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祁《景文宋公文集》書影。

曆代的官修正史，一般隻由官階最高的監修官獨自署名，惟獨《新唐書》署作“歐陽修、宋祁撰”。對此，歐陽修之子歐陽發在《先公事迹》中雲：“初奉敕撰《唐書》，專成紀、志、表，而列傳則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體不一，诏公看詳，令删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曰：‘宋公于我為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己意？’于是一無所易。書成奏禦，舊制惟列官高者一人，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于傳，功深而日久，豈可掩其名，奪其功？’于是紀、志、表書公名，而列傳書宋公。”今檢歐陽修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上奏朝廷的《辭轉禮部侍郎劄子》中明言：“内列傳一百五十卷，并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書中三分居二。”可證歐陽發所言不虛。由此可見歐陽修不掩他人之善的氣度，也可見宋祁對《新唐書》确有巨大貢獻。獨自撰寫《新唐書》中“三分居二”的内容，是宋祁名垂青史的人生業績。除此之外，宋祁還是一個頗有“故事”的人，今從故紙堆中錄出幾則以飨讀者。

宋祁與其兄宋郊（43歲時改名宋庠）并稱“二宋”，宋祁遂被稱為“小宋”。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二宋同時參加進士考試。登基才兩年、年方十五歲的宋仁宗正為其父真宗守喪，故未進行需由皇帝親臨的殿試來決定進士之名次。省試後禮部奏上合格進士二百零七人的名單，宋祁名列第一，宋郊名列第三。臨朝聽制的皇太後劉氏（就是民間傳說“狸貓換太子”中的那位反角）認為弟弟不應名列兄長之前，乃擢宋郊為第一，宋祁則降至第十（此據範鎮《宋景文公祁神道碑》、葉夢得《石林燕語》及馬端臨《文獻通考》，他書所載名次稍有出入）。隻因比其兄年輕兩歲，宋祁本已到手的狀元便拱手讓人。日後宋庠官至宰相，而宋祁僅至工部尚書，未必不與是否狀元出身有關。

二宋少孤，早年寓居安陸，生活貧苦。宋庠《貧病》雲：“貧病兩何緣，相将百慮煎。儲空擔石粟，書貸倍稱錢。客訝甘螬李，偷驚惜故氈。因聲謝才鬼，拟作送窮船。”宋祁《僑庑》雲：“瞿昙少病苦，司寇正歸欤。不鑿牆坯遁，猶煩裡旅居。飯舂霜稜粟，羹糁雪畦蔬。願受為氓籍，閉披種樹書。”又宋祁《懷故裡偶成》雲：“先疇少失杏花耕，十載窮塵困縛纓。”皆是對少時窮困的寫照。入仕之後，宋庠官至宰相，宋祁也官至翰林學士，同為朝廷高官，兩人的生活态度卻相去甚遠。錢世昭《錢氏私志》雲：“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内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華燭，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谕所親令诮讓雲：‘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内吃齑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卻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處吃齑煮飯，是為甚底？’”這條記錄并非單文孤證，曾鞏《隆平集》卷五中稱宋庠“儉約不喜聲色”，而魏泰《東軒筆錄》卷十五中則稱宋祁“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于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寝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内寵，後庭曳羅绮者甚衆。嘗宴于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北宋的士大夫待遇優厚，生活豪縱奢侈者相當常見，名臣寇準便是如此，宋祁所為也不算特别出格。但宋祁的言行畢竟境界太低，與儒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人格理想相去甚遠。宋庠為相、宋祁為翰林學士或龍圖閣學士的時段是慶曆五年（1045）至皇祐元年（1049），此時範仲淹等人正在推行“慶曆新政”且倡導以天下為己任的全新士風，範仲淹在慶曆六年（1046）所作的《嶽陽樓記》中明确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生理想，宋祁的言行與此格格不入。範仲淹也是幼年喪父，他年青時寄居僧舍，與一位舍友“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齑十數莖，醋汁半盂，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彭乘《墨客揮犀》卷三），其艱苦程度比二宋的“吃齑煮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他“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宋史·範仲淹傳》），真正做到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反觀宋祁，他年青時“吃齑煮飯”、刻苦讀書，“是為甚底”？看來就是奔着“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顔如玉”的目标，故一旦得志，便肆意享受、縱情聲色。“書中”二句出于《勸學篇》，相傳乃宋真宗親撰，用意是以榮華富貴來誘導人們讀書應舉，這對中國人讀書隻求實利的不良風氣起了很壞的影響，宋祁堪稱受其誤導的最早典型。

宋祁作詞不多，但詞名甚著，其《玉樓春》中“紅杏枝頭春意鬧”一句傳誦人口，以至于張先稱他為“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另一首《鹧鸪天》也很有名：“畫毂雕鞍狹路逢，一聲腸斷繡簾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為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九句詞中倒有四句襲用李商隐詩，未免“挦扯”過甚。宋祁詩風近于西昆體，相傳西昆派首領楊億等人被伶人諷刺為“挦扯”李商隐，以至于後者衣衫破爛，看來宋祁的詞風也有此病。此詞的故事見于《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三：“子京過繁台街，逢内家車子，中有褰簾者曰：‘小宋也。’子京歸，遂作此詞，都下傳唱，達于禁中。仁宗知之，問内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内人自陳：‘頃侍禦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内臣曰：小宋也。時在車子中偶見之，呼一聲爾。’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皇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因以内人賜之。”此事如果屬實，可謂累世難逢。那位宮人竟敢在大街上褰簾呼喚“小宋”，且在皇帝追查時坦然承認；宋祁竟敢對“内家車子”中的紅顔知己心存觊觎，且公然作詞詠之，幸虧他們遇到的是宋仁宗，否則雙方都可能招來不測之禍。《三國志》卷二十裴注引《典略》記劉桢事雲：“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鹹伏，而桢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桢，減死輸作。”元人劉一清《錢塘遺事》卷五雲：“賈似道居西湖之上，嘗倚樓望湖，諸姬皆從。适二人道裝羽扇，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爾願事之，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逾時，令人持一合，喚諸姬至前曰：‘适為某姬受聘。’啟視之，則姬之頭也。”可見帝王将相雖然姬妾成群，但皆為禁脔，文士多看一眼都會招來死刑或勞改的懲罰。那些姬妾則是蓄于籠中的玩物，決無走出牢籠自由戀愛的可能。雖然清代小說《聊齋志異》中說已歸仙籍的甄氏向劉桢的後身自薦枕席“以報情癡”，明代傳奇《紅梅記》中說名喚李慧娘的“一姬”被賈似道殺害後化作鬼魂且與“美哉少年”幽會，畢竟隻是後人的浪漫幻想。所以宋祁此詞沒有釀成慘禍，反倒成全一段風流韻事，堪稱詞壇奇遇，這是宋仁宗朝政治開明的一個旁證。

最後一則故事是宋祁立遺囑。嘉祐六年（1061），宋祁病重，卒前撰《治戒》示諸子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可著數人，故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以請谥有司，不可受賵贈，又不宜求巨公作志及碑。……吾生平語言無過人者，慎無妄編綴作集。”宋祁平生行迹并無大過人處，這封遺囑倒是不同凡響。宋代的士大夫，往往邀請名人為亡者撰寫墓志銘以求不朽，誠如南宋吳儆《答汪仁仲求撰墓志書》所雲：“古今士大夫之家所立碑志，必先有行狀，然後求當世名士叙而書之，埋之墓中，謂之墓志，為陵谷遷變設也。”賢如曾鞏，也曾請歐陽修為其祖父撰寫墓志銘，且作《寄歐陽舍人書》緻謝曰：“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宋祁卻能主動囑咐兒孫“不宜求巨公作志及碑”，堪稱卓荦不群。此外，凡是曾事著述者，誰都想讓自己的文字結集付梓以廣流傳。《儒林外史》中寄寓荒寺的牛布衣臨終前将兩冊詩稿托付給老和尚，說：“這兩本是我生平所做的詩，雖沒有甚麼好，卻是一生相與的人都在上面，我舍不得湮沒了，也交與老師父。有幸遇着個後來的才人替我流傳了，我死也瞑目！”文士的這種心态與工匠們希望自己的産品廣受歡迎是同樣的道理，畢竟是曾經付出心血的作品，誰也不願讓它們湮沒無聞。況且在印刷業極其發達的宋代，結集付梓并不困難，南宋劉克莊有詩雲“派裡人人有集開”（《湖南江西道中》），北宋的情形也相去不遠。宋祁的作品其實價值不菲，蘇東坡就說：“吾觀二宋文，字字照缣素。淵源皆有考，奇險或難句。”（《密州宋國博以詩見紀在郡雜詠次韻答之》）由于宋祁的遺命，其遺稿秘藏于家未傳于世，直到38年之後，才由其後人出示唐庚并得刊行。文人往往自視過高，對自己的作品敝帚自珍。宋祁卻如此謙遜，這種深藏若虛的态度在曆代文人中似不多見，值得關注。

莫砺鋒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