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碩士申請難度排名?■記者 陳彬近年來，基礎研究的地位在高校中日益凸顯然而，相關學科的學科屬性，決定了它必須耐得住寂寞，甘于在一條漫長的道路上孤獨求索對于那些剛剛進入基礎研究領域的年輕科研人員來說，當前的科研環境是否能夠讓他們靜下心來“坐冷闆凳”？初涉其中的他們，又面臨着怎樣的選擇與苦惱？，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大學碩士申請難度排名?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大學碩士申請難度排名

■記者 陳彬

近年來，基礎研究的地位在高校中日益凸顯。然而，相關學科的學科屬性，決定了它必須耐得住寂寞，甘于在一條漫長的道路上孤獨求索。對于那些剛剛進入基礎研究領域的年輕科研人員來說，當前的科研環境是否能夠讓他們靜下心來“坐冷闆凳”？初涉其中的他們，又面臨着怎樣的選擇與苦惱？

不久前，國内某高校數學系講師李萌在自己的“知乎”主頁收到一條信息，邀請他回答一個關于“目前高校做基礎科研的年輕老師過得怎麼樣”的問題。作為“知乎”資深用戶，李萌平時答題無數，但對于這個問題，他思考再三後，還是決定拒絕。

“一言難盡。”交談中，李萌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說出了這四個字。

此前，一份針對我國高層次人才的科研峰值年齡及影響因素的分析出爐，其中最引人關注的一組數字是——我國高層次人才的平均科研峰值年齡約為 46歲。

将之“細化”到基礎研究領域，此時，1985年出生的李萌距離自己的“科研巅峰”還有10年，而我國首批“80後”科研人員則已經到了開始要沖刺“巅峰”的時候。

近年來，我國對于基礎研究，尤其是高校基礎研究工作日益重視。更是在今年兩院院士大會和中國科協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要發揮基礎研究深厚、學科交叉融合的優勢，成為基礎研究的主力軍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軍。對于李萌等在高校從事基礎研究的年輕人來說，顯然責任更加重大。

然而，一邊是初涉科研時的“一言難盡”，另一邊則是“巅峰期”轉瞬而來的時不我待。從事基礎研究的他們，正在面對“平台還是生活”“科研還是教學”“融合還是‘單飛”’等諸多選擇和苦惱。

生存：要平台還是要生活

2019年，徐渭博士畢業，來到南方某地質類院校任職講師。多年前，當他還是一名博士生時，就曾和《中國科學報》記者聊起過自己的生活。那時因為擔心畢業、論文等問題，徐渭晚上時常睡不着覺。再次見面，當問及現在是不是睡得好點了，他笑着點了點頭。

“現在肯定好多了，至少沒有臨近畢業時那麼大的壓力了。”然而話鋒一轉，徐渭又說，“那時的壓力雖然大，但相對比較單純，現在雖然沒有畢業壓力了，但生活方面的壓力卻變得更大了……”

就在徐渭成為高校教師的同一年，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周建中發表了一篇關于我國基礎研究領域科研人員職業發展狀況的論文。研究中，周建中針對博士畢業7年以内及7年以上的基礎研究領域科研人員進行了交叉分析。結果表明，在課題申請方面，博士畢業7年以内科研人員選擇壓力大的比例達76.6%，認為壓力比較小的比例僅為4.1%；在住房方面，有50.6%的博士畢業7年以内科研人員認為壓力大，這一比例在博士畢業7年以上的科研人員群體中為26.7%；在照顧孩子方面，博士畢業7年以内的壓力大的比例為62.6%，認為壓力比較小的隻有12.9%。

交談中，徐渭說對自己目前的生活狀态還算知足——單身一人，住在學校分配的宿舍，身處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并不高，生活成本相應較低……

“這其實是一道擺在所有年輕科研人員面前的選擇題——你究竟是要平台還是要生活？”徐渭畢業于北京某知名高校，師從業内名師。他很能體會到科研平台的優勢，而自己在如今的城市和學校，雖然生活壓力比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小得多，但科研環境卻是天差地别。

“在地方高校，想拿科研項目是很難的。所以，生活壓力小伴随着科研平台低，反之亦然，看你如何選擇。”徐渭說。

盡管如此，如果将來涉及到買房的問題，徐渭說自己目前的工資可能絕大部分還是要交給銀行。

不同于徐渭，在面對這道題目時，李萌經過幾番思考，最終決定還是留在北京，這也導緻他直到現在還幾乎是一個“月光族”。

“如果說這是一道選擇題的話，對于基礎研究領域的年輕教師而言，這道題要更加難做一點。”李萌說，原因很簡單——基礎研究往往需要不受外界幹擾地長期進行，沒有那麼多橫向課題，拿到的當然也就是最簡單、最“幹淨”的那點兒工資。此時，究竟是為了自己的學術生涯而承擔更多的生活壓力，還是為了規避壓力而“逃離北上廣”，有時的确很難抉擇。

“科研人員，尤其是基礎研究領域的科研人員，在其職業生涯早期，對于科研之外的一些因素，如照顧孩子、住房問題等壓力要明顯高于職業生涯中後期的科研人員。”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周建中表示，特别是在照顧孩子的壓力方面，職業生涯早期的男性科研人員的壓力比例超過了女性。究其原因，可能與我國新一代家庭關系中，男性也需要更多地參與到照顧孩子的過程當中，而一般其照顧孩子的經驗和能力又相對較差有關，這與我們通常的認知不太一樣。

“學術和生活之間的這道選擇題，很多年輕科研人員都會遇到，但在不同領域也有着不同特點。這是一個老話題，卻并不是我們可以忽略它的理由。”周建中說。

指标：搞科研還是搞教學

對于基礎研究領域的年輕科研人員來說，需要面對的“選擇題”絕不僅僅隻有一道。

徐渭入職的高校并不在自己的家鄉。作為一個“外鄉人”，初來乍到的徐渭隻能從頭開始申請課題，打開自己的科研局面。然而在這一過程中，他卻發現很多和自己年齡相仿的高校教師有着不同的選擇。

“很多畢業的博士甚至是博士後來到高校後，他們的心思已經不在科研上了。”徐渭所在的學校針對他的研究領域設置有兩個機構，一個是偏重于教學的崗位，另一個是偏重于科研的崗位。以前，在博士階段已經有了一定科研經曆，但教學經驗幾乎為零的年輕老師都願意先從事科研工作。然而，近些年這些老師卻紛紛開始到學院上課、帶學生。

徐渭也曾問過一些老教師，這樣的現象從什麼時候開始，得到的答案是2018年前後。是時，我國剛剛提出在科研領域要破“五唯”。

“首先說明，我是堅決擁護破‘五唯’的。但問題是當‘五唯’被破後，新的标準是什麼樣，這點我們并不知道。”徐渭在和同事聊天時，也曾聽到有人半開玩笑地抱怨：“現在‘五唯’破了，不看項目，不看文章……那看啥？看關系嗎？”

在采訪過程中，評價标準的缺失成為很多基礎研究領域年輕學者面臨的最大困惑，也正因為如此，從事基礎研究的青年科研人才的積極性受到了影響。

“因為相對于應用研究，基礎研究的成果産出更依賴以論文的形式呈現，換句話說，此前完全以論文判斷科研人員的工作成績固然不對，但當一些高校在破‘五唯’的大背景下走向另一個極端——完全不看論文時，從事基礎研究的學者的科研價值又該如何體現？”李萌坦言，自己十分理解那些科研積極性不高的青年科研人員。“項目獎勵被取消了，文章獎勵被取消了，受研究方向局限，我們也沒有什麼橫向課題可拿……如果搞科研隻能拿到工資，那還不如去給學生上課呢，至少還能拿一些課時費。”

這一現象在某些重點院校以及行業領軍院校中表現得或許并不明顯，“畢竟它們有着很好的科研平台以及濃厚的科研氛圍”。徐渭說，但對于那些原本科研平台就比較低、科研能力也相對較弱的地方高校而言，影響是巨大的。“在這種環境下，如果年輕人發論文的這條路再被‘摁死’了，我們還能做什麼？”

采訪中有學者表示，這其實也是目前某些地方高校破“五唯”難以落地，在人才評價中依然看文章數量、“帽子”等定量化指标的重要原因——既不想被“摁死”，也找不到更好的評價标準。

考核：依行政還是依學術

實際上，破“五唯”并不意味着不看論文，而是要更關注論文的質量。在這方面，很多學校也開始了一些探索，但其間依然有些問題尚待破解。

1984年出生的劉健儀是西部某行業類高校的數學老師。他所在的學校對教師的考核實行的便是代表作制度——每人選出五篇代表作，将其作為教師學術成績考核的依據。

對于這一制度，劉健儀一方面很贊同，一方面也有着諸多無奈。

“每個老師研究的領域不同，你如何區分這篇文章就比那篇文章質量高？在這個問題上，學校管理部門選來選去，最終還是将文章所發期刊的影響因子作為考核論文質量的重要依據。”劉健儀說，然而這一做法對于數學這樣的學科而言是很不公平的。

“簡單舉例，生物和數學這兩門學科的專業類期刊，前者的影響因子要普遍高于後者。”劉健儀說，這背後的原因十分簡單——從事生物學研究的人要比從事數學研究的人多很多，寫文章也就相應更多，于是期刊的引用率就會更高，影響因子當然也就更高。

類似的現象還出現在專業期刊與綜合類期刊之間——數學領域内的專業期刊由于門檻高、受衆面窄，其影響因子遠沒有那些受衆面更大的綜合類期刊高。盡管業内人士都明白，前者的“含金量”要高于後者，但這樣的“含金量”并不能在影響因子中體現出來。

“我不敢說一定有比現行考核标準更适合的标準，隻是覺得這種考核沒有很好地促進數學學科的良性發展。”劉健儀解釋說，因為有些人可以鑽空子，比如隻投那些影響因子很高，但并沒有相應水平的綜合類期刊，由此較快速地達到評職稱的條件，而這對于那些真正鑽研科研難題，并立志在頂級期刊發表科研成果的老師來說，顯得并不公平。

受訪時，東北大學理學院副院長于永亮向《中國科學報》表示，這種現象在他所從事的化學領域也同樣存在。

“引用率高的雜志或文章不見得其本身就更加優秀，因為決定一篇文章引用率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學科領域、熱點事件等等。”于永亮說，這是一個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現在的問題是，鑒于成本考慮，我們不可能要求一個學校的管理部門針對每個具體學科細分領域，都制定一套相對應的考核評價辦法。“目前，也隻有少數機構在評判相關人才時，會采用專業的小同行的形式。”

也就是說，當高校的科研考核與評價還是由管理部門負責時，這便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對此，周建中也表示，當前國家層面相對“大一統”的政策措施與高校中千差萬别的學科門類之間的反差，給管理部門帶來很大壓力。“統一的管理模式自然有其問題，但如果要求這些部門分門别類地制定不同政策，又不太現實。在這方面，我們還缺乏一個十分合适的解決方案。”

學科：要融合還是要“單飛”

劉健儀所在的高校在學科上以應用型學科為主，數學學科相對弱勢。為了發展數學學科，校方也想了不少辦法，其中之一便是倡導數學學科與其他學科融合發展。

然而，每當聽到有人在各種場合倡導數學學科的老師要與其他學科結合時，劉健儀心中總會産生一種不快：“我為什麼要和你們結合？”

作為年輕老師，劉健儀當然不會不明白融合發展、交叉學科這類的“大道理”，然而具體到自身的處境，他并不覺得自己現在有“資格”去和别的學科談融合。

“數學學科與其他學科融合成功的案例當然有很多，但那些老師幾乎都在本領域内已經有一定的成果和建樹，此時再根據自身興趣與其他學科進行合作，進而發展出新成果乃至新的學科分支。”然而，在劉健儀看來，目前學校似乎并沒有考慮到數學學科自身的特點，導緻他們在與其他學科結合的過程中，更多的是充當一個“工具提供者”的角色。

“說得再直白一些，就是其他學科進行科研的過程中，感覺缺乏某種數學或計算工具，于是和數學專業的老師進行一次‘結合’。在這個過程中，數學并沒有任何的自主性，隻是被動地提供一些工具性和理論性支持，甚至還會反過來破壞數學學科本身的自主發展。”劉健儀說，這幾乎可以算是自己目前在研究領域面臨的一個最大的苦惱。

同為數學老師，李萌也曾聽說他周圍發生過類似事件——有老師滿心歡喜地與其他學科尋求“融合”，最終卻發現自己隻能完全适應其他學科的發展要求。他坦言，這種事情最容易發生在基礎研究領域的青年教師身上——基礎研究本身目的性沒有應用學科那樣強，年輕老師更是在相關研究領域缺乏足夠的科研資本，更容易被當作“工具人”。

“這一現象的本質其實就是一個主導性的問題，而在幾乎所有的基礎研究中，這種現象都是存在的。”于永亮将這種學科融合模式稱為“低水平融合”。在這種模式下，基礎研究往往在為應用研究提供某個基礎理論後，便被束之高閣了。“正因為如此，基礎學科在與其他學科謀求合作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你到底要發展什麼、到底要在什麼方向上取得突破，這是非常重要的。” 于永亮說。

然而，在當前學科融合已成大勢的當下，那些從事基礎研究的年輕科研人員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這份冷靜呢？

團隊：想溝通還是想獨立

雖然所處高校和學科均不相同，但李萌和徐渭還是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在2018年前後進入高校的。那段時間正是國内高校“雙一流”建設如火如荼之時，很多高校為此引進了大量青年教師和科研人員。也正是伴随着青年人的大量進入，年輕人與“老教師”之間的觀念差異也變得越加明顯。

交談中，徐渭坦言自己和周圍的年輕同事在很多觀念上與老一代教師有着很大的差别。“舉個例子，老教師在科研上的理念是要多拿項目，在他們的眼中，似乎給學校或學院拿下多少錢的項目是最重要的；而站在年輕人的角度，我們卻覺得科研應該更多地出原創性成果，這就是兩代人之間的差異。”

采訪中記者發現，年輕科研人員與年長科研人員之間觀念存在差異是目前高校的一個普遍現象，在個别學校，這種代際差異甚至已經轉變為代際隔閡。事實上，李萌便直言自己很難和一些老教師溝通，甚至有時會刻意和他們保持一定距離。

然而，這樣的“獨立”顯然既不利于學科整體發展，也并不現實。畢竟學院和科研團隊的帶頭人幾乎都是“老教師”，在當前垂直化的管理體系下，年輕科研人員的科研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前者的管理和制約，也正因如此，這樣的矛盾變得更加突出。

根據李萌的觀察，周圍新入職的青年科研人員中，很多人還是靠與自己的博士生導師交流，以及此前博士生階段積累的科研素材和科研想法開展工作。在他看來，這與一個科研機構中，不同年齡層教師之間缺少溝通是有很大關系的。

對此，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對《中國科學報》直言，科研團隊中的代際差異問題早已存在，這一問題看似不起眼，其實需要我們認真對待。

“在目前國内高校，很多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科研人員，其科研理念已經跟不上時代，這聽起來很殘酷，卻是一個必須正視的現象。而‘70後’和‘80後’科研人員的受教育期是在改革開放後，他們所受到的教育要相對完整和國際化，這使得其科研理念更加現代化，同時也具有更加明顯的國際化傾向。”然而在另一方面，該學者表示，受“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影響，目前高校行政機構的領導和帶頭人又大多是“功成名就”的年長一輩，他們的理念與年輕學者的理念是有着激烈沖突的。

至于解決之道，該學者表示，高校應有意識地強化青年科研人員的獨立性，使他們能夠相對獨立地從事一些科學研究。“這方面，國家其實已經在做一些體制方面的改革，比如允許青年科研人員帶學生，組建自己的團隊。”他說，“特别是在一些國内頂尖院校，通過一些制度減少青年科研人員受到不必要的幹擾，這是完全必要的。”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部分采訪對象為化名）

來源： 《中國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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