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大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一個“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不久，家鄉發生戰争。藩鎮李正己割據河南十餘州，戰火燒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歲時，任鞏縣令的祖父卒于長安，緊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戶參軍授徐州彭城縣縣令（公元780年），一年後因白季庚與徐州刺史李洧堅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駕，為躲避徐州戰亂，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離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離度過了童年時光。而白居易聰穎過人，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年紀輕輕的，頭發全都白了。[1]

貞元十六年(800)中進士，十八年，與元稹同舉書判拔萃科。二人訂交。以後詩壇元白齊名。十九年春，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授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職，十一月授翰林學士，次年任左拾遺。四年，與元稹、李紳等倡導新樂府運動。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他此時仍充翰林學士，草拟诏書，參與國政。他能不畏權貴近，直言上書論事。元和六年，他因母喪居家，服滿，應诏回京任職。十年，因率先上疏請急捕刺殺武元衡兇手，被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

820年冬，轉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為五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轉上柱國，又轉中書舍人。822年，白居易上書論當時河北的軍事，不被采用，于是請求到外地任職，7月被任命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築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績。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秋天至洛陽，在洛陽履道裡購宅。825年，被任命為蘇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職，後與劉禹錫相伴遊覽于揚州、楚州一帶。

在杭州刺史任内，見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決杭州人飲水問題。又見西湖淤塞農田幹旱，因此修堤蓄積湖水，以利灌溉，舒緩旱災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錢塘湖石記》，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與注意事項，刻石置于湖邊，供後人知曉，對後來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響。離任前，白居易将一筆官俸留在州庫之中作為基金，以供後來治理杭州的官員公務上的周轉，事後再補回原數。當這筆基金一直運作到黃巢之亂時，當黃巢抵達杭州，文書多焚燒散失，這筆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兩岸栽種有楊柳，後世誤傳這即是白居易所修築的堤，而稱之為白公堤。事實上這道“白堤”在白居易來杭州之前已存在，當時稱為“白沙堤”，且見于白居易的詩作之中。當白居易在杭州時，元稹亦從宰相轉任浙東觀察使，浙東、杭州相去并非太遠，因而二人之間有許多往還的贈答詩篇。當白居易任滿離開杭州時，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編成《白氏長慶集》五十卷。

在蘇州刺史任内，白居易為了便利蘇州水陸交通，開鑿了一條長七裡西起虎丘東至阊門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裡山塘”，簡稱“山塘街”。

827年，白居易至長安任秘書監，配紫金魚袋，換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828年，轉任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829年春，因病改授與太子賓客分司，回洛陽履道裡。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為元稹撰寫墓志銘，元家給白居易潤筆的六七十萬錢，白居易将全數布施于洛陽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賓客分司。835年，被任命為同州刺史，辭不赴任，後改任命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封馮翊縣侯，仍留在洛陽。839年10月得風疾。841年，罷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書緻仕，領取半俸。846年8月去世，贈尚書右仆射。葬于龍門（今龍門石窟之白園）。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陽的履道裡第度過，與劉禹錫唱和，時常遊曆于龍門一帶。作《池上篇》、《醉吟先生傳》自況。845年，白居易74歲，尚在履道裡第舉行“七老會”，與會者有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貞、張渾與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滿、李元爽，畫成“九老圖”。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為僧如滿之弟子。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閑适”的生活反應自己“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而844年，73歲的白居易出錢開挖龍門一帶阻礙舟行的石灘，事成後作詩《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并序》留念，詩中仍反映出他“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觀。[2]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隻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确。為使主題更明确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内臣、大夫、将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麼慘烈的情景。

閑适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内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适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适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适”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态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争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雲”（龔頤正《芥隐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着，大略相似。谪居黃州，始号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迹。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确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谕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适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适、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谕詩的創作而發的。[3]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内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詩的标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裡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别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緻。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谕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隻有将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叙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叙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隻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将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随情起，情随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随着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别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怅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貞元十六年（800）中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參與整理國家藏書。後擢翰林學士。元和十年（815）貶為江州司馬。文宗即位，遷刑部尚書。武宗時以刑部尚書緻仕。晚年退居洛陽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對現實主義詩歌的發展 有卓著的貢獻。在整理集賢院藏書時，使他有機會接觸大量的藏書，對他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影響。私家藏書頗富，建有藏書樓，名“池北書庫”。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罷刑部侍郎時，有栗千鬥，書一車”。著有《白氏長慶集》等。他曾以自己藏書為基礎，編撰了一部詞語佳句類書《白氏經史事類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為1 367門。宋代黃鑒著《楊文公談苑》記載：“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瓶中。倒取之，抄錄成書。”可見《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資料時，就開始以類彙集。另編有《元白因繼集》、《劉白唱和集》、《洛下遊賞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