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塑料屬于什麼垃圾啊?唐大旻 綠色和平塑料項目主任，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廢塑料屬于什麼垃圾啊?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廢塑料屬于什麼垃圾啊

唐大旻 綠色和平塑料項目主任

你有記錄過自己産生的垃圾嗎？

我試過。

4月16日到22日，連續七個晚上，我從垃圾桶裡拿出積累了一天的垃圾（廚餘除外），在地闆上攤平，拍照記錄。

作為一個從事塑料污染宣導的人，我發現，以個人的力量減少一次性塑料的産生，不啻于一場對當代生活的反抗：幾乎所有的消費品都自帶包裝，幾乎所有的包裝都含有塑料。

更難的是，盡管我生活在一個已經實施居民生活垃圾分類的城市，就算我盡量少購物，并且把垃圾清理幹淨分門别類，我知道，除了PET飲料瓶等高價值一次性塑料包裝物外，大量“低價值”塑料包裝未必能夠得到回收。

換句話說，垃圾分類對于建立成熟的資源循環利用體系而言意義重大，也是目前在世界範圍内實施多年的固廢管理手段，但對于回收價值沒那麼高但又伴随着外賣、網購等新業态大量産生的低價值一次性塑料包裝，你是否曾經和我一樣天真地以為它們會因為垃圾分類而得到再利用？事實可能并非如此。

我所供職的環保組織綠色和平梳理了上海、北京、廣州、深圳、杭州、成都這六個一、二線城市的垃圾分類政策，發現：質地軟的塑料制品（生鮮塑料盒、塑料袋等）僅在少部分城市可回收；外賣餐盒，一次性餐具在大多數城市均被列為不可回收物；而僅有少數城市會回收快遞包裝。

顯然，電商、外賣、線下零售等行業大量使用的一次性塑料包裝物很難被回收，大部分仍會被歸為其他垃圾，最終被填埋或焚燒。這不是一個小問題。根據綠色和平、擺脫塑縛、中華環保聯合會三家環保公益組織于2019年“雙十一”購物節當日聯合發布的一份報告，僅2018年一年，中國快遞行業就産生了941萬噸的包裝物，其中85萬噸是塑料包裝。而這些塑料包裝中僅有不到5%被回收或重複使用，其餘的幾乎全部進入填埋場和焚燒廠，或是散落于環境中。

這是一組令人擔憂的數字，因為“白色污染“至少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1999年，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因健康風險被禁用。而從2008年對塑料購物袋收費（又稱“限塑令”）開始，政策制定者更是瞄準了塑料包裝的環境危害。短短三年時間裡，中國連續出台了多個解決塑料污染的相關重要舉措：2017年的“洋垃圾”禁令，2020年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亦稱“新版限塑令”），以及今年四月底剛剛通過的新版《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簡稱《固廢法》），每一個都獲得了國内外各界的高度關注。

這一系列政策法規的治理邏輯也很清晰：洋垃圾禁令是要掐斷塑料廢棄物的境外輸入；新版“限塑令”禁、限、替并舉，希望能從源頭減少對一次性塑料制品的過度依賴；新版《固廢法》更是針對具有中國特色的幾大行業，明确提出“電子商務、快遞、外賣等行業應當優先采用可重複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裝物……減少包裝物的使用，并積極回收利用包裝物”。

在理論上，對生活垃圾進行分類别放置可以減少混合垃圾的比例，也可以提升高價值可回收物的回收效率，促進資源循環利用并減輕垃圾填埋場的負擔。但正如上文所述，那些回收難度大或價值低但又大量被使用的一次性塑料包裝，并不會因為我們分好自己的垃圾，扔對了地方，就得到妥善處理。而這些任誰都看不上眼的塑料，流落到環境中卻成為了最棘手的環境災難之一。要解決這個頑固問題，需要更深層的變革。

塑料回收面臨兩難

之所以會有這一局面，還得從塑料的特點說起。塑料是石油化工産物，不同類型的塑料再添加進不同的輔助材料，可以獲得五花八門的性能，最關鍵的是，價格還很便宜。于是，我們生活中的塑料，往往是以包裝，特别是食品和物流包裝等形式存在，并且由于價格低廉，一次性使用、用完即棄，漸漸成為了塑料包裝的默認使用方式。

然而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由于其種類繁多且難以區分，不同種類的塑料在“回爐再造”時會彼此幹擾，這使得塑料的物理回收一直面臨着兩難困境：要高效回收，就得費力分揀，拉高成本（比如覆膜紙杯就需要紙塑分離）；要壓低回收成本，那就隻能“降級回收”，得到性質更低的再生塑料，例如摻雜了其他品類塑料的飲料瓶可能隻能降級變為建材、化纖等。因此，即使塑料本身具有可回收性，但塑料制品的總體回收率并不高。

這也是為什麼細心的民衆會發現，諸如一次性塑料打包餐盒、生鮮包裝薄膜，甚至帶有回收标記的塑料杯蓋，在一些城市，都被歸類為不可回收垃圾。由于現有的分揀回收設施多為價值較高的硬質塑料設計，所以盡管它們并非不可以被再次利用，但如果将它們和PET飲料瓶這類易回收的塑料包裝一起扔進可回收物桶中，隻會“污染”那些市場價值更高的可回收物。

據統計，人類有史以來生産的塑料産品，得到回收的還不到一成。而一次性塑料産品大量失控流入環境，帶來了高昂的環境代價：如今，海洋垃圾中約有70%是塑料垃圾，總數預計達5萬億個。至少有690個物種正受到海洋垃圾的威脅，這其中有17%的受影響物種在IUCN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列為瀕危或者近危。以海龜為例，根據目前可用的數據初步計算表明，多達52％的海龜可能已經誤食了塑料碎片。2018年，中國科學家首次在南極海水中發現了微塑料——直徑小于5毫米的微粒、碎片或纖維，絕大部分是塑料垃圾裂解的産物。同年，一項仁川國立大學和綠色和平的聯合研究

發現：在全球範圍内抽檢的39個食鹽品牌中，超過90%的樣品檢出了微塑料。

塑料污染：末端治理的局限

怎麼才能解決這一問題呢？其實，無論是北京還是上海

的《生活垃圾管理條例》，除了對生活垃圾分類投放做出規定外，都提出了源頭減量的原則和要求。上海版條例單辟一章“促進源頭減量”，要求産品設計優先選擇可循環利用等産品；快遞電商包裝減量，采用可循環使用的包裝；減少使用一次性杯具等。北京版條例第三章“減量與分類”也作出了類似的規定。因此，當我們看待垃圾問題時，不能僅着眼于垃圾産生後怎麼分，而是要把源頭減量和末端分類回收放在一起來看。

顯然，目前為數衆多的紙塑咖啡杯、未洗淨的各類餐盒、小包裝等，都由于回收價值不高而成為固廢管理的老大難。然而我們也無法指望某個技術突破能一舉令廢塑料消失。你可能聽說過中國科學家培育出的蠟蟲可以吃塑料，也可能聽說過化學回收可以實現不同種類塑料的“一鍋端”式回爐再造，當然還有因新版限塑令的出台而被業界期待可以大範圍應用的所謂“生物可降解塑料”。但是，蟲子的消化能力和速度極其有限，化學回收和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堆肥降解都需要新增大量的設備和專業人員，導緻多個行業的格局洗牌。

此外，綠色和平還發現，在全國執行垃圾分類的城市中，絕大部分城市未規定可降解制品的去向，而唯二做出規定的深圳和成都，則把這類塑料當作其他垃圾。顯然，中國的生物可降解塑料堆肥處理能力（降解需耗時數月）遠遠跟不上一次性塑料垃圾産生的速度。而這意味着成本價是普通塑料好幾倍的生物可降解塑料制品，最終和其他塑料面臨着一模一樣的結局：填埋或焚燒。

對塑料的重新想象

因此，無論是已經踩上了政策快車的生物可降解塑料還是更加酷炫的黑科技，目前看來，都不是塑料污染的對手。我們需要瞄準垃圾減量化這一終極目标，改變餐飲、電商、線下零售等商業部門的典型包裝材料和方式，阻止廢塑料的大量産生和棄置，并且讓存量廢塑料“轉起來”，從源頭到末端推動整個系統的轉變。

首先，最根本也是效率最高的解決塑料污染的辦法，是從設計之初就優先考慮塑料包裝的可重複使用性方案，或者退而求其次，提高包裝的易回收性。例如，單一材質的塑料比多種材質的更易回收，在必須使用多種材質的塑料時，易拆解的産品比難以拆解的更易回收。此外，為了壓減不必要的一次性塑料包裝消費量，鼓勵商家和消費者轉向可重複使用的包裝，各國也紛紛出台了一次性塑料袋收費制度或開征塑料稅，或者制定出類似中國“新版限塑令”的一次性塑料減量或禁用的路線圖，如歐盟将在2021年開始全面禁用

十種一次性塑料制品。

有了源頭治理的思路，中後端的改革才能水到渠成。例如，前端将多材質的一次性飲料瓶替換為單一材質不帶薄膜标簽的，那麼中後端就可以有針對性地設置針對同類産品的高效回收體系，将飲料瓶再造為飲料瓶，實現閉環回收，而不必因為摻了雜質而降級回收。

商業模式的創新也可以推動整個回收再利用系統的運轉，如押金返還機制可以有效地促進包裝、容器的重複使用。今天的押金返還制本質上是将傳統的玻璃汽水瓶和牛奶瓶的流轉方式加以升級，例如設置無人回收機，以幫助消費者和商家更加靈活方便地實現包裝物的流轉。對于快遞等場景，則可以考慮逆向物流的方式，讓快遞小哥不隻送件，還回收包裝。

總之，要想實現廢塑料的減量化、資源化，我們還需要完成一整套精細、徹底的變革。我們需要技術的加持，更需要當年支持風光發電、新能源汽車那樣力度的傾斜性财政補貼去支持那些源頭減量，重複使用的商業模式和創新。當然，落到個體行為層面，最終還需要整個社會都清醒認識到塑料污染問題，在個體層面少用一次性塑料産品，優先選擇環境友好型産品和包裝。隻有當我們有了真正細化、科學的固廢管理機制，當民衆真正了解源頭減塑對于我們自身的諸多益處，以及不這麼做的危害，我們才可能攜手一起突破塑料重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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