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有關春秋筆法的例子?史書中的“《春秋》筆法”張毅，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曆史上有關春秋筆法的例子?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曆史上有關春秋筆法的例子

史書中的“《春秋》筆法”

張毅

孔子修《春秋》是一種自古以來就非常流行的看法，那麼，孔子是如何作《春秋》的，其目的和意義何在？便成為人們解讀此書時所關注的焦點問題，也是漢儒所講的“《春秋》筆法”的具體内容。所謂“筆法”，不僅指與記事和修辭相關的“書寫方法”，即書法；也包括寓含是非褒貶的“微言大義”，有義例可循。盡管這種“《春秋》筆法”之說屬于經學命題，但對中國古代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影響，決不在許多純文學命題之下，值得作專門探讨。

一

《春秋》是編年體的史記，以年為紀錄的單元，記事不記言；而且記事極為簡約，每年僅若幹條，每條少則幾字，多也不過二十馀字。這種提綱或标題式的書寫方法，當為古史記事的原始方式，類于簡單的“大事記”。但在後人看來，《春秋》曾經聖人手，其義蘊未必是簡單的。如《左傳》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1]這是最早言及《春秋》筆法的一段文字，指出其書寫方法的特點是：用辭不多而意義明顯，隻記載史實卻蘊含深意，表達婉轉而順理成章，直書事情的真實而無曲。并認為象這樣的文章隻能出于“聖人”之手，而這“聖人”，後人多以為是孔子。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

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候，讨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知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散起廢，王道之大者也。[2]

董生即董仲舒，他認為孔子修《春秋》有救世的目的和功效，即通過真實的曆史記錄，樹立起對人的行為進行評判的是非原則，這種原則并非訴之于概念的空言，而是以曆史人物所做的事實為依據。事實勝于雄辯。如《春秋》宣公二年，經曰：“秋九月乙醜，晉趙盾弑其君夷臯。”關于這件事，《春秋》三傳的記載大體相同，而《左傳》的記載較為詳細，雲：“乙醜，趙穿殺靈公于桃園，宣子（即趙盾）未出山而複。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詩》曰：‘我之懷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隐。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3]真正殺晉靈公的是趙穿，但趙盾難逃其咎，因他逃亡而不出境，以待事變發生，返朝後又不讨賊，有意縱容趙穿。故史官董狐秉筆直書“趙盾弑其君”而表裡具見，使事實真相無所隐瞞，這是孔子稱董狐為良史并贊揚其“書法”的原因。這種“書法”又被稱為“董狐筆”，其意義在洞悉事物的原委，揭橥真相而深切著明，而順理成章，讓當事者無法逃避其應負的曆史責任，此乃《春秋》筆法“微而顯”的典範。

在儒家看來，不隐惡不抑善是《春秋》記事的基本态度，但蘊含于具體事實的陳述之中，所以被說成是“志而晦”，以為作者之志乃随史實的曲折而見，應當用“以意逆志”的方法解讀《春秋》筆法。如趙盾弑君之事載于《春秋》宣公二年，但趙盾之名又複見于宣公六年的記載裡，這是否意味着弑君者不當誅、不當罪呢？董仲舒據《公羊傳》而申言道：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讨，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讨，則君不書葬，而賊不複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複見，以其宜滅絕也。[4]

強調《春秋》書法能曲盡事情的本末和變故，從賢者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者之志以著其惡，凡弑君之賊即不複見，以示其當天誅地滅。但“今案盾（指趙盾）事而觀其心，願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纂弑之鄰也。按盾辭号乎天，苟内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讨賊而已。臣之宜為君讨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讨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讨賊，為弑君也，與子之不嘗藥為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5]以為趙盾複見于《春秋》，并非表示弑君者不當誅，而是他本無纂弑之心志，說他弑君乃極而言之，以示為臣之節。也就是說，在追究曆史人物的行為責任時，要兼顧其做事時的心志，将客觀效果與當事者的主觀動機聯系起來考察，注意史書所記史實背後的曲折意蘊。

由《春秋》書法的“志而晦”，董仲舒認為《春秋》論事重志，其序道先質而後文。如《春秋》文公二年，有“公子如齊納币”的記載。這本隻是一種事實的陳述，說魯文公即位後與齊國行定婚的納聘禮；可在此前三年，他有喪父的記載，故《公羊傳》認為是“譏喪娶也。”但納币隻是下定親禮，宜與迎取有别。董仲舒對此事的看法是：“《春秋》之論事，莫重于志。今取必納币，納币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且文公以秋袷祭，以冬納币，皆失于太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于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于首而已，譏以喪取也。”[6]意謂在喪服将滿前納币，可見其心志已在婚娶，故與喪娶無二。董仲舒又緣《春秋》以論禮，認為禮之所重在其志，所以說：“志為質，物為文。文著于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甯有質而無文。……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7]在有關文質關系的議論中，強調質的重要性，實際上是“貴志”的另一種說法，與《春秋》之好微相關。

關于《春秋》之微，素有二說，一說為“微言”，即聖人沒有明确說出來的話，指《春秋》記事不記言，卻能以事明理，在事實的陳述中含褒善貶惡之義。《荀子·儒效篇》雲：“《春秋》言是其微也。”楊注：“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為褒貶，微其文，隐其義之類是也”[8]《春秋》之所以令亂臣賊子懼怕，據說就是因為它能一字見褒貶，有聖人的“微言”在。董仲舒說：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所傳聞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闵、莊、桓、隐，君子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于所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禍，于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書日，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末，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9]

以孔子生活的時代為觀照點，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曆史分為“有見”、“有聞”、“有傳聞”三個時段，認為孔子所見的哀、定、昭三代的記載多有微辭。如魯定公即位的定公元年，《春秋》僅書“元年春王”，不書“正月”。《公羊傳》說：“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10]沒有明言者即為微辭。其緣由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的“太史公曰”講得很清楚：“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之文而罔褒，豈諱之辭也。”[11]由此可知，“微其辭”是指涉及不可書或不便書者，在行文上有忌諱，有些意思沒有用語言直接表達。這其實也就是《公羊傳》闵公元年說的：“《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12]如《春秋》昭公二十五年載：“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于一月之内的旱災祈雨，連書兩次，可表示旱得很厲害，但《公羊傳》以為一月不當再舉雩，故“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13]意謂季氏是無道諸侯，以至天怨人怨，宜起而逐之，隻是限于為尊者諱，沒有明說，而以“又雩”寓志。董仲舒說：“《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緻王也。詭莒子号謂之人，避隐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随其委曲而後得之。”[14]凡用詭、諱之辭處，也就是《春秋》微其辭的地方，尤其是到了須撥亂反正的哀、定、昭時代，這種“微言”亦随之多了起來。

《春秋》之“微”的另一種說法，指經聖人筆削而寓意深微，能事别美惡的纖微之細，可教人防微杜漸。如為了勸忠而加罪于趙盾，将其不讨賊之過書為弑君；為了勸孝而譏文公喪娶，因其在父喪後沒能做到“三年之内不圖婚”。董仲舒說：“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緻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小大。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而矣”。[15]為了說明《春秋》之文含有深意，董仲書強調其辭能體天之微，将其義例與微渺的天志相接，并認為這是《春秋》筆法的特點，他說：“《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16]認為《春秋》行文很簡潔，其義多比例而見。其用辭有簡有複，凡事情美惡一見即明者決無贅言，當事嫌于善或鄰于惡時，則必推其隐曲，使之昭然若揭。所以說：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弗察弗見，而況微渺者乎？故案《春秋》而适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17]

以為《春秋》所記天下事本身，已蘊含有是非得失的判斷，但其所以然之故甚幽微，後人要鑒往知來，防犯于未然，則不可不深察。在《史記·孔子世家》裡，司馬遷也說孔子晚年“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又說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18]把《春秋》的記事簡略，說成是孔子有意“約其文辭”，并認為其“筆削”中含有褒貶深意。由《春秋》之微，可說明其“婉而成章”的書法裡不乏懲惡勸善之義。

二

孟子是較早認定孔子作《春秋》并論其義者，他以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把孔子作《春秋》，看成是使天下百姓安甯的天子之事，而《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必以明辨是非的義為标準，用它規範曆史人物的行為。漢儒之所以稱孔子為素王，根據就在于孟子說的孔子作《春秋》，以行天子之事，即通過陳述曆史事件以褒善貶惡，在禮崩樂壞之際以此代替天子的賞罰，所以義也就是法，《春秋》之道即王道。董仲舒說：

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于外，道而不顯，于内，諱而不隐。于尊亦然，于賢亦然。此其别内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義不讪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敵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19]

認為孔子作《春秋》以求用世，雖因内外尊卑有别而有忌諱，而有微辭，但并不隐其事，并不文過飾非。《春秋》之筆削，以立義為宗，讀者應從中尋得端倪而比類博達，審是非于天下而法先王。董仲舒說：“《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使其法于後世也。《春秋》之于世事也，善複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20]受董仲舒的影響，司馬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也認為：“是以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隐，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洽。”[21]把《春秋》義法作為王道的内容。

《春秋》筆法中含有大義，這是漢代傳習《公羊傳》的儒生較為一緻的看法，他們以《春秋》為治世之書，甚至認為孔子作《春秋》是為漢立法，所以總是要從《春秋》那“約其文辭”的簡單記述中，發掘和推衍求出種種隐藏于字裡行間的王道政治的“大義”來。如《春秋》經的開始的隐公元年的第一句話是：

元年春王正月。

這是很平常簡單的陳述句。《左傳》的解釋是：“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22]在“王正月”中加一“周”字，表明春秋用的是周代的正朔，然後又用“攝也”說明末書魯襄公即位的原因，均屬史實的補充，無義理的發揮。《公羊傳》則不然，它用講經的問答方式，對字詞和句法的含義作了發揮，如雲：“元年者何？君子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隐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國人莫知。”[23]在對經的诠釋中，生發出原來文字面上沒有，至少是沒明言的“大一統”思想和尊卑觀念。

如果說《公羊傳》的诠釋離原文還不算太遠，那麼經學大師董仲舒進一步發揮的春秋大義，則已屬自作文章了。他認為元就是一，“惟聖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随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24]僅從“元”之一端，就引申出天地之本、天元和元命等諸多說法。而且，董仲舒認定《春秋》中的元就是元氣，為天地人之本，他說：“《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并見。”[25]這樣王道就與天道有了關聯。他以為：

《春秋》之序辭也，置王于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雲爾。[26]

意謂天道四時以春為始，是天之所施，王者應上承天之所為而下正人之所為，故将“王”字安排在“春”與“正”之間。那麼，“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已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27]正月為天之所施的春之開始，又是王者受命改正朔的結果。如此推衍，《春秋》序辭所蘊涵的大義非常之豐富，不僅是出自聖人孔子，而且是本于天，故可由聖人之作上窺天意而代天立教。

董仲舒講《春秋》大義，是想藉公羊學的以義解經，結合陰陽五行的天道觀，為當時大一統的王權政治提供法理依據。由于是要古為今用，所以不能僅限于以經書作正常的解釋，而是隻要沾到一點邊，就憑着自己的思想作發揮，以天道證人道，頗多牽強附會。他說：“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難知也。弗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28]在其所講的《春秋》“十指”中，五行的木生火、火為夏，以及災異之變等，都被認為是“天之端”，以為《春秋》所記體現了天的微意，故專就難知的“微”或“端”入手，由原文所表達的意義，推衍出原文所沒有或不能表達的至意，所謂“見斯旨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适道矣”。[29]他認為：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起，亦末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于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将為大也，微之将為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競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30]

以元為氣之始、天之端，王道之本貴微重始，方能正本清源而天下大化。所以他說：“《春秋》，大義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旨之謂也。然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别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31]以《春秋》之義分貴賤，定尊卑，也就等于立王法，故曰：“《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32]在肯定君權天授的至尊地位時，亦指出君王須順從天意民心。“且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33]這才是真正的“大義”所在。

《春秋》是史書而非哲學講義，隻記載事實而無任何議論，可董仲舒和漢代經師卻能從其書法中看出許多微言大義，并總結出一些義例來。如《春秋》隐公元年，有“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的記載，鄭伯指鄭莊公，段指鄭伯的親弟弟共叔段，兩人曾因立太子之事而不和，以至視若仇敵而兵戎相見。《春秋》在記此事時，除時間、人名和地名外，隻用了一個“克”字。《公羊傳》說：“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34]認為用“克”字能彰顯鄭伯之惡，責備他把弟弟當作敵人，因殺敵才叫克。這是一字見義而顯褒貶。又如《春秋》定公二年，有“雉門及兩觀災”的記事。《公羊傳》說：“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35]認為雖是雉門（宮門）兩旁的觀（台樓）遭火災，卻先記雉門而“及”兩觀，這就有了分别輕重的意思。再如《春秋》經之僖公十六年春正月，有這樣的的記載：

隕石于宋五。是月，六益鳥退飛，過宋都。

此一義例常被用來說明《春秋》書法。《公羊傳》的解釋是：“曷為先言隕而後言石？隕石記聞，聞其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為先言六而後言益鳥？六益鳥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益鳥，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益鳥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36]認為這是記異以戒示王者，先寫什麼，後寫什麼都有講究，叙事嚴謹，一絲不苟。董仲舒說：“《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隕石，則後其五，言退鹢，則先其六。聖人之謹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益鳥之辭也。”[37]把書寫方法的謹嚴與正名之義聯系起來，以為名号為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察也。

合書法和義例而言的《春秋》筆法，既可作為修史的凡例，又被當作文章典範。杜預在《春秋左傳序》中說：“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隐也。”[38]他以“辭約義微”言《春秋》筆法，又取《左傳》裡君子言“《春秋》之稱”的那一段話加以分疏，作為修史五例：

一曰微而顯，文見于此，而起義在彼，……；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四曰盡而不，直書其常，具文見意，……；五曰懲惡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39]

此五例既可作為史家之懸鹄，又能當成文章寫作的示範。劉勰《文心雕龍·征聖》雲：“《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又說：“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隐義以藏用也。”[40]把《春秋》的尚簡和用晦，作為文章寫作中處理繁簡和隐顯關系的準則，以為：

雖精義曲隐，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并用；聖人文章，亦可見也。[41]

在《文心雕龍·宗經》裡，劉勰進一步指出：“《春秋》五例，義既乎性情，辭亦匠于文理；故能開學養正，以詳備有融。”[42]又說：“《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鹢，以詳備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隐。”[43]稱贊《春秋》精于文理，用字準确，行文婉曲，含義隐蔽而深刻，可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 44]從文章寫作的角度，揭示出了春秋筆法的主要特征。

當春秋筆法由修史義例變為文章楷模後，就成為一種對中國叙事散文創作影響很大的寫作範式，那就是追求行文的簡潔和義蘊的豐富，寓褒貶于叙事之中，通過寫什麼或不寫什麼的選擇，詳略與隐顯的不同，以至用詞和語氣的微妙差别，委婉而曲折地透露出作者的是非和愛憎。從司馬遷的《史記》，到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以至晚清的桐城派散文，都可以看到這種筆法的運用。

注釋：

[1]《春秋左傳注》第870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2]《史記》第3296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3]《春秋左傳注》第662至663頁。

[4]《春秋繁露義證·玉杯第二》第38頁，中華書局1992年版。

[5]《春秋繁露義證·玉杯第二》第42頁。

[6]《春秋繁露·玉杯第二》第25至26頁。

[7]《春秋繁露·玉杯第二》第27頁。

[8]《荀子集解》第84頁，《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1954年版。

[9]《春秋繁露·楚莊王第一》第9至11頁。

[10]《春秋公羊傳注疏》第140頁，《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版。

[11]《史記》第2919頁。

[12]《春秋公羊傳注疏》第50頁。

[13]《春秋公羊傳注疏》第134頁。

[14]《春秋繁露·玉英第四》第82至83頁。

[15]《春秋繁露·王道第六》第109頁。

[16]《春秋繁露·楚莊王第一》第3至4頁。

[17]《春秋繁露·竹林第三》第56頁。

[18]《史記》第1943至1944頁。

[19]《春秋繁露·楚莊王第一》第12至13頁。

[20]《春秋繁露·楚莊王第一》第14至15頁。

[21]《史記》第509頁。

[22]《春秋左傳注》第9頁。

[23]《春秋公羊傳注疏》第2至3頁。

[24]《春秋繁露·玉英第四》第68至69頁。

[25]《春秋繁露·王道第六》第100頁。

[26]《春秋繁露·竹林第三》第62頁。

[27]《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第185頁。

[28]《春秋繁露·精華第五》第96至97頁。

[29]《春秋繁露·竹林第三》第51頁。

[30]《春秋繁露·二端第五十》第155頁至156頁。

[31]《春秋繁露·正貫第十一》第142頁。

[32]《春秋繁露·玉杯第二》第31至32頁。

[33]《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第二十五》第220頁。

[34]《春秋公羊傳注疏》第4頁。

[35]《春秋公羊傳注疏》第141頁。

[36]《春秋公羊傳注疏》第60至61頁。

[37]《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第三十五》第293頁。

[38]《春秋左傳正義》第7頁，《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版。

[39]《春秋左傳正義》第4至5頁。

[40]《文心雕龍注》第1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41]《文心雕龍注》第16頁。

[42]《文心雕龍注》第20頁。

[43]《文心雕龍注》第22頁。

[44]《文心雕龍注》第22頁。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中文系）

原載：《文藝理論研究》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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