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見的兩個錯誤是：第一錯誤理解了人治。第二忽視了法治的核心缺陷。

重視“法治”，是近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的一大思想進步。學者們寫了汗牛充棟的著作和文章，介紹和宣揚“法治”這個西來的新概念。看到法治的概念，很多人恍然大悟，找到了中國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源，那就是沒有實行法治，而是一直在錯誤地實行人治。

還有學者更進一步，分析“法治”和“法制”的區别。用他們的行話來說就是“水治”和“刀制”。法制在中國古已有之。諸子百家中的法家，主張就是建立法制。國家制定各種法律，積極普法，讓所有人對法律都很了解，并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樣一來，就可以把國家治理好。

但法治與此不同。法治是更高級、更徹底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上至最高統治者及其國家機器，下至三教九流販夫走卒，都要同樣服從法律，被法律制約。并且，法治的重點，就在于法律可以約束國家——王在法下。而法制說到底，還是國家用法律治理人民。法律是國家的工具，而不是對國家的約束。強調法治和法制的區别，很有政治性。

雖然如此，法制和法治的區分，還是學術意義更大，現實意義不大。一般人看來，法治和法制，都是用固定的法律條文管理社會，這兩個概念基本上是同一碼事。真正明顯的不同，還是法治和人治。

所以接下來，我就不區分法治、法制了，統統稱之為法治。

法治，是用固定的法律條文裁決糾紛、治理社會，而人治，則是由掌權者根據個人意志做出判斷和裁決。如此說來，當然法治大大優于人治，甚至可以說，人治簡直就是不可忍受的。個人意志不是可以任意改變、捉摸不定嗎？任由某人憑借其個人意志決定别人的生死和命運，這怎麼能忍受呢？

想明白了這個道理，人們仿佛找到了以往衆多社會問題的原因，也找到了建立美好社會的關鍵。想要建立美好社會，就要完善法治，具體說就是，國家制定完善各種法律法規，盡量把對錯是非都事先說清楚，清清楚楚寫在紙上，公之于衆，廣而告之。大家遵照執行。如果有人違反，不管他什麼人，上至總統首富，下至流浪漢，都絕不姑息，嚴懲不貸。如此一來，社會即使不完美，也已經足夠好了。

但是，事情哪裡會那麼簡單呢？人類社會已經存在若幹萬年。進入有文字有國家有法律的文明社會，至少也幾千年了。如果法治真是這麼一招鮮，那麼人類社會早就進入持久和諧、永恒幸福了。但現實顯然并非如此。

問題出在哪裡？大緻來說，問題出在兩方面。

第一是錯誤理解了人治。第二是忽視了法治的核心缺陷。

人治，被認為是掌權者根據個人意志，随便做出判斷和裁決。因為是個人意志，所以随時可變、毫無規律、無法預期。這種狀況當然難以忍受、不可接受。

但實際上，人治不是這樣的。想一下現實中人治的真實樣子，包括古代和現代，就會意識到，與其說是人治，不如說是“禮治”，也就是根據社會公認的傳統、習俗和慣例來判斷和裁決。這種約束不是明文規定、清晰可見的，但傳統、習俗和慣例，其實人人都知道，并且很有共識。換句話說，人治同樣受到約束。人治并不等于任性胡來。

因為有“禮治”這個約束，和法治類似，人治往往也是高度可預期的。掌權者的裁決，隻是少數幾個選項中的一個，而不是天馬行空、無憑無據的随機而為。

這就是人治在曆史和現實中長期存在，而人們也能大緻接受的原因所在。如果人治真是那種任性胡來，是不可能長期延續的。

人治的問題在于，掌權者的道德和水平很重要。如果是個能力強的君子，即使沒有明文法律約束，即使隻有不成文的“禮治”約束，他的判斷和裁決也能大緻正确。反之，如果掌權者是個惡棍或壞蛋，他的裁決就會很離譜。

有人可能會說，對啊，法治就是為了讓惡棍和壞蛋也無機可乘啊。确實如此，凡事都按照實現寫好的條文去判斷去執行，能減少惡棍和壞蛋的危害，不過，也會帶來新的問題，這就是法治的核心缺陷。

法治的核心缺陷就是，法律條文越完善越細緻，越不利于人們發揮主動性、積極性。因為，無論事先把法律制定得多麼完善細緻，也不可能預先想到未來的所有情況。社會每天都在變化，情況各有不同。變化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時過境遷，當初無所謂的事情，後來卻變得特别重要。當時覺得毫無瑕疵的設計，過上一段時間，卻變得千瘡百孔漏洞百出。總之，一定會有當初沒想到或者估計不充分的情況發生。

這時，就需要主事人發揮主動性、積極性，根據當時的習俗、慣例、公認的觀念，做出判斷和裁決。如果法律規定得太細太密，束縛了主事人的自主範圍，那麼，很多事情就無法解決，或者做出荒誕的裁決。

也就是說，法律很重要，但人的主觀性積極性，同樣重要。僅僅靠法治，完全排斥人的作用，國家是治理不好的。

中國人很早就理解了這個重要道理。秦漢帝國對法家主張的大規模實踐，是一場大型社會實驗，結果證明，法家的主張，也就是法治，看起來很有道理，但實行起來卻行不通。

經過商鞅變法的秦國，實力超過東方六國。當時秦國的治理非常成功，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秦國執行法律，嚴格且公正。秦人勇于公鬥、怯于私鬥，是優秀的農夫和戰士。國家上下一心，鬥志昂揚。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禦宇内”，一統天下。

看起來，秦國的法家制度毫無問題，值得推廣。但是，真把秦國的制度推廣到天下以後，就暴露出極大問題。秦國的善政，到了秦帝國，卻成了公認的“苛政”。隻過了十幾年，強大的秦帝國就短命而亡。

很多人可能以為，繼承了秦的漢朝，徹底改變了秦的“苛政”。其實，漢朝基本保留了秦朝的法律。因此，漢朝的法律種類繁多、規模龐大，事無巨細，都有規定，其實也很“苛”。隻不過，漢朝在執行法律時沒有那麼較真。

這是因為，漢朝人發現，在廣大的國土上，面對衆多的人口及千變萬化的情況，如此繁密的法律，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嚴格執行。法律之多之繁，以至于司法者自己都搞不清楚，也就更談不上“法治”了。别忘了，那時候，連紙都沒有。紙要到東漢時才發明出來。

事無巨細的法律規定，嚴格的制度，反而行不通。秦漢的這場大實驗，讓中國人明白了一個重要道理，治理國家終究還是要靠人。寫在紙上的法律，有用，但以為有了制度，人就不重要，那就錯了。人的作用，永遠不可或缺。這是漢武帝推崇儒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儒家和法家的根本分歧之一就是，法家認為，隻要立法嚴密，執法嚴格，就可以治理好國家。即使壞人，在嚴格的法律面前，也做不了壞事。

但儒家認為，好社會不可能由一幫壞蛋、歹徒組成。好社會，終究要靠好人來建設和治理。法律、制度固然重要，但人的因素更重要。所以，培養人、教育人、提升人，永遠重要，永遠要堅持。

秦漢以後，中國社會仍然有法律，但再也沒人迷信法律和制度了。儒家“以人為本”“教化”的觀念深入人心。愚者認為這是中國法律制度落後的表現，殊不知，他們認為先進的解決方案，中國人早就實驗過了。之所以放棄，改為儒家的“人治”，這根本不是落後，而是先進，是因為我們中國人已經充分比較過兩種解決方案的效果了。

到了近代，西學到來。法治的主張以全新的方式重新回到中國。可能是由于之前的實驗年代太久遠，很多人已經淡忘，加之近代以來的救亡情結，大家處處效仿西方，包括法治等制度，認為這才是救亡圖存之道。

實際上，無論是法治，還是法制，雖然有内在的不同，但在大的方面，基本還是法家的主張。這種主張，排斥人治的作用，強調明确規則的重要性。因此，就像當年法家攻擊儒家一樣，人治被大大醜化和貶低了。

曆史仿佛是個循環。随着中國複興的實現，中國人落後挨打、急于趕上的心情，緩解了很多，可以心平氣和、理性客觀地看待自身的曆史。加之，就像秦漢那場法治大實驗的結果一樣，法治在當代社會，同樣暴露出很多問題。法網密布、動辄興訟、程序繁複、成本高昂等等負面影響，越來越明顯。

對比之下，人治的優點漸漸為人所知。以往對人治的醜化和貶低，漸漸站不住腳。當然，人治不是完美的，也有很多嚴重的問題。但是，徹底脫離、排斥人治的法治，會越來越僵化、繁冗，解決社會問題的成本越來越高。人治和法治，并非水火不容的關系，而是互相補充的關系。

所以，今後真正的問題，不是要法治還是要人治，而是怎樣把法治和人治合理地搭配、結合在一起，既能發揮法治嚴格一緻的優點，也能發揮主事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充分結合當時當地的現實，做出最合理、能被各方接受的判斷和裁決。

那種把法治和人治對立起來，簡單化标簽化，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最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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