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第5期，原文标題《辛棄疾 一世之豪》，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辛棄疾 （1140～1207）

辛棄疾出生的那年，宋高宗紹興十年（1140），南宋曆史上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北伐，以高宗皇帝連下12道班師金牌而功虧一篑，大将嶽飛仰天悲歎：“十年之力，廢于一旦！”次年，宋金第二次議和達成。

辛棄疾青少年時期，所謂南宋“中興四将”漸次凋零，在秦桧主政的十幾年裡，朝中主戰派的大臣悉遭迫害，士氣摧折，早已不複詩人陸遊記憶中的情景：“紹興初，某甫成童，親見當時士大夫相與言及國事，或裂眦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雖醜裔方張，視之蔑如也。”

辛棄疾成長于淪陷區的山東濟南。爺爺辛贊雖然在淪陷區做縣令，但心中一直懷着反正的打算，希望報效國家。辛贊頗有軍事見識，常帶着辛棄疾等兒孫登高望遠，指點哪裡曾作戰場，哪裡可作起事依憑。紹興二十三年（1153），金主完顔亮遷都燕京，并開科取士。辛棄疾在鄉試考中後，先後兩次赴燕京應試——對辛棄疾來說，應試隻是由頭，深入河朔之地的真正目的在于，伺機起事。

機會不久之後出現了。紹興三十一年（1161），完顔亮遷都開封，大軍南下，可是不久遭遇内亂，留守的完顔雍自立為帝，進據燕京，前線金兵軍心動搖，随後發生叛亂，完顔亮被部将所殺，大軍不久北歸。

與此同時，21歲的辛棄疾所組織的一支兩千多人的隊伍，在濟南附近山區起義。北方義軍中，影響最大的一支由農民耿京領導，在士人還在觀望猶疑時，辛棄疾率部投歸了耿京，擔任軍中負責全軍文書的掌書記。不久，由辛棄疾勸說來投的一個義端和尚竊印叛逃，辛棄疾背負軍令狀，在半路果斷截殺義端。

面對金軍圍剿，辛棄疾向耿京建議，義軍應該南進歸附南宋朝廷。然而，就在辛棄疾面見高宗皇帝，議定歸附事宜返回的途中，卻得知耿京已被叛将張安國所殺，義軍大部潰散，張安國則投靠金國成為濟州知州。有記載辛棄疾很快組織了五十人的義軍，奔襲濟州，在敵陣中将張安國捉獲，綁于馬上，當場又召上萬士兵反正，帶領他們一路南奔。張安國後來被押送杭州處死，辛棄疾的部衆後被朝廷委以江陰軍簽判的官職。

多年以後，當辛棄疾已閑居江西鉛山時，依然清晰地記得當年情景，在那首《鹧鸪天·有客慨然談功名，因追念少年時事，戲作》的詞中，他寫道：“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觮，漢箭朝飛金仆姑。追往事，歎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須。卻将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南歸之後，朝中對辛棄疾這樣長于北方淪陷地區、後來投歸的“歸正人”，不免歧視。但辛棄疾之前的英雄事迹早已在有氣節的士大夫之間口耳相傳，備受推重。以至于後來辛棄疾不意竟以詞作成名時，不少人與他的門生範開看法相同：“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方将斂藏其用以事清曠，果何意于歌詞哉，直陶寫之具耳。”顯然，對于這樣一個英雄，以詞人觀之，無法真正了解他。

在南歸的最初十年間，南宋朝廷對辛棄疾還算重用。辛棄疾從江陰簽判、建康通判、滁州知州等地方官，一直做到京西路轉運判官、荊湖南路安撫使等方面大員。遺憾的是，志于恢複中原、報效軍中的辛棄疾卻一直沒有機會得其所用。南歸不久，張浚率領的宋軍在符離大敗，主戰派人物再次被逐出朝堂。在一片低沉的氣氛中，孝宗乾道元年（1165），辛棄疾寫論十篇，起名《禦戎十論》（《美芹十論》），進獻朝廷。在這十篇文章中，辛棄疾論證了金國外強中幹的現實，并就南宋應如何擴充實力、變被動為主動、抓住時機進軍恢複中原制定出具體的規劃。

隻是這些建言，在當時并未受到重視。五年之後，辛棄疾未改初衷，又向曾打敗過金兵的宰相虞允文呈獻九論，時稱《九議》。在《美芹十論》的基礎上，《九議》的内容更偏重實質性的軍事策略。30歲的辛棄疾壯懷激烈，在引言中甚至向虞允文保證：如果采納他所建議的一切而不能緻勝，或者不采納他的建議而能緻勝，他都甘心一死以謝天下妄言者。不幸的是，這些條陳再次被束之高閣。

既然政治抱負一直不能得以施展，辛棄疾便在與同僚的宴會與酬答唱和中一抒胸臆。同樣是燈紅酒綠、輕歌曼舞的場景，辛棄疾卻寫出與前人迥然不同的詞風，究其緣由，就在于他心中念茲在茲的，始終是恢複中原、複仇雪恥的決心與願望。在為同僚趙彥端祝壽的酒席上，他寫道：“聞道清都帝所，要挽銀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在另一次宴席上，他所寫《滿江紅》有如此句子：“袖裡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補天西北。且歸來談笑護長江，波澄碧。”在一次登建康賞心亭遊玩時，辛棄疾寫下千古名篇《水龍吟》：“楚天千裡清秋，水随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把吳鈎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休說鲈魚堪脍，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

辛棄疾慣于在詞中使用典故，“季鷹歸未”與“求田問舍”日後更頻頻出現在他的詞中。前者講述西晉官員張翰（字季鷹），本是南方人，在洛陽為官時，由于思念江南的莼羹鲈脍，辭官歸鄉。後者則講述三國時劉備嘲諷許汜當此天下大亂的國難之際，忙于求田問舍，隻為自己打算。辛棄疾壯懷難舒，自然不屑求田問舍。隻是，随着他被貶斥家居，難獲任用，那種英雄無用武之地的頹唐與鲈魚堪脍的自嘲，才漸漸出現在他的詞中。從信州帶湖到鉛山瓢泉，他壯年時代近二十年的時光将隻能在鄉野閑居中渡過，詞人稼軒無力恢複中原，卻在詞作中成就一世之豪。

《溪山行旅圖》，北宋 範寬 作 (台北故宮博物院 藏)

不過，在歸去來兮之前，辛棄疾尚有十年時光施展他的幹才。無論作為地方官員還是方面大員，他在任上的諸多事迹，無不清晰地印證了葉嘉瑩對他的評價：“辛棄疾原來還并不僅是一個有性情有理想的詩人而已，他同時還是一位在實踐方面果然可以建立事功的，有謀略、有度量、有識見、有手段，而且有權變的英雄豪傑式的人物。”

孝宗乾道八年（1172），辛棄疾被派任滁州知州時，那裡已屬南宋荒僻的邊地，城郭毀壞，百姓寄居于瓦礫，市場沒有商販，到處荒涼蕭條。到任以後，辛棄疾再三上書陳情，首先豁免了當地百姓的稅收。為了吸引流民返鄉，辛棄疾貸款使其修屋安居，并仿照古代屯田之法，分撥給他們土地農具牲畜乃至種糧，平時耕作，閑時則編選壯丁加以操練。無論到哪兒，辛棄疾無法忘懷的始終是軍事操練與攻守戰備。為招徕商戶，辛棄疾承諾為其大幅減免稅額，并興建旅館客舍。根據當時人的記載，經過短短半年時間，滁州流民大量歸來，市場店鋪林立，荒涼之氣為之一掃。

不久，辛棄疾終于得到小試牛刀、再次用兵的機會。出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的辛棄疾，以在當地募集的民兵部隊，剿滅了賴文政所率領的起兵的茶商軍。之前，這支總共四百多人的隊伍沿着荊南向湖南進發，曾經數敗沿途駐守的南宋官兵。

而讓辛棄疾真正有些自得的功業，怕要算孝宗淳熙七年（1180），在潭州知州兼湖南路安撫使任上，創建飛虎軍一事。其時湖南爆發過多次武裝暴動，起事主要力量來自當地名為“鄉社”的武裝組織。據鄧廣銘在《辛棄疾傳》中的記載：“湖南地區之内，從潭州以至郴州、連州、道州、桂陽軍等地，舊來全都有一種名為‘鄉社’的武裝組織，有的叫做‘彈壓社’，有的叫做‘緝捕社’。組織在舍内的民戶數目，少的有兩三百家，多的達五六百家，其統領人物則都是一鄉的豪酋。存在于深山窮谷之中的這樣的一些鄉社，事實上就是各地土豪劣紳用以欺壓鄉民的一種機構。湖南各州縣政府當推行政令時，也時常因為遭受到這類鄉社的抗拒而緻不能貫徹，這些鄉社有時甚至起而武裝反抗，公然與南宋政府為敵。”

南宋官府的部隊紀律松弛，早已腐敗不堪，為了彈壓鄉社鬧事，辛棄疾向朝廷建議，創立一支号稱“湖南飛虎軍”的部隊。由于要在一個月内建好營房，所需二十萬片瓦來不及燒造，辛棄疾決定向長沙城中百姓購買，要求每家供送二十片瓦，送到後立即付給瓦價一百文，就這樣，所需的瓦片很快在兩日内便湊足了。為解決石料的難題，辛棄疾抽調當地的罪犯上山采石，代價則是根據各人所犯罪情輕重，定其應供送的石塊數目。如是，石塊也在短期内得到解決。可是，就在辛棄疾即将建置完成時，朝堂上關于辛棄疾“聚斂民财”的彈劾也呈上去了，很快“禦前金字牌”送到辛棄疾那裡，要求他立即停止軍隊建置事務。辛棄疾接到金牌之後，隐而不發，終于在限期之前趕完工期，并将圖冊一并上呈，從而一洗“聚斂”的罪名。

辛棄疾在任職期間處事的勇往直前與果決立斷，既為他赢得贊譽，也引來一些人的嫉恨。果然，不久後謠言與彈劾再次打擊了他，次年臘月，辛棄疾被罷官棄用。

湊巧的是，這一年他在帶湖之濱修建的新居也已建成，在屋舍對面他還特意開辟了一塊稻田。新居也因而得名“稼軒”。與蘇東坡的别号相似，稼軒也與農桑有關，此後的歲月，給了詞人辛稼軒足夠的時間用以創作。

自此，那個一度不屑“求田問舍”的辛棄疾，也不得不在家居中尋找樂趣，傾吐抱負了。那時他的心情，正如他不久前寫的《沁園春》所說：“秋菊堪餐，春蘭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許，此意徘徊。”

辛棄疾志不在詞，以餘事創作，但他所存留的詞作竟達600多首，位居兩宋詞人之最。

談及宋詞，人們多将“蘇辛”并舉為豪放派的代表，元代散曲作家貫雲石在《陽春白雪序》中便說：“蓋士嘗雲：東坡以後，便到稼軒。”

隻是，辛棄疾的豪放詞風卻并非有意學蘇東坡而來。辛棄疾的弟子範開在《稼軒詞序》中提出：“世言稼軒居士辛公之詞似東坡，非有意學坡也，自其發于所蓄者言之，則不能不坡若也。坡公嘗自言與其弟子由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且以為得于談笑之間而非勉強之所為。公之詞亦然；苟不得之于嬉笑，則得之于行樂；不得之于行樂，則得之于醉墨淋漓之際。揮毫未竟而客争藏去。或閑中書石，興來寫地，亦或微吟而不錄，漫錄而焚稿，以故多散逸。是亦未嘗有作文之意，其于坡也，是以似之。”

豪邁不拘的性情使然，風格為物，固然不是能夠刻意學來。然而，正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謂“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蘇辛二人在不羁的性情中也自有分别。其中差異從兩個段子或可一窺。衆所周知，東坡晚年有個天涯相伴的侍妾朝雲，有次他飯後散步，拍着肚皮問左右：“你們說說看，此中所裝何物？”兩個婢女分别回答“都是文章”“滿腹智慧”，唯有朝雲回答“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東坡這才捧腹大笑，以為知己。辛棄疾也有一個關于侍妾的段子。宋人筆記記載，辛棄疾在上饒時，妻子生病，叫來醫生号脈。當時一個吹笛子的侍女整整正在旁邊，辛棄疾指着她對醫生說：“老妻病安，以此人為贈。”沒過幾天，妻子病愈，辛棄疾果然踐約，将侍女送給醫者。不僅如此，辛棄疾後來還将此事寫入詞作《好事近》：“醫者索酬勞，那得許多錢物？隻有一個整整，也盒盤盛得。下官歌舞轉凄惶，剩得幾枝笛。觀着這般火色，告媽媽将息。”

然而，同是遭貶斥，蘇辛二人自持懷抱、托意甚高的境界卻差可比拟。其中仿佛，也可通過兩人的兩首詞作得以比照。蘇轼在被貶黃州之後，曾作詞《蔔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缥缈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以孤鴻自喻，托物寄慨。而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同樣是一首英雄失志之作：“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衆裡尋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後人以“以詩為詞”評論蘇東坡，以“以文為詞”評價辛棄疾。因為到了辛棄疾那裡，詞的語言，無所不包，縱橫捭阖，猶如作文。葉嘉瑩分析辛詞，以其長調中内心盤旋激蕩下的“盤旋”“激蕩”的藝術美，以及諸如“人言此地，夜深長見，鬥牛光焰”此類句讀雖斷、語氣不斷的句法為其特色。而辛詞的盤旋郁結之姿，在于其“雖然一方面以其英雄豪傑的志意與理念突破了詞之内容意境的傳統，另一方面更以其英雄豪傑的膽識與手段突破了詞之寫作藝術的傳統，可是就其詞之本質言之，卻仍能保有詞之曲折含蘊的一種特美。”

鄉居帶湖、鉛山時，常有朋友來拜訪辛棄疾，一起暢談宴作。嶽飛的孫子嶽珂曾在書中記錄過當時的情景：“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顧問座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

歡宴有之，然而辛棄疾心中最關切的依然是報國一戰，别忘了，他可是被同輩友朋稱為偉人，比作周瑜和謝安的人。當辛棄疾晚年再度得蒙皇帝召見時，已經八十歲的詩人陸遊特别寫詩為其送行，詩中便為其感歎：“大材小用古所歎，管仲蕭何實流亞。”鄉居期間，辛棄疾最最盼望的便是陳亮的到訪。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當辛棄疾在鉛山的新居落成後，便在那裡接待了遠道而來的陳亮。兩人在瓢泉、鵝湖寺圍繞國事時局暢談十日，史稱“第二次鵝湖之會”。此時距離首次鵝湖之會已過去13年。

甯宗慶元六年（1200），朱熹病逝武夷山，由于卷入“慶元黨禁”，當時朱熹不少門人古舊不敢前往吊唁。辛棄疾得知消息後，不但賦詞哀悼，而且寫下祭文，到武夷山親自祭吊這位一代大儒。

（本文寫作參考《辛棄疾傳 辛稼軒年譜》，鄧廣銘著；《稼軒詞編年箋注》，鄧廣銘著；《唐宋詞通論》，吳熊和著；《唐宋詞十七講》，葉嘉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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