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我在專欄“王陽明教你知行合一”中說過，陽明心學總結為一句話，就是“知行合一”。那麼知行合一到底是什麼呢？

王陽明解釋“知行合一”道：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傳習錄》）}

王陽明說“知”“行”，認為就其本來意義而言，二者是合一的，但這個合一并不是指知行兩者指涉同一對象，二者完全是一回事，而是強調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知與行的規定是相互包含的。“知行合一”正可以從“知”與“行”兩方面進行闡釋。

知是行之始

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首先是要糾正世人對“知”的錯誤認識。一般人往往将“良知”視為一種理性認識，所以會将“知”與“行”分離開。

王陽明則認為不可能有“知而不行”的人，知而不行，隻是未知。并以《大學》中的一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來解釋真知行：

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隻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隻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别立個心去惡。”^{（《傳習錄》）}

這是王陽明所謂“知是行之始”的真義。人一旦對某物産生“真知”，必然同時生起好惡之心，此好惡之心便是“行”，正是王陽明所說的“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而此“行”是與“知”合一的。後來王陽明說：

良知隻是個是非之心，是非隻是個好惡，隻好惡就盡了是非,隻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傳習錄》）}

良知隻是個好惡，而好惡又屬行，可知良知便是知行合一之本體。“知是行之始”，“知”便是良知，它天然地包含了行在内。

王陽明用“行之始”去釋“知”，首先說明了良知并非知識，因為知識并不天然地具有轉化為行為的需求與欲念，将良知當作知識隻會導緻知孝知弟而不能孝不能弟的後果，這是将知與行分為兩件了。所以王陽明說：“知是行之始”，“知”必然會驅使人去“行”，因為王陽明說的“知”指意念、意識、意欲等知覺形式，他對知行的讨論已大大超出了認識論哲學的範疇。王陽明在給朋友的信中說：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也。”^{（《傳習錄》）}

良知并不完全是理智之知，更多的是屬于本體的喜好與欲求。良知既是道德理性原則，又是道德情感原則，是道德意識與道德情感的統一。所以王陽明說：

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惡。^{（《傳習錄》）}

在弟子陸澄擔憂兒子之病時，王陽明勸導說：

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個中和處,過即是私意。^{（《傳習錄》）}

可見情之中和即天理良知。

良知并非預先有什麼知識或認識，如果認為良知是先于行為或事物的知識，則必然會産生一種錯誤認識：

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讨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生不行,亦遂終生不知。^{（《傳習錄》）}

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正是為了破除這種錯誤認識。

王陽明将良知比作明鏡，認為聖人之心就像明鏡一般，其性質隻是一個“明”,所以随感而應,無物不照，已經過去的事物的影像不會還存在于鏡子中，鏡子中也不會映照出還沒出現的事物。也就是說鏡子中并不預先存在事物的影像，隻有事物在鏡子前時才能反映出真實的相貌。

同樣的良知也不預先具有對事物的知識，隻有事物來臨之際，才會自然生出如何對待事物的意念，如見善事自然會生起喜好之心，見惡事自然生起厭惡之心，見君主自然生起欲忠之心，見父兄自然生起欲孝弟之心。而人有欲行之心必然會付諸實踐，成為現實的行為，就如同人渴了必然會喝水，餓了必然會吃飯一樣。

王陽明認為如果人的心全無人欲，完全是純粹的天理（也就是良知），是個誠于孝親的心,那麼冬天時自然想着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如何使父母溫暖的道理；夏天時自然想着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使父母涼爽的道理。有此知必有此行，一切出于自然，這是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真義。

行是知之成

人的良知是先于外物而存在，因此也就先于“行”而存在。但是在遇事物之前，良知隻是個虛無本體：

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所以“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傳習錄》）}

隻有在與事物相遇感應後，良知才會以“行”的方式表現出來，沒有真實的實踐，良知也就無由體現。

不能體現于行的所謂“知”不是真知，而隻是閑說話，正如王陽明所說：

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隻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傳習錄》）}

可見，人的良知不僅必欲表現為行而後快（知是行之始），而且隻有當它表現為真正正确的行為後，良知才真正實現和證明了自己，所以王陽明要說“行是知之成”。

人人心中都有先天良知，這良知表現為一種道德情感，即對善惡的好惡。王陽明認為人心本來是喜愛道德的，就像眼睛本來就喜歡美麗的色彩，耳朵本來就喜歡動聽的聲音。但當人的心被私欲遮蔽時，人對道德的喜愛就消失了。人的先天良知會被後天人欲所遮蔽，這個時候人的良知雖然并非不存在，但卻不處于明覺的狀态，就如同青天被浮雲遮住了，此時良知往往是自發而非自覺的發生作用。

要使良知從本然狀态走向明覺，必須存天理滅人欲，将人欲掃除廓清，一毫不存。以鏡譬之，則如王陽明同黃绾、應良所說：

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蝕之鏡，須痛刮磨一番，盡玄駁蝕，然後纖塵即見，才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以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有一點明處，塵垢之落，固亦見得，才拂便去。至于堆積于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傳習錄》）}

王陽明早年講學，教學者靜坐，在心上下功夫。四十三歲至南京後，發現有些弟子從此流入空虛：

客有道自滁遊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隻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為省察克治實功。’”^{（《傳習錄》）}

因此王陽明改就笃實踐履，教人作省察克治的功夫。正如王陽明所說：

須在事上磨練做功夫乃有益，若隻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傳習錄》）}

事上磨練，正是“行是知之成“的另一層意思。若沒有事上磨練的行的功夫，使良知由本然狀态轉變為明覺狀态，則良知必然變成口頭上的學問，可能平時的思想是好的，但遇到事情時便會犯糊塗。

《傳習錄》中記載了這麼一次對話：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隻在人情裡。”^{（《傳習錄》）}

據此，可見王陽明所謂事上磨練，雖然是進行道德踐履，但并非要在事物上求理。與後世所說的“實踐出真知”并不相同，隻是要磨煉自己一心的喜怒哀樂，也就是要磨煉自己的良知感應，便如磨鏡一般。人的良知本無不明，隻因為私欲所阻，因此不在明覺狀态。而事上磨練就是在實踐中時時處處于具體的事情上存天理去人欲，使良知達到對自我的認識，即“行是知之成”。

王陽明因此認為不能離了日常的行去講學求知，如《傳習錄》曾載：

有一屬官，因久聽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隻是薄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薄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才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因旁人谮毀羅織，随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隻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緻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着空。”^{（《傳習錄》）}

看來王陽明所謂事上磨練，所謂行，還隻在一個“存天理，去人欲”，要使自己的喜怒哀樂恰到好處，不要有所偏倚，不要過分。這便是“中和”，便是“心體”，便是“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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