樞密使一職，源于唐代宗永泰年中所設置的“掌樞密”之職，當時是有宦官擔任，而且沒有公署，唐憲宗時期開始改為樞密使，但仍然是由宦官擔任，并出現了樞密院這個機構。

唐滅亡前夕，唐僖宗、唐昭宗二朝，宦官橫行，“楊複恭、西門季元欲奪宰相權，乃于堂狀後貼黃，指揮公事，宰相挽首聽命，權勢無有其匹。”朱溫為了誅滅宦官，用心腹蔣玄晖為樞密使，監視朝廷，參與朝政。不久之後，朱溫急于篡唐，怒蔣玄晖辦事不利，誣其與何太後私通，捕殺之，遂罷樞密使。、

後梁建國後，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崇政院初置崇政院使1人，判官1人，自後，不置判官，另置副使1人。

後唐建國時即複置樞密院，及滅後梁，廢崇政院，從此，樞密院之名不再更改，後晉雖曾一度廢置，但“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于故事，每欲複之”，旋又恢複。

後唐明宗以安重誨為樞密使，四方奏事皆令其讀之，由于安重海不曉文義，乃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學土馮道、趙鳳充其任，“蓋樞密院職事官也”，且規定:“今後如有改轉，仍隻于翰林學土内選任。”

另據《文獻通考》卷58《職官考一二》載：五代時期樞密院還置有參知樞密院事、樞密院都承旨、副承旨等職，後兩種職務以諸衛将軍擔任。又置樞密主事若千員。銀台司亦為樞密院所屬機構，掌封駁，“下寺監皆行劄子，寺監具申狀，雖三司，亦言上”。

至此，樞密院機構日趨完善和固定化。然而作為樞密院辦公機構的樞密廳署始置于何時，因史載阙如，尚難确定。

據《舊五代史•王峻傳》所載，後周立國不久，樞密使“（王）峻于樞密院直廳事，極其華侈”，太祖郭威問道：“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

照此來看，樞密院至遲在後周初期就已設有廳署，而且規模不小。伴随樞密院機構的定型，樞密院在應對和處理軍國大事的活動中，逐漸發展成為當時國家權力機構中的最高機關。

---

樞密使權力的演變

對于樞密使權力在五代及後世的演變情況，宋人歐用修曾經有如下概括和評價:

“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官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始用于外也。至崇韬、重誨為之，始複唐樞密之名，然權重于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結合其他史料，上述說法可以從兩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後梁時的崇政院尚未形成最高決策機關，直至後唐的樞密院才具備這種特征。後梁崇政院職能是“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始用于外也”，可見，崇政院在後梁初期仍為内朝機構，尚不具備直接對外行事的權利，實際上起着銜接内朝與外出的橋梁作用。但是由于崇政院使多系皇帝潛龍時的元從，深得皇帝信賴，較之其他臣僚更接近皇帝，故而在國家政治活動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後梁時的敬翔和李振均為宣武軍幕僚，他們在後梁太祖和末帝時的政治作為，即是明證。

後唐時期，随着樞密使權力的膨脹，樞密院最終走向外朝，并稱為決策軍政大事的最高機關。史載“至後唐複至樞密院，郭崇韬、安重誨相繼領其事，皆腹心大臣，則是宰相之外複有宰相，三省之外複有一省矣。”而且樞密使“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拟堂貼也”。樞密院由此完成從内職至外職的蛻變，并一舉躍升為中央決策機關。

其次，樞密使權力在後唐時期發展至頂峰，大肆侵蝕宰相之權，最終超邁宰相，成為首屈一指的權臣。後唐莊宗時，以幕僚中門使郭崇韬、宦官監軍使張居翰并為樞密使，兼用幕僚宦官。宦官張居翰畏憚郭崇韬，不敢幹預政事，當時“邦家之務皆出于郭崇韬。居翰自以羁旅乘時，擢居重地，每于宣授，不敢有所是非，承顔免過而已”。後唐明宗李嗣源繼位後，張居翰告老還鄉，诏許之。自此樞密使再無宦官擔任的情況。而明宗所任樞密使，又是他的中門使安重誨。後唐時期以武臣為樞密使，直接後果就是導緻樞密使“權重将相”現象的出現。

郭崇韬任樞密使，敢于任事，是甚有識見的人物，宰相豆盧革、韋說挽首聽命，恭謹備至。而樞密使自郭崇韬以後，往往位極人臣，權傾中外，故而才有“樞密使任事，丞相充位而已”的說法。

此後，任樞密使的安重誨雖然不學無術，目不識書，而宰相馮道、趙鳳卻都要仰起鼻息，聽其頤指氣使。他可以憑一時怒氣任意處斬“誤沖其前導”的殿直馬延，矯诏冤殺宰相任圜，甚至指使河中鎮将楊彥溫發動兵變，逐走明宗養子、河中節度使李從珂，然後殺楊彥溫滅口。

至于後晉桑維翰為樞密使，政事堂為拱手而已。

後漢郭威任樞密使兼平章事，出師平叛，途徑洛陽，西京留守府加同平章事王守恩，貪庸昏暴，為禍一方，曆仕後唐、後晉、後漢，自恃位兼将相，坐着轎子前去迎接。郭威因其不恭大怒，辭而不見。王守恩還在外面等候，郭威已派白文珂代他任西京留守。

郭威此舉，雖然出了貪暴，但行功确實專橫跋扈，後漢朝廷不敢非議，隻能于以認可。随後，郭成帶樞密使銜出鎮邺都，手握強兵，以外制内，遙控朝廷，權勢無匹，及至起兵邺都四方響應，滅亡後漢，不過揮手之勞。其權勢豈止是宰相所能比拟?

而正如趙雨樂教授所說的：“後唐樞密使比較後梁崇政使，最不同之處在于不單做帝王元從之咨詢顧問，而是在其職責範圍内具有實質之政治力量，能夠專行于外，任重于宰相。”

---

樞密使為何位高權重

五代樞密使權力之重和地位之高遠遠超過宰相。清人趙翼在《廿二史劄記》卷22《五代樞密使之權最重》中即雲:

“敬翔、李振為（崇政）使，凡承上之言，皆宣之宰相，宰相有非見時而事當上決者，則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複宣而出之，然是時，止參謀于中，尚未專行事于外。至後唐，複樞密使之名。郭崇韬、安重誨等為使，樞密之任，重于宰相。宰相自此失職。”

這種局面的出現與樞密使對宰相之權的侵蝕密不可分。樞密使權力高度集中，具體表現于對軍權的獨擅、人事權的掌控、财權的過問和台谏的影響等方面。

從軍權看，凡軍事事務，樞密使都有權過問，而且有權調動中央禁軍和方鎮之兵。唐僖宗、唐昭宗在位時，樞密院職權就已體現在兵防邊備、内外衛戍等軍務方面，此後兵革不休，其職掌範圍也日益以軍務為主。 五代時期，樞密使軍權之重更見突出，因而時人稱之為“執政“或"将”。

從人事權來看，樞密使獨攬人事大權，薦引人物，随意創設機構，甚至易相置将都已成為常事。

從财權看，樞密使不但有權過問财政，而且直接掌管錢谷、凡領取庫物必須關由樞密院及三司。

從對台谏的控制來看。三省以及禦史台乃至司法權已經盡在樞密使掌握之中，谏官的任免也往往服從于樞密使的意志，被譽為天子耳目的谏官已淪陷為樞密使禦用的工具。

---

樞密使與皇權、相權的相互制約

五代十國樞密使的基本情況大體如上所述，從總體上來看樞密使與樞密院之設，是當時極為普遍的現象，而且均有分割宰相權力的事實和目的，相較于唐朝，樞密使在五代十國時期權力空前加大。

但是值的探讨的是，伴随着樞密使權力的急劇擴張，起初為鉗制宰相權力以便加強皇權的這種制度設計，在五代十國時期對于君主專制意志的實現究竟起了什麼作用？

又對後世中央集權機構及其運作帶來了何種變化？

第一個方面來說，毋庸置疑，樞密使設置的初衷是為了加強皇權的專制。

漢代以來，皇權與相權的鬥争，總是皇帝以近侍内朝之臣排除外朝公府之臣，如大司馬、尚書台等慢慢取相權而代之，昔日尊貴無匹的三公，變為有徒有虛名的元老，冗食而已。

唐行三省制，權歸中書門下。而安史之亂後，宦官專權，奴視朝廷，宰相受制閹寺，殒身族滅者多矣。可是内宦不論權力多大都畢竟無法在法制上取代宰相。

直到五代十國的後唐時期，樞密院開始成為決策機構，樞密使成為超級宰相，對軍國大政的幹預越來越強。

盡管五代各朝有一些樞密使被殺、被貶，但樞密使之權并未因此削弱，反而日漸加重。其權力不僅淩駕于宰相之上，甚至淩蔑皇權，觊觎皇位。

樞密使安重誨更易磁州刺史康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康福不願意前往，明宗即令安重誨為其改置，重海認為“成命以行，難以複改”，明宗不得已，隻好對康福說:“重誨不肯，非聯意也。”

後唐樞密使朱弘昭、馮費，乘明宗患病之機，“殺秦王而立憨帝”，明宗亦無可奈何。

至于後漢樞密使郭威、後周樞密使王峻，也都屢有欺淩皇權的表現，而且其中郭威最終篡後漢以自立。因此，五代樞密使并未成為皇權專制的有力工具，甚至走向了其反面。

但另一方面來說，樞密使權重難制危及皇權的現狀，迫使最高統治者不得不對原先的制度安排重作調整，這一過程始于後周時期。郭威立國初期，樞密使承後漢之威勢，仍然保持重要地位。

《新五代史》卷50《王峻傳》載：王峻“自謂其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于必得”。

樞密使不光總攬機政，也參與出師征伐活動。“國初..會劉崇與契丹人寇，攻圍州城月餘，是時本州無帥”，“及朝廷遣樞密使王峻總兵柄，寇戎有遁”。而為防止樞密使易主事件的重演，周太祖郭威開始有意限制王峻專兵。

史載：慕容彥超在兖州發動叛亂，王峻“遣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率兵攻之。峻意欲自将兵讨賊，累言于太祖日：慕容劇賊， 曹英不易與之敵耳。’太祖默默，未幾親征，命峻為随駕行都部署”。

這種安排已顯示出周太祖對王峻專權的憂慮。其後王峻愈“益狂躁”，以至周太祖無法忍受，并說:“王峻陵聯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豈有身典樞機，複兼宰相，又求重鎮！觀其志趣，殊未盈厭。無君如此，誰則堪之！”王峻被貶為商州司馬，未幾而卒。

此後，樞密使在軍政方面的權力不斷縮小，連軍事謀議也鮮有插手。

《新五代史》卷31 《鄭仁誨傳》載：“樞密使(鄭)仁海自其微時，常為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

樞密使魏仁浦、吳廷祚在軍政方面同樣缺少作為和建樹。與此同時，重大軍事活動的參決和主持權都逐漸轉移到能征慣戰的禁軍将領手中。例如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所到之處無不以侍衛親軍局從，且能自行處理河北軍務。

随着侍衛親軍勢力的增長、殿前司的崛起，國家之軍政大權，幾由禁軍将領操掌。而全國南征北讨之統一工作，亦委任禁軍将領執行。禁軍長官擁兵自重，成為軍事權力所在。

正是在此基礎上，才有歐陽修所說的“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也就是說宋代樞密使之權，遠非昔日可比。

樞密院名義上雖為全國軍事最高權力機構，并與中書門下對持文武二柄，号為“兩府”，但在軍事方面僅有調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即使其調兵權也受到皇帝的制約，有握兵之重的禁軍三衙（即殿前司、侍衛馬軍司與侍衛步兵司）卻無調兵之權。

這樣與禁軍的相互制衡，使得樞密院對軍權的控制更為減弱。然而以樞密使分割相權的意義依然有所體現。史載：

“元豐五年（1082），将改官制，議者欲廢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于是得不廢。”

互相維制，說的就是讓樞密院與中書門下相互牽制，目的仍然是加強皇權的專制。

【感謝您的閱讀、點贊、轉發、評論與關注，我是羚羊飛渡，中簡堂曆史文化交流群領頭羊，擅長隋唐五代史與網文小說創作。中正簡素，立志弘揚曆史文化，羚羊挂角，多元角度解讀曆史】

,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