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餍(yàn:本義指吃飽)。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這是《孟子》梁惠王上第一章裡的一段話。意思是:大王說‘怎樣使我的國家有利?’大夫說,‘怎樣使我的封地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說,‘怎樣使我自己有利?’結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奪利益,國家就危險了啊!在一個擁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裡,殺害它國君的人,一定是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大夫;在一個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裡,殺害它國君的人,一定是擁有一百輛兵車的大夫。這些大夫在一萬輛兵車的國家中就擁有一千輛,在一千輛兵車的國家中就擁有一百輛,他們的擁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義放在後而把利擺在前,他們不奪得國君的地位是永遠不會滿足的。總之,從來不講“仁”的人,就會抛棄父母,從來不講義的人,就會觊觎君王。
這段話,是孟子到梁國拜見梁惠王時,回答梁惠王所問“老先生,你不遠千裡而來,一定是有什麼對我國有利的高見吧?”的話時說的。孟子沒有直接反駁梁惠王的觀點,而是借題發揮,順着梁惠王的觀點去闡發,從而說明這種觀點的危害,駁的有理有據,觀點鮮明,并道出了非常重要的兩點:
一是一個國家或社會如果隻講利不講義,拜金主義成為主流意識,奢靡之風盛行,這個社會就會成為一個沒有道德底線的社會,最不該發生的事情都可能發生。比如抛棄父母,謀财害命,弑君篡位等等為了權和利不擇手段的事情。我們國家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一直奉行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實行的是“不論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的策略,在當時提出這個路線和策略的時候,不能說不合理。因為當時我國人民曆經了十年階級鬥争的洗禮,人們的思想普遍被禁锢,此時的思想大解放是非常必要的。但到了後來,這種放任式的發展,逐漸演變成為一種瘋狂的、野蠻的發展,最終導緻突破社會的道德底線,以緻大家公認的一些社會問題不斷發生。比如,白衣天使不救死扶傷,人民老師不為人師表,大沿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以及醫鬧現象、傷醫事件等等不該發生的問題發生,其背後深層次的原因就是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出了問題。為什麼千百年來一直倍受尊重的白衣天使,卻屢屢遭遇患者或家屬的黑手呢?這個問題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社長袁鐘發表的《做與文化相适應的醫生》主題演講,深入透徹地說明了問題的症結所在。他認為,醫院因追求經濟效益忘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醫生因追求經濟利益忘了救死扶傷的天職,結果是醫院被人們當成是最黑的地方,醫生的眼睛死盯着每一個患者的口袋,百姓則因病返貧或傾家蕩産者屢見不鮮。這不正是醫鬧和傷事件大量出現的根源所在嗎?
袁鐘教授的這個演講很精彩,他的觀點與孟子基本相同,就是人要有人文情懷,不能陷入利己主義的泥潭。否則,即使再富有,其人格已被玷污,這樣的人已經不具備人的品格了。因此,這樣的人,為了自己的私利,常常做出非人的勾當。有的人六親不認,抛棄父母,謀害兄弟;有的人為争權奪利,謀害上級領導等等。我們試想,如果這種風氣彌漫開來,整個社會就會變成人間地獄。所以說孟子講的很有道理,不僅有道理,而且曆史早已經證明這是不可置疑的規律。
二是一個社會良好風俗的形成與官員的品行有直接的關系。社會風俗好不好,不在于那幾個道德模範,也不在于那幾個流氓賊寇,而在于官員的表率作用。一個單位有什麼樣的領導,就有什麼樣的風氣,一個地方有什麼樣的領導,就有什麼樣的社會風氣。這是不容置疑的。一個地方社會風氣壞了,有的領導總是先想到的是如何加強社會管制,如何維護社會穩定,很少有領導幹部從自身品行找原因,這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悲哀。照理說,孩子的品行出了問題,家長必定有責任,群衆的品行出了問題,領導必定有責任。因為孩子和群衆不僅聽你教導什麼?更要看你做了什麼?如果家長或領導的言行不一,那孩子或群衆必定也會陽奉陰違,說一套做一套,許多你不想發生的事情,都會出乎意料地發生。所以,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中,明确地講出了國王的引領作用,如果國王隻想着利己,那大夫也就隻想着利己,百姓也就隻想着利己,到頭來,所有的人都沒有了公心、公道、公平和正義,個個都成了極端的利己主義者,這樣的社會不亂,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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