、“阿倍”＝“氏（Uji）”、“朝臣”＝“姓（Kabane）”、“安麻呂”＝名。

在這裡還有提到一點，在給“氏（Uji）”賜以“姓（Kabane）”之後，兩者合起來也稱為“姓”，隻不過這裡的“姓”按照日語音讀作Sei，而并非Kabane。換言之，“姓”有廣狹二義，狹義的“姓”指的是Kabane，而廣義的“姓”則指Sei。同樣以阿倍朝臣安麻呂為例，在狹義上講“阿倍”是“氏（Uji）”、“朝臣”是“姓（Kabane）”，但在廣義上也可以說“阿倍朝臣”是“姓（Sei）”。因此，“阿倍朝臣”是一體的，可以省略表示地位的“朝臣”，但不能省略“阿倍”。所以我們通常将其稱為“阿倍安麻呂”。

閻文根據《敕獻東大寺獻物帳》（大小王真迹帳）圖版中有天平寶字二年（758）六月一日的“紫微内相從二位兼行中衛大将近江守藤原朝臣”的署名（正倉院事務所《正倉院寶物·北倉》，朝日新聞社，1988年）而說其僅僅簽押“朝臣”二字，顯然是誤解。其所署名者乃是作為廣義的上的“姓（Sei）”的“藤原朝臣”。至于閻文說古代日本作八色之姓時，應有直接用“朝臣”為姓的狀況，則屬于沒有根據的臆測了。

談到吉備真備，也是同樣情況。日本史籍中有關吉備真備的記載，基本都出現在他從唐朝留學回日本以後。一條是在735年，他第一次留學後剛回日本時。《續日本紀》卷12聖武天皇天平七年（735年）條載：

四月辛亥，入唐留學生從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備獻唐禮一百卅卷、太衍曆經一卷、太衍曆立成十二卷、……（下略）

請注意在這裡，他的名字叫“下道朝臣真備”。還有一條記載是在775年，即吉備真備去世以後。《續日本紀》卷33光仁天皇寶龜六年（775年）條載：

寶龜六年十月壬戌，前右大臣正二位勳二等吉備朝臣真備薨。右衛士少尉下道朝臣國勝之子也。靈龜二年，年廿二，從使入唐留學受業。研覽經史，該涉衆藝。我朝學生播名唐國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天平七年歸朝，授正六位下，拜大學助。高野天皇師之，受禮記及漢書。恩寵甚渥，賜姓吉備朝臣。

由此可知，“吉備朝臣”是其回日本以後的賜姓（據《續日本紀》記載，賜姓乃聖武天皇天平十八年，即746年之事）。當然這裡所說的賜姓是廣義上的“姓”。由此其全名由“下道朝臣真備”變成了“吉備朝臣真備”。因此倘若是由日本人來寫的話，則一定會依據氏姓制度，稱姓為“吉備朝臣”，全稱“吉備朝臣真備”，通稱“吉備真備”，但卻不會稱作“朝臣真備”或“朝臣”。管見所及，從未在日本史籍中見到此類表述。

說到這裡，或許馬上有人會問，那麼《舊唐書》卷199上《東夷傳/倭國》（石按：王文b将此誤記為《舊唐書》卷199《日本國傳》）提到的“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 “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以及《新唐書》卷220《東夷傳/日本》中的“遣朝臣真人粟田貢方物。……粟田複朝，……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中的“朝臣真人”和 “朝臣仲滿”又作何解？而且唐人林寶《元和姓纂》卷五還專為此立項曰：“朝臣。日本國使臣朝臣真人，長安中拜司膳卿同正；朝臣大父，拜率更令同正。朝臣，姓也。”（石按：王文b從宋人鄧名世《古今姓氏辯證》轉引《元和姓纂》上文時，斷句有誤記）。這些又當怎樣解釋？

關于這一點，幾句話難以說清楚。這裡我隻想提請大家注意，上述記載均出自于中國史籍的記載。簡而言之，此與唐人以及其後的曆代中國人對于日本情況的認知程度以及誤解有關。關于這一方面，我曾在拙著《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二章中有所論及，譬如在唐人的眼中，“倭國”和“日本”到底是何關系，實際上并不清楚，如有時間請讀一下同載于《舊唐書》卷199的《倭國傳》和《日本傳》就自然可以明白這一點。此外其他還有很多偏見以及誤解，僅以上引史料來看，各條記載就已經很混亂，年輕的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居然被兩唐書這種官修史書誤認為是日本的“偏使”或副使。由此亦可見一斑。好了，由于篇幅關系，就此打住，餘言有機會再加申說。

（2020年1月3日于往來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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