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實行“山權不變，戶種戶管，收益分成”的辦法，調動社員種植柑桔的積極性，到3月10日，全市已種植柑桔苗140萬株，1.2萬畝，相當于農業合作化以來發展柑桔總數的一半。

——摘自《 人民日報 》（ 1982年3月27日 1 版）

1978年11月，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簽下一紙包幹保證書，将村内土地分開承包，開創了“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先河，自此拉開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幕。

改革開放初期，在浙江省衢州市，也經曆了一場“小崗實踐”——航埠公社王家坂大隊在支持社員利用村邊閑地大種“自留桔”的同時，把300多畝荒蕪的黃土丘陵承包給社員種桔。這個大隊實行了統一規劃，山權不變，戶種戶管，收益一九分成，一成留作集體積累，九成歸社員所有，柑桔按照國家計劃實行派購。

這一舉措收到成效後，衢州市委及時總結推廣了王家坂大隊的經驗，實行“山權不變，戶種戶管，收益分成”的辦法，調動社員種植柑桔的積極性，到3月10日，全市已種植柑桔苗140萬株，1.2萬畝，相當于農業合作化以來發展柑桔總數的一半。如今，在航埠鎮西果源村（原王家坂大隊）仍能看見滿山的樹上結滿了橙色的果實。

回憶起當年包産到戶時的情景，西果源村村民魏四毛不禁感歎：“因為‘包産到戶’，村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家家戶戶都因此富了起來。”

1980年，改革開放之初，王家坂大隊仍由生産隊制定增産措施，指定經營管理方法，然而勞作效果卻非常一般，“那時候我25歲，每天跟着生産隊下地幹活，但吃不飽飯卻是常有的事。”魏四毛說。如何讓村裡人填飽肚子，成了魏四毛的父親、王家坂大隊書記魏宇生日夜思考的問題。

魏宇生聽聞諸如小崗村等地實行了“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并且都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效，然而當時政策并為放開，在大隊推行這一政策并不被上級部門允許。不推行政策，大隊裡的人忍饑挨餓，魏宇生于心不忍；推行政策，又可能面臨上級的批評處分，一時間，魏宇生進退兩難。“那時候，夜裡常常能看到父親來院子裡來回踱步，這事父親和我談過，我也明白他心中的糾結，但最後，父親還是決定，學習‘小崗經驗’，讓全隊人吃飽飯。”魏四毛說，做出這個艱難的決定需要很大的勇氣，魏宇生甚至做好了被批評處分甚至是被革職的準備。

由于冒着很大的風險，而對于成效，魏宇生也沒有十足的把握，因此，王家坂的改革并非一步到位，而是逐步推行——大隊先将少部分田分至各戶，如果成效好，那麼再将剩餘的公田分至各戶。

1981年，王家坂大隊改革推行一周年，大隊便從原先人人吃不飽飯的窘境變成了戶戶留有餘糧，“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帶來的成效令人欣喜，于是，魏宇生決定，将生産隊裡絕大部分的良田都分至各戶，生産隊隻保留必要的部分用于生産上交的糧食；同時，将大隊管轄的山地丘陵承包給各家各戶，實行統一規劃，山權不變，戶種戶管，收益一九分成。

“山地分給各戶之後，整個村子真正地開始大變樣了。”魏四毛說，大家嘗到了“包産到戶”的甜頭，分到山地之後，個個都幹勁十足。每天天剛蒙蒙亮，就有人提着鐮刀鐵鍬上山割雜草，翻山地，很快，原先的荒山都種上了橘子樹。

1982年1月1日，中國共産黨曆史上第一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産到戶、包幹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産責任制。包産到戶正式“合法化”，王家坂大隊的所有田地也在這一年全部分到了每家每戶。“最終我家一共分到了田2畝，山地2畝。”魏四毛說，“田裡種糧食，山地上種柑橘，糧食每年都能留下許多，多出的大米國家按每斤2角收購，而柑橘由國家按每斤7至8角收購。”

由于柑橘的價格高出大米很多，很快，王家坂原本的田地裡也都種上了柑橘，村裡人的收入大幅提高。“我家的四畝地上都種上了柑橘樹，一年能收獲3萬多斤柑橘，能賣到接近3萬元。”魏四毛告訴記者，大隊裡的村民從山上擔一筐橘子拿去賣掉都可以賺上上百元，而那時城裡人的工資還僅僅隻有幾十元。很快，王家坂的經驗得到了衢州市委的認可，并在全市推廣“山權不變，戶種戶管，收益分成”的辦法，調動社員種植柑桔的積極性，到3月10日，全市已種植柑桔苗140萬株，1.2萬畝，相當于農業合作化以來發展柑桔總數的一半。

如今，走在西果源村，到處都是三層的小洋房，村邊的山上，田地裡，甚至是房前屋後都種着柑橘樹。“靠着種柑橘，全村人都富了起來，拆掉了原先的茅草房、土房，建起了小洋樓。”魏四毛說，“如今柑橘已經沒有了當年的經濟效益，但是包産到戶後全村種植柑橘使村裡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卻讓人至今都驚歎不已。”

(責編：張帆、戴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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