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做學術，卻又不囿于它，心中裝着更大的世界——這不一定是浮躁，也有可能是有更大的格局、更深的情懷。

“‘網紅教師’頻現，當下學術界福兮禍兮？”1月11日，《文彙報》頭版的一篇“名家訪談”，把高校“網紅教師”現象推上了風口浪尖。

在訪談中，複旦大學哲學學院資深教授張汝倫憂心忡忡：“為什麼如今不少留校沒幾年的青年教師，不是抓緊時間老老實實做學問，而是忙着在各種公衆媒體或互聯網平台上露臉、亮相？”

聯想到近幾年頻繁曝出的網紅奶茶鋪、網紅食品問題以及網上各種“娛樂至死”的“亂相”，人們不禁對“網紅教師”産生負面的刻闆印象。但筆者認為，對相關現象的認識不能僅停留于“一面倒”的批評，而要全面把握、因勢利導。

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一棍子打死，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别以為“網紅教師”好當，也不要以為他們占了便宜。學術歸學術，網絡歸網絡，很多時候，他們是在“自娛自樂”，甚至“自生自滅”。

高校教師的本職工作是教書育人、從事學術研究。為此，确實要耐得住寂寞，産出大部頭著作和高水平成果。因此高校教師做“網紅”，在一些資深學者看來，是“希望找到一條獲得外界認可的捷徑”。

聽起來沒錯，但很多問題有待厘清：有多少高校教師稱得上是“網紅”？面對公衆在進行什麼具體活動？是為出名，還是為自己的愛好？投入多少時間？有沒有耽誤工作？造成什麼社會影響？有沒有靠“網紅”身份評上教授、申請到科研項目？

如今，互聯網、微信幾乎成為日常辦公、生活的必需品。很多教師開了博客、微博、微信公衆号。有的借助網絡和學生讨論教學内容，有的傳播科研經曆和感悟，還有的抒寫生活體會。雖然也能“掙”一些點擊、點贊和轉發，但真正稱得上“網紅”的，卻鳳毛麟角。

“網紅教師”有多種類型。有的人（例如北師大“布鞋院士”李小文）因為一張“酷照”、一句“潮語”、一件趣事，經過媒體傳播，“一不小心”走紅。有的人（例如複旦教師熊浩）登上電視綜藝節目，錄制音頻、短視頻，成為“人氣教師”。還有的人靠嘩衆取寵的行為甚至低俗的内容引起轟動。顯然，是好是壞，恐怕不能一概而論。

“網紅教師”頻現，當下學術界福兮禍兮？問題的答案恐怕不是“非此即彼”。如果高校裡大多數教師都成為“網紅”且憑着“網紅”的身份得到不該得到的職稱，那麼學術界就亂了。但問題是：真的有那麼多“網紅教師”嗎？成為“網紅”，對于學術評價有用嗎？認真做學術的教師“任他東南西北風”，會受周圍個别“網紅”同事的影響嗎？

事實上，很多教師對成為“網紅”還是有忌憚的。在傳統觀念中，人們喜歡埋頭苦幹、少說話的人，而不喜歡“頭上長角”的“另類”。現在，教師的壓力很大，有些高校每年考核要求授課、發表論文、申請項目的具體指标，還實行“六年非升即走”。更何況，網絡似海深。雖然得到轉發、點贊令人欣喜，但一旦因為出言不慎或者被誤解而觸發網絡輿情，就麻煩了。

而且，成為“網紅”對于評教授、申請科研項目來說不是“神助攻”，而是“絆腳石”——評審人看重的還是申請者的教學和科研成果。如果說教師在網絡上活躍是為了“走捷徑”，那麼這就太傻了——在沒有學術評判權的“吃瓜群衆”那兒“圈粉”，卻招緻有些學者的嗤之以鼻甚至“一票否決”。因此，很多“網紅教師”其實是在“自娛自樂”，甚至“自生自滅”。

如果大學像是一個花園，那麼花園裡不能都是一模一樣的植物，有幾朵“奇葩”又何妨？大學裡不能每個人都是“網紅”，但也要有少量“異人”存在，就像孟嘗君門下有數千才能各異的食客，需要時能派上用場。

針對有些教師在各類媒體“冒泡”的現象，張汝倫教授向《文彙報》記者表示：“對學者來說，最重要的是做出有分量、有水平的研究……少數學者身在大學，頂着教師的身份，卻沒有把自己界定為學者。”這種“學者失去身份邊界”的現象，“也是學術圈浮躁的表現之一”。

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些話都沒錯。但很多結論的成立，都是有一定假設前提的——看你把視野鎖定在什麼範圍内，是學術界，還是整個社會。事實上，高校教師同時具有多重身份，生活也不僅僅是做學術。教師無論在學校還是走在大街上，都是社會人，都要參與社會進程，業餘還可以培育自己的興趣愛好。正如現在一些大學推行“通識教育”（複旦大學還推出了旨在給學生提供多種選擇的“2 X”本科培養體系），大學教師也可以成為“多面手”，而不必像一個模子刻出來似的。

大學不能到處都是“網紅”，但有個把“網紅”存在，不一定是壞事。2017年複旦附中學生武亦姝在央視“中國詩詞大會”第二季總決賽的節目中一舉成名，既有利于所在學校名聲，又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提供鮮活的例子。雖然武亦姝是高中生，不是高校教師，但這個例子啟發我們——無論是講思政課被拍成視頻，參加電視演說節目獲獎，還是就教育理念、教育實踐接受媒體采訪，教師以正面的形象出現在媒體，也能為學校增光添彩。

事實上，在充分發揮網絡文化育人功能的背景下，一些高校正在加強網絡文化建設。不久前，複旦大學舉辦了2018年度校園網絡文化作品和自媒體影響力評選，各類網絡達人閃亮登場。就像高校需要推出學生參加各類體育比賽、“挑戰杯”和“互聯網 ”創新創業大賽，高校也需要一些“教師/網絡達人”參與校園文化建設。在大學裡面，我們不僅需要“陽春白雪”型專家，也需要像周國平、易中天那樣通過通俗作品和民衆交流的學者。

面對教師與媒體的“結合”，與其“堵”，還不如“疏”——讓高校教師在教書、科研之外，順應時代發展趨勢，提高媒體素養，發揮科學普及、釋疑解惑、價值引領、輿論導向的作用，為社會建設、文化建設作出更大貢獻。

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8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為8.02億，手機網民規模達7.88億。在科學界，網上社區也成了一種時尚。中國科學報社旗下的科學網自2007年上線以來，聚集了幾百萬注冊用戶和近15萬個博主。 有教師指出，互聯網是時代發展中存在的一種媒介形式，借助媒體是順應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關鍵要學會合理利用、發揮優勢，而不是因循守舊、避之不及。

那麼，哪怕不至于成為“網紅”，高校教師勇敢地走向包括互聯網在内的各類媒體，要注意什麼呢？

一是目的。想出名不一定是件可恥的事情，隻要不出格。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就提出了“需要得到他人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求層級。但是，如果能“聽從自己内心的召喚”，樂于分享、服務社會，那境界就更高了。

二是效果。是傳播錯誤、庸俗的東西，嘩衆取寵、制造思想混亂，還是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播正能量？要多考慮社會效果，不要違反“新時代高校教師職業行為十項準則”。

三是擔當。在各類媒體上活躍需要花時間，有可能會給旁觀者一種“不務正業”的感覺。當擁有了“發出自己聲音”的成就感，也要承受由此帶來的各種後果。

想清楚目的、效果，并願意擔當之後，接下去就涉及“怎麼做”了。

一是時間——做事要區分主次，做好本職工作是底線。努力做好學術，不代表一定不能在各類媒體露面；經常在各類媒體露面，也不代表一定沒有在做學術。關鍵是，要拿捏好時間比例。如果拿着大學給予的工資，卻整天跑到外面做娛樂節目，那有違職業倫理。

二是内容——除了内容積極之外，開展“自選動作”最好能和本職工作結合起來，形成體系和特色。比如，教學、帶研究生、寫通俗網文、發表報刊文章可以形成聯動；教師可以參與“網絡思政”，也可以參與學校慕課建設，造福更多的求知者。

在吸取資深教授對“網紅教師”的尖銳批評之後，與其因噎廢食，還不如因勢利導。和中小學教師相比，大學教師的日常工作内容具有多樣性，不用整天圍繞着固定的班級轉；時間具有靈活性，可以自主安排；并且掌握的知識更貼近學科前沿、站位高。因此，大學教師在“媒體陣地”上應該能更好地發揮科學普及、釋疑解惑、價值引領、輿論導向的作用。

喜歡做學術，“躲進小樓成一統”（出世），卻又不囿于它，心中裝着更大的世界（入世）——這不一定是浮躁，也有可能是有更大的格局、更深的情懷。

作者：馬臻

編輯：儲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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