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舉辦的奧斯卡金像獎的頒獎禮上，由彼得·法雷裡執導、維果·莫滕森和馬赫沙拉·阿裡主演的劇情片《綠皮書》，一舉拿下第91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最佳原創劇本這三項大獎。

《綠皮書》永垂影史的佳績，自然使得作為影片聯合出品方的阿裡影業喜不自勝。在2月26日的北京超前點映現場，阿裡巴巴創始人馬雲表示，他已經三刷了這部電影，希望阿裡影業後面不僅要多引進這類影片，也要在創作上積極進行嘗試。

一部如假包換的小成本文藝片，直令有錢任性的馬雲說出“電影不應該是靠錢堆砌起來的，電影也未必一定要有一個驚天動地的故事”的感言，那它究竟好在哪兒呢？

《綠皮書》并非“政治正确”受益者

《綠皮書》由真實事件改編：上世紀60年代，黑人鋼琴家唐·謝利去種族歧視嚴重的美國南方巡演，出于安全需要，他雇了一位“解決問題能力出衆”的白人擔當司機兼保镖。至于那本綠色的、專為黑人而設、标注了不可入内的旅店和餐館名稱的旅行指南，本就是種族問題的産物。

這個“黑白”老梗擊敗《羅馬》《黑色黨徒》等實力大熱後，争議從《黑色黨徒》導演斯派克·李接受采訪時甩出的那句“每次有一個人給另一個人開車，我就會輸”（其代表作《為所應為》在1990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的評選中不敵與《綠皮書》輪廓相似的《為黛西小姐開車》）一路蔓延到無數影迷網友對金像獎評委鑒賞力的質疑，讨伐聲實難偃旗息鼓。

是的，并非所有觀衆都對《綠皮書》給出的“和解”答案感到滿意，就像并非所有評論者都認為《月光男孩》和《水形物語》是憑實力分别拿到第89屆和第90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的獎杯。批評論調之尖銳，毫不留情地将《綠皮書》在奧斯卡現場的問鼎奪魁，視作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對“政治正确”的再次屈從。

這裡的“政治正确”，意為基于對膚色、性别等敏感議題的考量，将藝術上明顯不達标的作品請上神壇，而把真正的傑作拒之門外的主觀傾向。它不僅是對電影從業者的侮辱，亦是對電影藝術本身的亵渎。可要說反“政治正确”，包攬最佳藝術指導、最佳服裝設計、最佳配樂以及最佳影片提名的《黑豹》，似乎才是那類找補傾向的體現，抵制《綠皮書》算是找錯對象了。

影評人周黎明在《階級鬥争橫掃好萊塢》一文中明确指出，LGBT群體與種族紛争的題材早已占據奧斯卡候選榜單的半壁江山，我們早該見怪不怪了。“小金人”隻是判斷電影的一種标準，甚至難說是最普世的一種，像《羅馬》（墨西哥）中那份更私人的角度與情感，一定難在以“美國故事”為背景的《綠皮書》面前取得完勝。

事實并非“這屆評審不行”，而是學院的慣性在起作用。

黑人謝利的“防守反擊”

在我看來，以公路元素、種族題旨為框架的《綠皮書》之所以能笑到最後，不僅要歸功于它對美國獨特曆史背景及現實矛盾的深挖，更在于它對美國精神不露聲色的宣揚。

在《綠皮書》中，謝利與托尼這對主仆的種族與階層被進行了倒置，具體的社會背景也被簡明扼要地交代給觀衆——在對待有色人種的問題上，美國北部相對南部更開明，囿于南方白人在種族觀念上的極端狹隘，主角越往南走，麻煩就會越多。

作為天才鋼琴家、學霸高材生、去白宮演奏的明星，謝利博士能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卻改變不了自己的膚色與種族。隻要他離開“舒适區”，現實便會給他當頭一棒——有的餐館不能進，有的旅店不能住，有的地段晚上出行都是違規，有的種族主義者随時準備對他施加暴力。

巡演團成員告訴司機托尼，謝利完全可以在紐約現世安穩地掙比巡演多三倍的鈔票，但他還是毅然決然地選擇奔赴對他來說兇險異常的同一國度的蒙昧地界。托尼的雇主不是跟錢過不去，更不是沒事找抽，答案在于那個金句——“因為光有天分是不夠的，改變人們的觀念還需要很大的勇氣。”

《綠皮書》裡實際有兩重批判，一重指向南方——如莊園主禁止謝利使用白人的衛生間，如服裝店不讓謝利試衣服，如停車途中的無聲一幕（無數黑人仍在為奴耕作）；另一重則指向北方——就像謝利對托尼強調的，他在紐約獨自出行，情況也不會有本質的不同。

謝利南下的意義，不在于勝利，而在于碰撞，在于邁出托尼所言的“第一步”。他為什麼要邁出這一步，因為正是人們的觀念決定了他舒适區的範圍。主流社會的白人是虛僞的，他們花錢請謝利彈鋼琴，隻是為了标榜自己品位高，等謝利表演完畢，他又變回确鑿的黑鬼。

這一張一弛，便決定了作為黑人的謝利的畫地為牢。

如果謝利選擇性地忽略主流觀念亟待改變的現實，他就勢必被壓抑與孤獨的現實長久包圍。謝利不會掩耳盜鈴，他是明白人，且為計深遠，隻不過他“不服就幹”的路徑不是拳腳，而是規則。就像“入鄉随俗”一詞的潛台詞一樣，規則實際上是流動的，人要争取對自己有利的規則，什麼樣的規則對自己最有利，便是自己參與制定規則。

在電影中，謝利想要增設這樣一條新規——隻要黑人能在白人的遊戲規則中勝出，他就應當獲得白人的尊重。

謝利成功了嗎？實際上并沒有。在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市——南方巡演的最後一站，謝利未被邀請者請上餐桌，隻得與托尼離席而去（當然，看上去他們是用出走維護了尊嚴）。《綠皮書》中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團圓結局，因為當謝利揭開文明面紗的一瞬，他發現上流社會的虛僞有增無減，如果他都不能改變規則，南方的黑人就更不能。

但我剛才說了，謝利這場“防守反擊”的意義在于碰撞、挑戰和開拓，不在于“強行上分”。就算“反擊”不成，人家還有“防守”在（參考南方警察與紐約警察的公路劇情對比，前者負責找茬，後者提醒安全）。

有趣的是，在上世紀60年代的曆史與戲劇的雙重叙事中，謝利的種族被美國“民意”所打壓，可在《綠皮書》裡，這個被打壓者身體力行傳導的，又是确定無疑的“美國精神”。不得不說，彼得·法雷裡和他的編劇們真的走心了。

“混球”托尼與橘生淮南

再來看意大利裔的白人司機。

托尼是在紐約平民區付房租的社會底層，夜總會看場子的工作黃了，他就隻能靠賭吃熱狗賺錢。托尼缺點不少，衛生習慣差、滿嘴髒話、意氣用事、貪小便宜、常訴諸暴力，有少許種族偏見；但除了擅長解決麻煩與周旋人際，托尼實際上還有很多我們不應忽視的優點，如愛家庭、守信用、講規矩、有正義感，尊重文化與人才。

細想之下不難發現，托尼的缺點指向的是那個流行熱詞——人設。也就是說，他的缺點均是後天可以改變的（托尼也的确被謝利改變了），其優點則更多關乎一個人本身的心性。換言之，在“人之為人”的那些部分，托尼一開始就做得很好。

托尼的模子是好的，隻是主流标準的有色眼鏡之下，他看上去像一個莽夫，一個十足的混球。在電影中，謝利有句台詞，“不要憑衣着判斷一個人”，它與《天下無賊》那句“開好車就一定是好人嗎”類似，它的實際含義是——不要憑借“任何讓一個人看上去很優秀的标準”判斷一個人。

一個社會最悲哀的一點，就是它認證體系裡的“下等人”在恪守它标榜的道德規範，而它的“精英”層，卻任意利用金錢與權力為所欲為。此節詳見台灣電影《大佛普拉斯》。

繞開這重意思，讓我們再來看看《綠皮書》的寓言有多百轉千回：

一個開明社會的閑散人等，他都能認清事理，而且有幾率越變越好；蒙昧地界的普通人，在當地未必有多壞，但當他們遇到謝利，則很可能分分鐘化身種族主義暴徒。不是這些人真的不糟糕，而是其所處環境同他們一樣糟糕，故而人的糟糕是被默許乃至認可的。進一步梳理，正是這樣的環境将人變糟糕的，糟糕到再也分不清何為光榮何為恥辱（謝利憑特權将自己與托尼從監獄裡撈出來，托尼以為榮，謝利則以為恥）。

文明與野蠻，繁榮與荒蕪，起于觀念，終于制度。

說到底，白人司機仍是“更好的制度”的受益者，即便他隻是他的社會裡看上去并不那麼優秀的一類。《綠皮書》留給觀衆的思考，不止是紐約或伯明翰的二元選項，還是美國文化的核心價值。

作者：魯舒天，90後，金牛座，秦朔朋友圈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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