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有數千年連續不斷有據可查曆史的國家，這得益于我國延襲千年的史官記事制度。那麼，史官制度是如何起源的？在數千年的滄桑巨變中，史官制度又經曆了怎樣的發展和變遷？而這一制度又是如何對王朝至高無上的皇權起到制約作用的？

中華民族是重視曆史的民族，中華文明不僅是連續不絕，沒有斷裂的文明，而且是有據可查的文明。我國曆史從商朝開始就有了持續不斷的記載，之後差不多每年的史實都有文字可查，這在世界範圍内都是絕無僅有的。這一點要感謝中國沿襲千年的史官記事制度。今天我們就通過一件北宋初年的故事來講述史官記事制度。

一天，宋太祖趙匡胤正在皇宮的後院彈鳥玩，接到禀報說，侍禦史張霭有緊要的軍國大事，要求立即觐見，趙匡胤就傳旨召張霭來後院，沒想到這個張霭啰啰嗦嗦了好長一會兒，趙匡胤聽着都是一些尋常的瑣事，趙匡胤大怒，訓斥張霭說這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在你看來就是軍國大事。張霭不慌不忙地回答，和彈鳥相比，臣所奏的自然是軍國大事。

趙匡胤是武将，出生脾氣啊，比較暴躁，聽張霭這麼一說，暴跳如雷，奪過侍衛手中的斧子就砸向将來，張霭連忙躲閃，斧柄撞到了他的嘴角，打掉了兩顆牙齒，将來躲過一劫，依然是不慌不忙，低頭撿起了自己的兩顆牙齒。趙匡胤更生氣了，痛罵他說你撿起牙齒當證物，難道還要控訴證嗎？張霭回答，臣不能控訴陛下，自然有史官會把這些記錄下來。

這一句話把宋太祖趙匡胤從暴怒當中拉回了正常狀态，趙匡胤改變了态度，對張霭好言相撫，并且賞賜了許多财物。張霭是福建崇安人，最初啊在後周擔任荊州刺史，進入宋朝以後擔任侍禦史。經過與趙匡胤的這一番争執以後，張霭非但沒有獲罪，仕途繼續正常向上發展。宋太宗時期官拜禦史中丞，聖眷優厚。

一提到史官會記錄下來，趙匡胤就有所忌憚。史官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權力？這就需要從中國史官記事制度的來龍去脈當中去尋找答案了。中國史官的起源與巫師有關。在人類社會的早期，巫師是傳承文字和文化宣推意識形态的主要力量。人類社會的早期統治權力就建立在軍事統帥和巫師首領的合作之上。巫師是早期統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柱，國家政權建立以後，史官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巫師的角色，似乎也繼承了支撐合法性的職能。

有人就認為甲骨文就是最早的史官作品，至少在商代，中國就出現了史官和官方祭祀的制度。甲骨文當中的策、尹等極可能就是史官的名稱。到了西周，出現了名目繁多的史官職銜，職業史官的人數衆多，周天子有史官，諸侯也設置了史官。除了記載軍國大事以外，史官記錄的對象主要是君王。禮記當中就有史載筆大事，收之于策，小事簡牍而已的說法，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又是書之左史，記載君王的行為，又是記錄君王的言論。

先秦史官的地位是很高的，延續了巫師的身份。秦漢以後，史官的地位有所下降，納入了朝廷百官的任免升遷之中。但是史官的工作依然是享有相當大的特權，保持得相當的獨立。史官很重要的一項日常工作就是記錄君王日常的言行，叫做起居注。為了完成工作，史官可以誰是皇帝的左右。為了保持獨立公正，盡可能地減少幹涉慣例，連皇帝都不能觀看自己當政時期的記錄，稱之為人主不得躬自觀時。

這項傳統暗含着對君權的約束，君王不得為非作歹，因為有史官的如椽巨筆，在開頭張來所依賴的正是史官的這項特權。史官更大的優良傳統啊，是秉筆直書，秉筆直書，是史官的職業道德和賴以存在的根基。西漢太史公司馬遷冒言犯上直書李陵淪陷匈奴的曆史，事後遭到了宮刑。後世史官呢，就将司馬遷當作是千古楷模。南宋文天祥正氣歌稱頌的在齊太史簡殆盡董狐比。這兩個例子啊，就是詳細解釋秉筆直書内涵的著名案例。

我們來詳細說一下。左傳記載，齊國大夫崔杼弑殺了齊莊公，齊太史秉筆直書，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殺了齊太史。春秋時期啊，直到兩漢，史官都是家族世襲的職業，父子相繼，或者是兄終弟及，比如著名的史學家司馬遷就是家族世襲的西漢太史令。齊太史被殺以後，他的二弟就繼任太師，繼續直書，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殺了他。齊太史的三弟續寫的時候啊，繼續直書，崔杼弑其君，再次慘遭殺害。齊太史的四弟前來第三次續寫，繼續寫上啊。崔杼弑其君五個字，崔杼是無可奈何，隻好就此罷休。

全天下乃至之後的千秋萬代，從此都知道了崔杼殺害了齊莊公，齊太史四兄弟，記錄完史書以後呢，告辭回家途中呢，遇到了南史事，這個南史事當時正抱着刀，筆和竹簡匆匆忙忙地跑過來預備的齊太史的兄弟四人全都慘遭殺害。以後他自己啊可以繼續秉筆之書。看到齊太史的四弟安全歸來，南史氏這才安心返回齊國。太史兄弟視死如歸，前赴後繼，尊重事實的事件在當時就傳誦一時，在中國曆史上更是留下了太史簡這樣的典故。

我們看一下第二個案例。春秋時期，晉靈公昏庸殘暴，晉國的正卿趙盾正直從政，經常啊勸谏晉靈公君臣，二人呢，就上演了鬧朝擊犬的鬧劇。趙盾躲過暗殺以後緊急外逃，就在他尚未逃出國境的時候啊，趙盾的族人趙川起兵殺了晉靈公，趙盾就折回了朝廷，繼續擔任他的正卿，主持政務。事後晉國的太史董狐在史書上寫道趙盾弑其君，而且還展示給大臣們看。趙盾就對董狐聲名我并未弑君，都不回答他。國君遇害的時候，你雖然不在京城，但是在國内是真的是你的族人，作為正卿，你回來以後又沒有法辦弑君之人，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你，就是弑君兇手，你說自己不是兇手，誰相信呢？趙盾聽後無奈地歎了口氣，不再要求董狐更改自己弑君的記錄。孔夫子就稱董狐為良史，同時啊，尊重不幹涉史官秉筆直書的趙盾為良大夫，這就是董狐筆的典故。

秉筆直書和正直客觀是史官的職業操守和賴以存在的根基，掌權者對史官獨立性的忌憚也造就了史官獨特的政治地位。然而，随着皇權專制程度的加強，獨立存在的史官權力和追

董狐筆樹立了正直客觀的史官榜樣的同時啊，也塑造了如何正确對待秉筆直書的大臣。正是史官秉筆直書和掌權者不得官使這兩項特權使得曆朝曆代的帝王全程啊多多少少都有所顧忌。發展到了唐宋時期，中國的史官記事制度都加了成熟。唐朝設置了起居郎，隸屬于門下省，負責記錄君王和大臣的議政情況。皇宮當中啊，專門設置了使館用來修史。為此，征調有史才的文官來參修國史，委派有名望的宰相級的重臣兼修國史。史官名聲好，前途看漲，修國史就成了許多大臣驕傲的履曆。

唐高宗時期的中書令薛元超位極人臣，還自述自己人生有三大憾，第一就是當官，不是進士出身，第二是婚姻，沒有娶士族名文的女子，第三就是生平沒能參與編修國史。宋朝依然高度重視修飾，建立起了起居院，日曆所，實錄院，國史院，玉牒所，會要所等龐大的修史機構，分别修撰起居注，時政記，日曆，實錄，會要，國史等等。上次朝廷聖旨緻力下到朝堂上的紛争議論，史官都需要忠實記錄下來。而且被記錄的人不能更改。這項權利是無形的，卻是根本性的，把守的治國理政的底線和做人處事的紅線。

唐朝前期的韋安石翻閱國史稿，曾經感歎道，董吾何以家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治生人，史官監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可見史官中品善惡，記錄真相的權利，連宰相都羨慕嫉妒恨。韋安石說的史官緻生死的權利有點誇張，但是呢，大小成功對他們的畏懼之心想必是真實存在的。獨立性是史官權力的基礎，也是它們的生命力所在。

那麼問題就來了，随着唐宋時期皇權專制程度的加強，尤其是在北宋的時候啊，達到了新的高度，獨立存在的史官權力就和追求專制的皇帝存在了沖突，日益集權的皇帝自然不希望卧榻之側有一群人時刻盯着自己的一言一行，按照道德，法律各種标準啊來衡量評判，這已經不是記錄曆史了，而是制約皇權了。如果遇到有曆史問題或者是合法性欠缺的，皇帝更加不希望自己的黑暗曆史記錄下來。

所以唐朝時期啊，皇權和史官的關系就進入了一個調整期。唐太宗李世民就是這樣一個有着黑暗曆史同時呢，又對國史特别有閱讀興趣的皇帝有關唐太宗李世民關心國史編輯的記載啊，也是曆朝曆代皇帝當中最多的。我們仔細分析這些曆史記載，可以看出史官的堅持，以及啊皇權幹涉下史官祭祀制度的新角色。

早在貞觀年間，唐太宗就體現出了對國史工作的特殊興趣。他對監修國史的宰相房玄齡說，漢時載錄了楊雄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班固的兩都等等，文賦文體浮華無益勸誡。怎麼能進入史冊呢？相反，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有助于治國理政的，不管正從與不從，都需要詳細記載這一條啊，是李世民對國史編輯工作者具體指示要求啊。去除浮華，進入務實的内容。

到了貞觀11年，著作左郎鄧龍奏請編輯出版唐太宗的文集，李世民就認為我的文章正面如果有益于百姓，史書肯定都會記錄，傳為不朽。如果亂政害物，即便寫得富有文采，肯定會贻笑後世，就沒有必要編輯出版了。前代的梁武帝父子以及陳後主，隋炀帝都有文集，出版發行，但他們為非作歹，最終國破家亡。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因為李世民明确反對唐朝，沒有編輯出版唐太宗文景，這兩條記錄都還是正常的。

皇帝對史官記事工作的指示，李世民的心中一直有隐痛，那就是玄武門之變。在玄武門之變當中，李世民弑兄殺弟，有過錯方顯然是李世民。那麼如何記載這場政變，就關系到李世民的皇位合法性，關系到唐朝朝政的安定團結。随着日子的推移，好奇，焦慮等情緒驅使，李世民開始在貞觀年間中期多次過問自己的曆史。

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打破了史官制度，人主不得公子官史的傳統，也破壞了史官制度最根本的獨立性特權。那麼唐太宗為何要這樣做呢？他的這一行為對史官之度的發展帶來了怎樣的重大影響？

貞觀13年，李世民問起掌管起居注的谏議大夫褚遂良親負責起居注都記錄了什麼内容？帝王能夠查看自己的起居注嗎？正想查看自己的史稿，可以知道自己執政的得失，警戒自己對于李世民查看史書的要求啊。褚遂良很為難，但還是堅定嚴肅地回答。今天的起居注，猶如古代的左右史，善惡都要忠實記載，以此希望人主不為非法。曾從來沒有聽說過帝王查看自己的記錄，李世民就進一步說，正有不善，卿必記焉。褚遂良說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道，就是正确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規矩。朝廷設官吏職，就是貫徹正确的道，大臣們恪盡職守，就是守道守法，秉筆直書，是史官的職責，也是史官的道。褚遂良自然要遵守。黃門侍郎劉季在一旁支持褚遂良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時，人人都能見到，即便褚遂良不記下來，天下人也都記着呢。在大臣們的明确反對之下，李世民查看自己起居注的要求，沒有實現。

不過這隻是第一次。第二年貞觀14年，李世民對宰相房玄齡說前代史書彰善，但惡足為将來規谏。不知自古以來為什麼不讓帝王閱讀當代史？李世民這句話充滿了矛盾。史官記事的目的确實是彰顯善惡歸戒，将來他對史官記事制度這個目的啊，李世民是有着清晰而理，既然如此，怎麼能夠讓皇帝幹涉針對自己的記載呢？所以啊，房玄齡就回答說，國史善惡必書，是希望人主不做非法之事，史官們應該是害怕有五子的文字，所以不讓皇上翻閱當代史。李世民說正和古人不同，正現在想看國史，如果看到了善事，自然不用說，如果看到壞事，我也希望引以為鑒。自己修正自己，能夠讓自己啊做得更好，你們可以把正的石稿呈上來。

這一次，房玄齡等人沒有抵擋住，按照編年順序啊，删改編輯了唐初的曆史，封為唐高祖李淵唐太宗李世民的實錄各20卷，呈送禦覽。其實呢，李世民最想看的是玄武門之變的記載，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史官們呈送禦覽的實錄語多微文，含混不清，既缺乏一個明确的觀點，對史料啊也缺乏整合。李世民看了以後呢，就對房玄齡下達了明确的撰寫思路。

周公誅殺管叔，蔡叔安定了西周王朝的局勢，既有殺害了叔牙，穩定了魯國的局勢，都是啊，曆史上同室操戈，骨肉相殘，客觀卻穩定了國家，推動了社會進步的著名事件。李世民引用這兩件事呢，就給自己弑兄殺弟，确定了性質，那都是啊。客觀上推動曆史進步的正面時間，按照李世民的話說就是政之所為，亦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啊。

在這個大的指導原則之下，史官執筆，何煩有隐，以及改削浮詞，直抒其事，确實按照這個思路，組織史料，怎麼删改都是有利于李世民的。後來我們看到的有關玄武門之變的記載，正是按照這個原則組織編制，公開發行的。李世民幹涉玄武門之變曆史，對史官記事制度産生了轉折性的影響。史官記事的獨立性經過這件事情以後，遭遇了極大的打擊，之後的史官在沒有恢複唐朝之前的特權，顯赫的地位日益喪失，最終于明清時期閩南語千萬官僚群體當中歸于1元元平凡的文官史官機構，也混同于一個個普通的官僚機構。

明清時期，官史計設機構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曆代帝王都有的起居注起居注官員在任何公開活動時都随侍皇帝的左右，朝會期間起居注，官員站立在龍椅之側，是距離皇帝最近的官員。起居注是皇帝言行的第一手資料，是編撰其他史書的基本材料。

清朝以前的起居注啊，大多已經散佚，唯一比較完整保存的是明神宗的萬曆起居注。第二類官職是撰修實錄。上一代皇帝死後，新皇帝就開始撰修先帝的實錄，臨時抽調文官組成編寫隊伍，設置專門的實錄館，作為臨時特設機構事必必解散。史官不再是專職，主要是由翰林院系統的文苑辭呈。堅韌兼職的使臣雖然也是翰林的美差，但不再具有唐朝以前的崇高聲望和良好仕途了，這隻是一樁差事而已。

官方機構越來越多，史官們的獨立性越來越小，膽子也越來越小，史書的可讀性也越來越低。我們看曆朝官修史書，唐朝以前文采和史實都有可圈可點的地方。宋朝以後啊，官修的史書越來越陷于流水賬。世界各國都有史官制度，但是隻有中國古代的史官記事制度曆經數千年滄桑巨變，延續傳承了下來。汗牛充棟，卷帙浩繁的24史和其他衆多的史書完整地記載了我們中國的曆史文化，這要感謝史官記事制度好了，史官記事制度到這裡就要結束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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