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真菌學這位“老朋友”打了近半個世紀的交道，她爬過26個省份的荒山野嶺，背過無數的真菌物種，辨認出360多個新種，數十年如一日甘坐“冷闆凳”傾心續寫中國真菌學的曆史長卷。

很多人稱她是真菌界的“玫瑰”，但中國科學院院士莊文穎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普通人”。

莊文穎在辦公室讀《中國真菌志》。馮麗妃攝

最近幾個月，因為先後當選年度朝陽區、北京市和全國“最美科技工作者”，她平靜的工作被輿論的喧嚣打破了。

面對随之而來的一波波采訪報道，鮮少談及個人事迹的她，将此當成了一次次為真菌學做科普的舞台。

坐公交、拎布袋去領獎

11月5日，在莊文穎與其他九位科技工作者當選2021年全國“最美科技工作者”的消息公布後，有一件小事在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以下簡稱微生物所）不胫而走：她去科技會堂領獎，不讓接送，自己坐公交車去。

拎個布袋子，裡面裝着西服，怕弄皺了。

記者近日在采訪莊文穎時提及此事，她直言：“我家靠近城裡，家門口有公交車站，不用換乘就能到，挺省事的。所裡若派車送要繞很長的路，何必呢？”

“低調謙虛”、“淡泊名利”、“求真務實”…… 在11月8日微生物所舉辦的“弘揚科學家精神、共創真菌學美好未來”座談會上，許多同事談起他們眼中的莊文穎時如是說。

工作中的她嚴謹細緻、一絲不苟；生活中的她和藹、爽朗、簡樸、低調，這樣的莊文穎讓身邊的同事敬愛有加。

入行已48年，每每談起真菌學，莊文穎總會興緻勃勃、神采飛揚。深奧難懂的真菌學用她的話說出來總會那麼“接地氣”。

“你抓一把土裡面就有很多真菌。”她向《中國科學報》記者介紹，在生物分類學上，真菌與動物和植物并列為界，是真核生物（有細胞和細胞核）中比較原始的類群。

由于大多數真菌個體微小，不易被發現，對其認識和研究起步晚于動物和植物。

在莊文穎的眼裡，真菌就如同一座寶庫。例如，人類發現的第一個抗生素青黴素就源自真菌，它使得人類平均壽命從40歲增加到60歲；具有調血脂作用的他汀類藥物也首次發現于真菌，至2020年累計銷售額近1萬億美元；作為獨特的生物資源，真菌在國家脫貧攻堅戰役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無論是有益資源利用，還是有害物種防範，真菌資源的多樣性調查都十分重要。”莊文穎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打個比方，口岸檢疫常發現其他國家進口物品存在問題，例如攜帶有害微生物，如果我們不能識别，一旦有害生物入侵便會對我國生态環境、農業生産和經濟發展造成損失。所以必須有一支精幹的分類學研究隊伍，不斷發掘真菌資源和認識真菌多樣性。”

莊文穎等10位科技工作者當選2021年全國“最美科技工作者”。微生物所供圖

“我們并不比别人差”

“雖然在某些方面我們國家的底子薄、基礎弱，但中國人并不比别人差，通過我們的努力也可以把它（真菌分類學）做好。”

不久前在和中國科學院大學（以下簡稱國科大）本科生座談時，同時擔任該校博士生導師的莊文穎曾如是激勵青年學子。她用數十年的行動踐行了這句話。

1968年，20歲的北京姑娘莊文穎到山西農村插隊，勞動之餘，她一有時間就會讀書。

1973年，她如願地進入山西農學院（現山西農業大學），畢業後選擇留校從事植物病理學研究。其間，她了解到70%的植物病害是真菌造成的，并對相關研究産生了興趣。

十年寒暑悄然飛逝。1978年，而立之年的她在國家恢複研究生招生之後從“千軍萬馬”的考生中脫穎而出，考入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國科大前身），師從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員、著名菌物學家餘永年教授，走上真菌學研究之路。

野外科考、采集标本、撰寫書稿……莊文穎的才能和實幹讓餘永年對她寄予厚望，期望她能為我國真菌分類研究打開新局面。

1983年，在課題組人手緊缺的情況下，餘永年積極支持将她派往美國康奈爾大學進修學習，并攻讀博士學位。

在那裡，她将休息時間壓縮到非常苛刻的地步，迅速掌握了真菌學的最新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發表了多篇文章。

“我出國的時候目的很明确，努力學習國外先進的研究方法，掌握本學科的基礎知識，希望通過我的力量将真菌學研究做好。”莊文穎說。

1983年莊文穎在康奈爾大學校園。微生物所供圖

回國後，她有條不紊，帶領團隊不斷奮鬥，逐漸走上真菌學研究的國際前沿。

多年來，莊文穎帶領考察隊走遍了全國26個省區，采集了大量标本；研究了39個國家和地區的真菌材料，發現了新科1個、新屬13個、新種360餘個，澄清大量分類和命名問題；先後主持“中國孢子植物志的編研”等20餘個重大科技專項，發表文章290餘篇，撰寫主編著作9部，使我國部分類群的物種數量倍增。

這些耀眼的成績也讓她蜚聲國際。學者們以她的名字命名新發現的菌種，如“文穎盤菌屬”（Wenyingia，真菌）、“海莊文穎氏菌屬”（Wenyingzhuangia，細菌）；她是《真菌字典》1943年問世至今首位參與編寫的中國籍學者；她三次當選國際真菌學會執委，是該組織成立以來的首位中國籍執委；她先後當選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美洲真菌學會外籍榮譽會士……

1997年莊文穎在廣西熱帶地區進行野外真菌标本采集。微生物所供圖

2003年莊文穎在新疆考察時在牛糞上采集真菌标本。微生物所供圖

躺在功勞簿上睡大覺絕非莊文穎的做派。

現在的她年逾古稀，每天清晨仍會雷打不動地到崗工作，編纂書稿、翻閱資料、指導學生。

莊文穎的辦公室隻有十幾平方米，所裡多次想給她換個大點的辦公室，都被她婉言推辭。

除了一張擺放電腦和顯微鏡的書桌外，她的另一張書桌、小幾和幾個鐵皮書櫃裡整整齊齊地擺滿了各種和真菌有關的書籍資料。

那幾個鐵皮櫃都是十幾年前跟着她從微生物所的中關村舊址搬到現在的中科院奧運村園區的，有的已經被太陽曬得變了色，她仍在用。

簡樸、整潔的陳設賦予這個小天地一種與世外繁雜隔絕的甯谧之感，讓人一踏入其中就能回歸内心的平靜，沉心科研。

“莊先生不注重名利和物質生活，求真務實，不斷探索，為國家的真菌事業做貢獻，這就是科學家精神。”國科大常務副校長王豔芬說，她和她的奉獻精神是國科大的學生，特别是接近50%的女學生科學路上的榜樣。

“兢兢業業做學問”

“像老一輩科學家一樣，兢兢業業地做學問。”這是莊文穎心裡的科學信條。

莊文穎的老師餘永年是我國真菌學奠基人、中國科學院院士戴芳瀾先生的學生，他直到晚年一直謹記老師的教誨：“真菌學要發展，學報、學會和真菌志等都要做，沒有條件要創造條件。”

為了學科發展，上世紀60年代，已是古稀之年的戴芳瀾老骥伏枥，整理數十年搜集的資料，編寫《中國真菌總彙》。

1979年，在他去世六年後，學生們完成了他的遺願，出版了這部巨著。

這本書被日本真菌學家平冢直秀、美國《真菌分類》（刊物）在國際上作為中國真菌學的代表著作進行推介。

和他的老師戴芳瀾一樣，2010年，87歲高齡的餘永年已身患癌症，但仍奮力組織全國幾十個科研機構和院校的學者撰寫中國菌物學的百年研究史。

在該著共同主編卯曉岚的協助下，查證曆史資料、聯系作者、策劃全書内容、審閱各個章節并統稿……他拖着病體一步步實現着目标。

“我自認為是勤奮上進的，一息尚存，就不會忘記戴芳瀾老師給我的教導，為我國的菌物學奉獻力量。”他曾這樣說。

2015年，餘永年病逝後一年，莊文穎等繼續他未完的工作，使《中國菌物學100年》正式出版。

沿着前輩們走過的路，莊文穎在真菌學的曆史長卷中續寫着新的篇章。

為摸清我國相關生物資源的“家底”，在老一輩真菌學家指引下，1973年“中國孢子植物志”的編研工作起步。

《中國真菌志》作為其五個分志之一，于1987年出版第1卷。

“目前我國已知菌物2.1萬餘種，40年中增長了3倍。《中國真菌志》已出版62卷，包含905屬8873種真菌。”莊文穎向記者介紹。

莊文穎很早就跟着餘永年參與到志書的編纂工作中來，老師的嚴謹細緻也影響了她。

現在的她任《中國孢子植物志》副主編，并主管《中國真菌志》，負責為每個卷冊把好最後一道關。

很多同事覺得她眼睛尖，其實每一個問題的發現她都下了很大功夫。

“卷冊主編和參編人員花費10餘年的時間編纂一卷志書，出版前需要細緻、認真地把關、完成終審，才能保證志書的高質量出版。”她說。

薪火相傳譜新篇

在莊文穎的辦公室還有餘永年留下來的一個藍色鐵皮暖壺，保溫已經不是太好，但她還在用。

睹物思人，老師當年的話猶在耳畔：“分類學比較枯燥，看不見眼前的價值。但一旦發現有價值的東西，你就可以用分類的知識來擴大資源的利用範圍，為很多人提供服務。”

2020年，《中國真菌志第60卷肉座菌科》出版了。

莊文穎記得2004年編研工作開始時，我國該科中的一個屬僅報道19個種。

通過她與團隊的努力，使其已知種的數量增加到200餘種，是我國原有記錄的10倍，其中包括90個新種。

如今，她和團隊正在嘗試性地評價部分真菌資源的應用價值，例如，利用真菌實現植物病害的防控和環境治理等。

《中國真菌志》的編研過程不僅是從自然界發現新物種的過程，也是開發利用生物資源、建設人才梯隊的過程。

像老一輩科學家一樣，莊文穎在工作中不忘提攜後學，微生物所白逢彥、王琳淇、高程等青年骨幹都曾得到過她的舉薦。

在日常的科研工作中，她還經常手把手地指導學生實驗操作，一起打掃實驗台，在給學生們修改論文時，從科研數據到研究結論，從遣詞造句到标點符号，她總是耐心細緻地修改指點。

她還走進中小學課堂，通過一堂堂科普課讓青少年們了解豐富多彩的“真菌世界”。

她的學生王新存這樣評價她：“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

“微生物所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和創新發展的排頭兵，除了做好‘賽先生’，也要做好‘德先生’，最重要的就是向老一輩科學家學習，一代代薪火相傳，服務國家創新發展。”微生物所所長錢韋說。

據保守估計，全球有220萬到380萬種真菌，目前已經被人發現和描述的僅有約15萬種。人類隻認識了約6%的真菌物種，還有94%有待發現。

“這是幾代人都做不完的工作。我現在70多歲了，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繼續奮鬥，更希望年輕人能夠把這條路走好。”莊文穎說。

老師餘永年留下的鐵皮暖壺，莊文穎依然在用。馮麗妃攝

三代真菌人讨論會後合影。前排為餘永年，後排左一為莊文穎。微生物所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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