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我國的第一個朝代，但也是最具神秘感的朝代。即使是《史記·夏本紀》對于夏朝400年的記載，也不過區區4000餘字，平均到每個紀年也就10個字。

更棘手的問題在于，我們至今還沒有找到夏朝的文字，正是由于種種資料的缺失，導緻了夏史的語焉不詳，甚至有明顯的不合理之處，比如夏朝君主的平均在位時間超長等問題。

按照史書的記載，夏朝的前身是有崇氏部落，在上古大洪水威脅人類生存之際，有崇氏部落首領鲧受部落聯盟推舉治水，但未能成功。鲧死後，其子禹改堵為疏，耗時13年，最終告成功于天下。

而禹正是在統一調配各部落人财物參與治水的過程中，建立了對各部落的控制力和絕對的權威，最終成為了夏王朝的奠基人，家天下的實際開創者。

從考古學的維度講，夏朝的建立是龍山時代晚期向二裡頭過渡階段，在龍山時代晚期，中華大地文明的起源猶如滿天星鬥，陝西的石峁，山西的陶寺，山東的兩城鎮，整個黃河中下遊地區都是超大型的聚落城址，這也印證了當時的天下的确是部落聯盟的時代。

但據第二次文物普查聚落材料研究表明，新石器時代的龍山文化向夏早期演進的公元前1900年左右，黃河中下遊地區的聚落總數從1600多個驟降至不足200個，大型遺址聚落的總面積從218平方公裡驟降至47平方公裡，毀棄的城址發現了被水沖毀的痕迹。晉南、魯西這些傳統大型聚落區域的遺址數量，更是出現斷崖式下滑。

山東龍山文化遺迹的考古發掘顯示，在龍山文化結束時，原本已經具備生産黑陶等高超制陶工藝的這一地區，出土的陶器突然變得“粗制濫造”，工藝低下。

這一考古發現表明，龍山文化的結束是伴随着一場大災難的，這場災難不僅沖毀了上古時期各部落苦心積累的人口、技藝、财富，也讓天下格局重新來了一次洗牌。

就在黃河中下遊地區衆多龍山文化聚落被毀滅的同時，以陝西石峁古城為中心的黃土高原一帶和以額濟納河為中心的青海甘肅一帶的龍山文化城址卻并未受到影響，反而延續到了公元前1400年前後，這也是僅存的2處未受影響的龍山時代延續下來的遺址。

這至少說明了2點：1、這場大災難正是上古傳說中的大洪水，這預示着大禹治水最終并沒有成功；2、石峁和額濟納河因為地勢較高，又靠近牧區，避免了洪水的侵襲，因而幸存。

就在災害導緻華夏大地人口銳減、社會倒退之際，有一個考古學區域卻走向了興盛。

以公元前1900年左右為界限，在此之前的豫中從未有過大規模聚落城址，最大的瓦店遺址總面積不過區區1.1平方公裡，且文明程度偏低。而在大災難之後，豫中的聚落突然興盛，考古發現，僅洛陽盆地的聚落總面積就超過了20平方公裡，貴族墓葬中也開始出現玉石銅器等象征财富的陪葬品，甚至發現了玉璋等禮器。

這種變化表明，大災難過後，各地的部落、人口開始向豫中一帶重新聚居。不僅如此，在豫中興盛之後，晉南、魯西的考古中，發現了明顯的“豫中痕迹”，各地陶器形制工藝偏向雷同，終結了在龍山文化時代各地制陶工藝、形制的互異情況。

換言之，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大災難之後，豫中不僅成為了新文明的中心區域，并且還将影響力投射到了周邊區域，這種文明形态不正是王朝建立的标志嗎？

有趣的是，上述考古發現對應的時間和空間不是大禹治水後建立的夏朝，反而是少康中興的夏朝。不過，上述考古發現，很難将其解釋為夏朝的複興，因為這種全新的統治模式已經徹底改變了過去滿天星鬥的文明形态，華夏的文明出現了一個中心點（二裡頭一帶），更像是從部落過渡到王朝時期，即屬于夏朝的建立。

所以，大禹治水或許并未取得最終的成功，而大禹治下的華夏政治形态，依然沒有脫離堯舜時期的部落聯盟共主模式。直到公元前1900年前後大災難發生，豫中地區才崛起了一個人口占絕對優勢并向四周輻射的新模式，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王朝。可見，夏朝的建立者是另有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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