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控辍保學具體做法?自2006 年中央對中西部農村地區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實行“兩免一補”和農村義務教育保障專項經費政策以來，農村家庭不再因為貧困問題而讀不起書如今，在一些地區卻出現了“有書不讀”“讀書還要請着來”，“求着學生來讀書”，甚至“生怕學生不來讀書”的現象，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班主任控辍保學具體做法?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班主任控辍保學具體做法

自2006 年中央對中西部農村地區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實行“兩免一補”和農村義務教育保障專項經費政策以來，農村家庭不再因為貧困問題而讀不起書。如今，在一些地區卻出現了“有書不讀”“讀書還要請着來”，“求着學生來讀書”，甚至“生怕學生不來讀書”的現象。

一、任務壓力下的亂象

在西部一些地區，為了保證學齡兒童接受國家規定的義務教育，出現了一些荒唐的現象，鄉鎮幹部和學校老師被深深地卷入到了“一個都不能少”的國家目标中，承擔了巨大的責任和壓力，家長和學生卻享受了巨大的權利，不盡一點責任。

在西部地區某鎮，為了一名辍學的學生，七八個人圍繞着轉，包括校長、班主任、任課教師、鄉鎮幹部、村幹部，甚至連鎮長的車都用上了，鎮領導還要貼錢哄他們來上學。

一位小學校長包保了一位小學三年級的女生，她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她跟着爺爺奶奶住，這位學生自己有嚴重的厭學情緒，不願意去學校上課。為了完成上級規定的任務，校長隻好親自上陣，他的主要工作是圍繞着這位學生轉，每天早上開車去接她上學，晚上送她回家。為了不讓這位學生影響課堂秩序，專門給她配備了一部手機，讓她玩遊戲。有時候，她不想去，校長還要買零食水果哄着她上學。

鄉鎮副鎮長包保了一位初三的學生，這位學生初二暑假的時候跑去廣東打工，為了讓他回來上學，莊鎮長給他轉了300塊錢的車費，但是，他接到了紅包也不回來，人也找不到，父母也不在意這個事情。

有老師說，“有些硬不想讀書的人，你把他勸回學校了，結果整個班的學生上課都深受其害，老師還不能管他。”

“為了控辍保學求某學生返校，犯錯還不能說，還威脅說，敢批評他就不來了。他們回來還會帶壞一批學生，老師能咋樣？”

“不聽話的孩子好不容易被罰回家反省，人家不來了。下一步會怎樣，老師上門求他上學，他上了學會好好聽課？還會把老師當回事？”

在某學校，一批初二辍學的學生即使回到了學校，也不願意學習，更為嚴重的是，他們還會擾亂課堂秩序，跟同學說外面的社會多麼精彩，老師講的知識沒有用，講的也不對，學校隻好專門設置一個班級，讓這群孩子待在一起。有的嚴重辍學情緒的，隻好辦理休學。上級規定連續1個月不來就算休學，于是，學校讓這一群體一個月來報到一次，填完檔案就可以走了。

從這些故事中，我們可以輕易地發現，在一些家長和學生看來，是否接受教育完全是學校和政府的責任，學生和家長可以為所欲為，肆無忌憚，并且不會遭受任何處罰，而基層學校和鄉鎮政府為了讓學生上學，使出了渾身解數。

二、“控辍保學”與壓力分解

在這背後是“控辍保學”政策，其本意是控制學生辍學，加大治理辍學工作力度，保證适齡兒童和少年完成九年義務教育。2017年，在教育扶貧的背景下，中央提出确保實現到2020年全國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到95%的目标，切實保障适齡兒童少年依法接受義務教育。中央的本意是好的，地方執行卻出了大問題。

在中央政策的明确要求下，各地也紛紛出台了符合本地實際情況的文件，但是具體目标到了基層就是所有适齡兒童少年必須依法接受義務教育，目标是100%。為了完成這項目标，地方政府主要采取了行政動員和數字考核的方式。

第一，成立領導小組。首先要進行組織上的建構和動員，成立專門的領導小組協同各個部門的運作。在桂南鎮，鄉鎮層面成立鎮義務教育保障戰役指揮部，由鄉鎮黨委書記擔任指揮長，下設辦公室在鎮政府，負責統籌全鎮控辍保學工作。24個村（社區）成立義務教育保障戰役領導機構，負責統籌本村（社區）控辍保學工作。在鎮中心小學成立學校線的控辍保學辦公室，負責對本鄉鎮内各義務教育學校控辍保學工作的管理工作，全鎮定期調度，根據實際情況定期召開聯席工作會議研究解決控辍保學工作推進中遇到的實際困難和問題。

第二，實行包保責任制。地方政府實行“一把手”負責制，主要負責人親自抓，分管領導直接抓，實施“雙線四包”工作機制和屬地管理原則，政府線和教育線主要抓，“雙線四包”機制：政府線——鎮領導包村、鎮幹部包村、村支書主任包村、村兩委幹部包村民小組、村民小組包戶；教育線——中心校（總部）領導包學校、校領導包年級、班主任包班、科任教師包人。

第三，數字考核。地方政府規定：各義務教育學校要在每學期開學後10天内對學生入學、變動、辍學情況及學籍變化情況進行全面清查，對學生辍學情況進行及時統計，開學後15天内向上級教育行政部門和鎮民政府報告。對未到校注冊就讀的，要列出清單，及時查清去向。對随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外出就學的，要及時對接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門，協助辦理就學手續。對轉學的，應按學籍管理要求及時完善轉學手續。

對上學期間連續超過3天無故未到校的學生，要通過家訪等形式，及時了解學生未到校的原因，并做好學生及監護人的思想工作。

對連續超過3天又去向不明的學生，要建檔造冊，分别向上級教育行政部門和鎮人民政府報告，由鎮人民政府負責協調派出所、村(社區)委會進行查找，査清去向和就讀情況。

對于連續7天無故未到校的學生，學校要建立疑似辍學學生台賬，書面上報鎮政府和縣教育局義務教育保障戰役指揮部，并報學校控辍保學辦公室備案，鎮政府組織由教育線和政府線包幹責任人、派出所及司法所人員組成的勸返工作組入戶開展勸返工作；經勸返，3天後仍未送适齡兒童少年返校的家長或者法定監護人，鎮政府給予批評，并送達《限期複學通知書》責令其限期整改；發放《限期複學通知書》7天後，學生仍未返校的，鎮政府給予家長或法定監護人送達《告知書》，督促其讓學生盡早複學，司法部門、派出所做好問話筆錄；送達《告知書》3天後，學生家長或法定監護人仍拒不送子女上學的，情節嚴重、影響較大的，由鎮政府依法向法院提起訴訟，申請強制執行。

學生連續20天仍未到校的，縣扶貧督查組将對鎮、村、有關部門、學校開展勸返複學工作進行督促落實；

學生連續25天仍未到校的，縣督考辦将對有關責任人進行督查問責。

在這份規定中，詳細說明了到校時間、執行手段和責任劃分，這就明确了辍學的時間界限。這也意味着，對于具體的情況有了具體的應對，給基層幹部數字應付的空間。通過量化考核的方式，中心工作目标被逐步分解，成為可量化、可考核、可評估、可檢驗的教育治理績效。由此，經過層層轉化，辍學被徹底簡化為一種簡明統計，以單一的數據形式呈現，體現為數字化的管理技術。

第四，“一票否決”。學校對于班級辍學率超過學校規定目标的，實行一票否決，任課教師不能評為各級各類優秀教師，班主任不能評為優秀班主任，班級不能評為優秀班集體。學校實行“全員班主任制”，層層簽訂控辍責任書，把控辍保學目标分解量化到每一位任課教師，并将控辍保學工作納入對班主任及任課教師進行考核的目标體系，與教師表彰獎勵、晉職晉級挂鈎。縣教育局成立督導辦，專門負責監督檢查該項工作，并将控辍保學工作列入年度績效考評，對各鄉鎮各部門控辍保學工作開展情況進行跟蹤督查，至少每月一次，對控辍保學工作落實不到位、工作不力造成嚴重後果的鄉鎮和部門相關責任人進行嚴肅問責。

三、應對手段

在強行政動員和數字化考評壓力下，基層政府和學校采取“運動式治理”的模式，确保“一個都不能少”的任務如期完成。

（一）鄉鎮政權

為了完成任務，基層政權和教育系統采取“中心工作”的模式，按照目标管理責任制，桂南鎮設置了明确的治理網格和責任劃分。每一位包村幹部都要包保一位學生，負責該學生入學，這是一票否決的事務，對最終的目标進行嚴格的考核，具體的措施手段應人而異，所以，出現了上文所描述了副鎮長貼錢的故事。但是，辍學的現象是結構性再生産出來的，社會上總有一部分群體會産生厭學情緒，為了應對這部分少數群體，鄉鎮政府隻好采取填報報表的方式完成治理任務。

（二）學校

學校是教育的主體，老師被全員動員到“控辍保學”的國家任務中，每一位校領導和任課教師都有包保的學生。此外，地方政府規定實行“雙送雙接”制度，鄉鎮主管教育工作領導、轄區初中校長要協調鄉鎮招生辦安排好七年級學生入學工作。六年級就讀學校校長、學生所在村幹部要将小學六年級畢業生送至轄區初中。但是，在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辍學問題并沒有完滿地得到解決。老師反而承擔了大量的非教學任務，一到省市縣檢查的時候，疲于奔命，将散落在各地的學生勸返回校。但是，“勸返生讀不好書”是普遍現象，老師又耗費大量精力維護正常的課堂秩序。

（三）村級組織

村幹部不是公務員，隻拿一部分誤工補貼，因此對村幹部沒有嚴格的約束手段，基層政權動員村幹部時，村幹部顯得并不那麼用心盡力。他們一般提供信息，例如，學生的住處，家長的工作地點、電話号碼等信息，而真正讓他們勸返學生，對學生負責沒有辦法做到。

（四）家庭

家庭承擔的責任相當輕。雖然兒童不上學是違法行為，但是鄉鎮政府卻難以通過法律途徑強制家長讓學生上學。當地的撫育觀念是隻把孩子養大，不重視教育，認為不上學并不可恥，上學還不如打工，辍學了剛好去打工。有些學生跟着家人親戚外出廣東打工，家長也不以為然。直到鄉鎮幹部找到了學生，勸返學生回校讀書，家長才知道不上學是違法行為。

（五）學生的反抗

辍學的學生屬于教育治理的對象，在面臨強大的教育治理網絡和嚴格的政策執行時，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最終選擇了消極反抗，學生隻是形式上待在學校并不能安心于學習反而衍生出反抗文化。

第一，消極怠課。這一群體待在學校，但是并不認真聽課，因為他們覺得很無聊、不舒服、不喜歡，也跟不上學習進程，就坐在教室裡面，要麼睡覺。

第二，破壞課堂秩序。一部分學生難以忍受學校裡面的言語和行為約束，轉而心生怨恨，不服從老師的管教，破壞正常的課堂秩序。

第三，營造一種“讀書無用論”的氛圍。他們也在營造一種氛圍，宣揚在外面打工時遇到的花花世界，認為學習沒有前途，初中畢業就應該外出打工。

教育治理以完成數字任務為目标，把學生強制留在學校帶來了學生的消極反抗。在控辍保學的壓力下，學生雖然回到了學校，但是教學質量并沒有辦法保證，“顯性辍學”變成了“隐性辍學”，代表學生辍學的數字消失了，掩蓋了真正的辍學問題。

在教育治理的過程中，政府官員、教育管理者、村委會領導并不去關注辍學的症結到底是什麼，而是滿足于學生是否到校，這從形式上滿足了統計數據的達标。至于學生到校以後能否“留得住、學得好”，在鄉鎮教育部門的文件上也提了出來，但并不是他們能夠解決的。此外，社會責任轉移到了國家身上，即學校和基層政府承擔了勸學生返校的主體責任，而學生家長不再認為這是自己的事情，辍學學生認為我不上學，反而受到種種優待，更加有恃無恐。

四、後果

在任務壓力下，鄉村幹部、基層教育者都被動卷入到了“控辍保學”的任務中，但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勸返生“學不好”是普遍現象，一部分學生群體無法完成學業任務，大量的隐性辍學的學生遊離于社會和學校之間，形成一個巨大的邊緣群體，義務教育治理的目标并沒有完成，反而陷入了治理的内卷化困境。治理組織越來越龐大，治理制度越來越複雜，治理程序越來越規範，但是治理效果并沒有随着治理資源的持續投入而改善，義務教育治理陷入了内卷化困境。

第一，資源投入逐漸增長與教育收益的低效。國家對偏遠鄉村地區教育資源的投入越來越大，學校基礎設施越來越完善，老師等師資力量越來越齊全，但是真正的教育質量卻沒有與資源投入相匹配。特别是在控辍保學的壓力下，地方政府、教育工作者耗費了大量的治理資源，卻不能真正達到目标，并且使學校管理者和教師處于高度負荷的狀态，學生的培養質量無法得到有效提升。

第二，強幹預與教學秩序的破壞。教育治理的力度越強，返校的辍學學生越多反而給學校的教學工作帶來更大壓力，衍生出更多的問題。為了保證每一個孩子都不因貧失學，基層官員、學校領導與教師、村幹部織就了細密的“控保”治理網絡，依賴各種技術督促辍學生返校，學校内外部的“控保”技術不斷精細化，出現了“人盯人”“多保一”等聯動機制。在高壓态勢下，老師的注意力集中于少數辍學的學生身上，無法集中有效時間用于課堂教學。學校把教育的目标放在“控辍保學”上，忽視了教學質量的改善。辍學的學生被勸返到學校後，也不會安心學習，幹擾正常的教學秩序，消解了教育治理組織的努力，也使得學校處于高負荷運作狀态。此外，在社會上遊蕩多時的學生已無法适應學校生活，反而會影響其他同學辍學，新同學的辍學又引發新一輪“控保”技術的再精細化，從而不斷陷入“控辍保學”治理的惡性循環中。

第三，數字治理與形式主義泛濫。國家和地方政府通過各種下發文件、布置工作，将任務目标層層分解，輔之以數字化的考核指标，并對治理結果不斷檢查考評，最終導緻了治理的形式主義。一方面，國家通過信息技術快速地将中央的要求準确地傳遞給基層政府與學校；另一方面，基層政府和學校也借助信息技術将教育扶貧結果數據化、可視化地反饋給上級政府部門。在此過程中，由于信息不對稱，基層政府和學校通過填報了大量的數據反映給上級，返回學校的學生是否認真聽課，是否留得住，學校并不關心。為了迎接檢查，也制造了大量的檔案。這也說明數字化治理方式隻是從形式上完成了教育治理的任務，不符合複雜的教育活動實際，不應成為教育治理的全部。

五、啟示

高質量的義務教育是一項國家資源與社會意志相結合的産物，國家資源投入、社會配合才能營造出良好的教育氛圍。但是，在控辍保學的壓力下，長期目标被轉化為短期的目标，系統治理的任務被轉換為個體治理，源頭治理被置換為末端治理。國家通過強行動動員和數字化考核壓實了地方政府的責任，原本需要社會配合完成的治理任務成為了地方政府的單一責任，國家意志難以轉化為社會意志，基層群衆成為了政策的客體，國家意志和目标難以社會化的政策執行。

政府公共服務下鄉，關鍵在于社會的配合。如果不解決社會配合的問題，就會出現一系列公共服務的悖論，如政府無原則的兜底、幹部代替群衆、社會無主體性。

2021年6月13日星期日

劉超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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