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一生的75年間經曆了唐代宗到唐武宗九個皇帝，官至刑部尚書，留下的文學作品近百萬字。

這其中，詩歌約3000首，在當代詩人中可算個中翹楚。而讓世人更為探究的是，其在當時的黨派之争中，居然可以“安然無恙”。其實，從他的詩歌中，便可窺知其中原因。他遠離矛盾，采取“中庸”之道，以一種“度身世外”的超然姿态，絕不參與黨争。

天寶十四載（公元77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之後，這場叛亂更是持續了八年之久。原本積蓄已久的各類矛盾，及社會危機瞬間激化，使得當時大唐的國力、民生都遭到了重創。《舊唐書·劉晏傳》記載，“五百裡中，編戶千餘而已”，一片蕭條凋殘慘狀。

自此，藩鎮、宦官、朋黨成了當時社會的“橫行勢力”。

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白居易任職任校書郎。于是，注定了其仕途生涯不可避免要糾纏于派系之争。而戰争前後的巨大社會反差，也讓其心态瞬間被扭轉了。都知道，詩歌是抒發心志、理想的載體，要真正讀懂詩人的作品，就需要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洞悉詩人的創作動機，才能把握詩人所表達的情感。

當時，不少文人無法“置身事外”，作品或多或少都會感慨時事一番，可是，白居易卻是一個“另類”。

白居易所處時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當屬牛李黨争了。牛李黨争，又稱“朋黨之争”，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為首的官僚集團之間争奪權勢的宗派鬥争。

“牛黨”，大多科舉出身，門第低微，勤學苦讀獲取一官半職，屬于庶族地主。

“李黨”，大多世家出身，門庭顯赫，依靠背景進入官場，屬于“門蔭”出身。

從表面上看，是“庶族”和“士族”的争鬥，但其實，兩黨在政治見解上的分歧也很大。

矛盾主要集中在兩方面：

第一，何種途徑選拔官僚，“牛黨”力推科舉，“李黨”堅持“門第出身”。當時，李德裕的觀點是，公卿子弟自小熟悉官場，做官自然就輕車熟路。

第二，在藩鎮問題上，對于不聽話者，“李黨”主張以“打”立威，而“牛黨”則要息事甯人。

除此，兩黨之争，不可避免會牽扯個人恩怨。一方上台，另一方被踩在腳底。因此，“牛李”兩黨在唐穆宗、唐宣宗時期，輪番掌政，相互傾軋，進一步加劇了統治危機。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中，列舉了大量史料。

可見，當時的政局，由于政治勢力的對立，動蕩異常。

那麼，白居易的立場呢？

簡單來說：中立、調和。

而陳寅恪先生卻論定，白居易為“牛黨”。因為，有學者從其門第出身、官場态度、仕途命運，以及其詩集舉證。

就詩歌來看，他和“李黨”生分，文字上的“交往”，隻有一首《小童薛陽陶吹觱栗歌》：

剪削幹蘆插寒竹，九孔漏聲五音足。

近來吹者誰得名，關璀老死李衮生。

衮今又老誰其嗣，薛氏樂童年十二。

指點之下師授聲，含嚼之間天與氣。

潤州城高霜月明，吟霜思月欲發聲。

山頭江底何悄悄，猿聲不喘魚龍聽。

翕然聲作疑管裂，诎然聲盡疑刀截。

有時婉軟無筋骨，有時頓挫生棱節。

急聲圓轉促不斷，轹轹辚辚似珠貫。

緩聲展引長有條，有條直直如筆描。

下聲乍墜石沉重，高聲忽舉雲飄蕭。

明旦公堂陳宴席，主人命樂娛賓客。

碎絲細竹徒紛紛，宮調一聲雄出群。

衆音覙縷不落道，有如部伍随将軍。

嗟爾陽陶方稚齒，下手發聲已如此。

若教頭白吹不休，但恐聲名壓關李。

盡管，他讓自己避免陷入政治上的争鬥，但外界的這些紛争必然會影響到他的詩歌創作，而白居易的創作自然離不開他的仕途背景，分析對比其詩歌可以看出當時社會和階層的某些特質，因為，那個時代造就了他，以及他眼中的世界和他正直向上的心态。

對比之下，白居易的詩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變化：

首先，内容的變化。

長慶二年以後，他的詩歌中少有反映時事，題材大都集中在山水、友人思念等感傷、閑情之作。

雖然，他因病被免蘇州刺史，但并不感傷自己的遭遇，反倒訴說自己的“知足”：

“苦詞無一字，憂歎無一聲”。

——《白居易集》之《序洛詩》

除此，他更是屢屢以作品抒發其對所處時代以及自身的滿足：

“我今對鱗羽，取樂成謠詠。

得所仍得時，吾生一何幸！”　

——《春日閑居三首》之二

“勿言舍宅小，不過寝一室。

何用鞍馬多？不能騎兩匹。

如我優幸身，人中十有七。

如我知足心，人中百無一。”　

——《狂言示諸侄》

其實，這些詩在後人眼中，少了“豪邁”淪為了“庸俗”，除此，他還有不少“乏味”的創作。

“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覺閑眠百病消。”

——《閑眠》

甚至于，他還公然支持庸人哲學：

“世間盡不關吾事，天下無親于我身。”

——《讀道德經》

由于，這的些大量類似“庸俗”之作，他也被人批評晚年堕落，隻顧自身生活安逸，惘視當時社會現狀。當然，也有人認為，他隻是用詩歌記錄自己的日常生活，這些不過是其生活和心态的自然描繪罷了。

但寫詩的目的，終究是其心态的一種文字表象。

他的政治立場是“中立”，作品自然會遠離“政治”，若是抒發不滿，就等于是一種指責。

既然選擇遠離，那作品必然會“庸俗”了。

但這種“知足”，何嘗不是一種“不滿”的“變體”？

張安祖先生曾分析過，他是以表面上的“樂”來粉飾自己内心的“憂慮”。他不願意和這些“勢力”“共事”，雖以隐居方式來“逃避”現實，但心中的“理想”卻是無法“疏解”，隻得依靠自身力量，嘗試用“俗人”的心态去看這個世界，用“知足”的認識讓自己“平庸”。

可是，效果并不理想。

于是，白居易轉而尋求精神的慰藉，如：參禅、學道和飲酒。就如《對酒閑吟，贈同老者》所說：

人生七十稀，我年幸過之。

遠行将盡路，春夢欲覺時。

家事口不問，世名心不思。

老既不足歎，病亦不能治。

扶持仰婢仆，将養信妻兒。

饑飽進退食，寒暄加減衣。

聲妓放鄭衛，裘馬脫輕肥。

百事盡除去，尚馀酒與詩。

興來吟一篇，吟罷酒一卮。

不獨适情性，兼用扶衰羸。

雲液灑六腑，陽和生四肢。

于中我自樂，此外吾不知。

寄問同老者，舍此将安歸。

莫學蓬心叟，胸中殘是非。

其次，藝術形式的變化。

這一時期，他的作品中鮮有七言古體詩。這種詩體，主要用來叙事以及抒發豪邁情感。隻是，那時的他，深受黨争的影響，拒絕議論政事，情感很是平靜。所以，很少創作七言古詩。而是創作了大量、篇幅短小的近體詩絕句。

除此之外，面對朝中“甘露事變”這樣的重大“政事”，他依舊平靜，所寫的《感事》，便是五言古詩。

服氣崔常侍，燒丹鄭舍人。

常期生羽翼，那忽化灰塵。

每遇凄涼事，還思潦倒身。

唯知趁杯酒，不解煉金銀。

睡适三屍性，慵安五藏神。

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

正如：“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由此可見，他對于朝中發生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已經“無動于衷”，或者說，他對朝廷已經不再抱有什麼幻想， 所以，“懶得啰嗦”。

最後，表現手法的變化。

其實，他還創作了大量的寓言詩，如《池鶴八絕句》、《鶴答雞》、《烏贈鶴》等。他之所以如此創作，是想用這樣的形式，隐晦表達自己的觀點及志向。

雖然，他憎惡官場上的虛僞、貪婪及庸俗，但卻“受困”于官場的影響，處境極為尴尬。于是，他放棄了自己的主張——“首句标其目，卒章顯其志”，而是采用這種方式來說出自己的“愛憎”。

由此可見，白居易在政治上的态度轉變就是因為黨派之争，他看清了官場的“黑暗”，徹底對政治失去信心，最後，不得不選擇逃避。所以，其後期的作品中基本不涉及政治，與其前期作品《新樂府》、《秦中吟》，這些富有鬥志的詩篇就形成了對比。

雖然，那些作品通篇充滿着“滿足感”，但卻無法真正感知輕松，一種低迷的情緒始終揮散不去。

其實，這也是那個時代的悲劇，白居易縱有豪情壯志，也隻得壓抑在字裡行間。

參考資料：

【《舊唐書‧白居易傳》、《唐才子傳》、《論白居易的諷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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