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國際象棋，其實國際象棋在三種象棋之中最接近印度原産之「恰蘭圖卡」。「恰蘭圖卡」由印度經阿拉伯人帶入伊斯蘭世界，随着伊斯蘭教在公元七、八世紀的全球大擴張，國際象棋由中東傳入北非，再由北非經直布羅陀海峽帶到西班牙，大約在十一、二世紀傳入英格蘭及歐洲。

歐洲人沒有像中東人一樣大規模改動原來的棋盤、棋子和走法，隻是稍微改了些規則和改了棋子的名稱和形狀。例如把大維齊爾（阿拉伯語中的宰相）改為王後；「象兵」改為「主教」；「戰車」改為「城堡」。

除了加入「主教」一類名稱和把棋子中伊斯蘭色彩濃厚的名稱去除掉之外，歐洲人并未在原有基礎上作重大改變，某程度上顯示歐洲人和中東人在戰略思維上的相似之處。

而國際象棋不少的步法、棋規和特點亦反映西方人的性格和戰争模式。首先，就宏觀而言，國際象棋之棋子最強，亦無分專門守勢或攻擊之棋子，進可攻，退可守（相較中國象棋、日本将棋或沙特蘭茲，國際象棋并沒有主守的棋子，如中國象棋有楚河漢界，相（象）不能過河；士（仕）、将（帥）不能出九宮格；而日本将棋之金、銀将隻可走很細範圍，可謂太弱，中東棋類之宰相和象亦太弱，适合防守多于進攻）

規則的改變，可見中世紀末期西歐社會充滿活力，富進取心，比起同期的中國、日本和中東諸民族富進取精神。

而微觀而言，每步規則亦可反映西方戰争特色，最顯著體現在「騎士」這棋子上。在三種棋類（中國、日本、歐洲）中，國際象棋之「騎士」實力最強，日本将棋中的「桂馬」隻可向前，不可橫走和向後，達底線後必須變「金将」，否則失去功用；中國象棋之「馬」有蹩馬腳，可見西方中世紀戰争主力是騎兵。

國際象棋中之騎士也是唯一一隻棋能在開局不移動兵前，跨過兵移動，此外無任何可跨過别的棋子的棋子，故 knight 的威力很大。西歐盛行的重裝騎兵，是戰場的主角，在戰場上橫沖直撞，可撞散由農奴組成之步兵陣，亦有機動性，隻是西歐沒創造如中國拐子馬之專克制騎兵之兵器（除長弓外），陣形加上歐洲地型适合騎兵施展，故chess中的knight 威力比其他棋類之同等屬性棋子強。（而源自中東的沙特蘭茲亦一樣，反映中東遊牧民族亦以騎兵或駱駝騎兵為主力）。

而國際象棋中有「主教 bishop」一棋，是所有棋類唯一有宗教角色之棋種。中世紀歐洲人有帶修士上戰場的習慣，以起振奮士氣之用。而且有不少主教亦為将領，指揮軍隊作戰。「城堡」代表 Castle 或攻城武器，可守着或進攻某座城堡，但 Chess 中沒有中國象棋之「炮」可隔山打牛，反而多屬短兵相接，反映中世紀時歐洲人不流行遠距離兵器如火炮或弓箭等。「兵」在 Chess 中為斜格相食，不似中、日之棋為上前吃掉敵棋，故可用于布陣，環環相扣，兵之作用亦高于中、日之棋，可見歐洲人反騎兵戰術在于重新運用「步兵或矛兵方陣」，合乎歐洲戰争史發展。

國際象棋之「國王」 King 力量遠比中國象棋之将（帥）大，可見中世紀（尤其是早期）之國王角色是大領主，騎士之首。講究騎士精神之尚武，典型例子如獅心王理查（Lion Heart the Richard），親率部隊上聖地參加第三次十字軍。歐洲中世紀之貴族培養着重勇猛，多好狩獵（Hunting）和馬上比武（Tournament），國王多配上盔甲、戰馬上陣殺敵，國王起了身先士卒，激勵士氣的角色和中國的主帥作布陣、統籌、參謀等角色大不相同。因為中國軍隊人數衆多，一切陣法、移動均需依主帥命令。主帥一死，群龍無首，陣法大亂，容易潰敗。

而在國際象棋中，兵到達底線後可變除國王外任何一子。因中世紀歐洲封建時代，階級森嚴，除入教會外，低層向上爬隻有參軍立戰功。歐洲每支軍隊（包括國王親兵、諸侯軍隊，騎士團等）人數甚少，如勇敢殺敵，尤其是在十字軍奉教會之召讨伐異教徒或異端，即有機會升級為軍官甚至騎士。騎士可被封爵并并有領地，又有自己武裝，可成一方之霸。如積蓄實力，得到國王信任或教會的祝福，甚至可晉升伯爵，甚至公爵，成為大領主、貴族（例如中世紀早期諾曼人首領羅貝爾被封為諾曼底公爵，透過戰争、聯姻成為西歐顯赫勢力）。

最後國際象棋較多情況出現判和，如 King 雖沒被 Check 但亦無步可走，任何情況都無法将死對方（稱為 Stalemate，中文譯為欠行），或三次重複同一局面 ，或重複五十回合無棋被吃，亦無兵移動過 ，或雙方協議議和，反映出西歐講究平衡，不希望一方獨大，分出勝負，很多是權力鬥争以雙方平手告終（尤其體現在英國），戰争往往出現不分勝負的平局。

在政治上，國王、貴族、教會和市民也出現平局。反之，中國象棋隻有「長跟」，或長捉而雙方不變會判和，從中可見中國人「一山不能藏二虎」、「成王敗寇」等一定要分出勝負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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