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和宣城文化均是曆史的産物。徽州文化随其所依附的徽州商人集團的衰落，200多年間徽州文化和如今的宣城文化一樣，“書寫在古籍裡”，不為人們所知。20 世紀80年代以來， 徽州文化尤其是徽商研究得到中外明清史家的高度重視，徽州文化逐漸成為國内“三大顯學”之一，受到學術界的追捧，而與之緊鄰的宣城及宣城文化曆史更悠久、文化底蘊也更深厚，因為缺少研究，淪為隐學，少有人知。學習借鑒徽州文化複興之路，對弘揚和振興宣城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徽州是從古宣城母體析分出去的，宣城的曆史比徽州悠久；宣城是徽州中原文化啟蒙地，宣城文化也比徽州文化底蘊更深厚；宣城人應像徽州人那樣，對自己生活的土地上祖先創造的文化充滿自信，不要張口閉口就是徽州文化，絕口不提自己本土祖先創造的宣城文化，要以宣城文化的自信推動宣城社會各項事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績。

徽州人對自己祖先創造的文化充滿自信。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休甯縣。休甯縣僅清代出了兩名文狀元，卻将自己打造成全國狀元縣，建有狀元博物館、出版有《中國第一狀元縣——休甯》 一書。而列入休甯縣第一個狀元的卻是學術界公認的南宋宣城籍狀元吳潛，反觀宣城市宣州區，很少有人知道曆史上曾有南唐丘旭、南宋吳潛、明代沈懋學三名狀元。2010年7月，省委書記張寶順在宣城考察調研時還指出：宣城文化底蘊深厚，有2200多年建城史，人文荟萃，古迹衆多，為徽文化的形成、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宣城文化因缺少研究和普及，不少宣城人根據的自己認知甚至懷疑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吾江南文學禮儀之邦，推宣城為最” ，雍正朝大學士張廷玉“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 等對宣城文化的贊譽不可信。許多人根據字面推測以為治在宣城存續時間750年的甯國府，是在今甯國市。隻是因為1987年12月原徽州地區的績溪縣劃歸宣城管轄，現在很多宣城人以自己是徽文化核心區為榮，張口閉口就是徽文化，而絕口不提自己的宣城文化。

曆史上，宣城與徽州雖然同處皖南，但由于山嶺阻斷、交通隔絕，彼此間相互影響并不多。胡适1961年12月13日在與友人談起家鄉往事時，還曾說：“績溪是吃浙鹽，旌德是吃淮鹽。浙鹽白，淮鹽黑。在旌德用白鹽，就是私鹽了。”

宣城，公元前323年即為楚國在今長江以南的商貿城市，城中設有水關，駐有稅官。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劉徹在此設丹陽郡，管轄今皖蘇浙省際交彙區域約60個縣市區5.97萬多平公裡的土地。後先後從丹陽郡母體中析分出今省會城市——南京，今省轄市——黃山、池州、銅陵、蕪湖、馬鞍山等城市的前身。公元30年，東漢開國将領、中水侯李忠來宣城出任丹陽郡太守，“起學校，習禮容”， 傳播中原文明，普及中原文化，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通曉儒學的人才。《重修江甯府學碑記》載：“金陵古荒服地，東漢建武中，中水侯李忠為丹陽太守，始起學校，習禮容易，革其舊俗。”宣城是包括南京和徽州在内的皖蘇浙省際交彙區域中原文化的啟蒙地。

西晉太康二年（281），丹陽郡由宣城遷至今南京，分丹陽郡南部11個縣在宣城設立宣城郡。西晉末年“八王之亂”導緻胡人入侵中原引發的“永嘉南渡”，宣城地近東晉帝城——建康，屬京畿之地，是中原移民僑居江南除帝都之外的首選地。南京大學教授胡阿詳認為：從低估計，西晉末年至南朝後期，宣城境内的北方移民及其後裔的人數，應該在10萬左右。緻使境内商貿日盛，邑人“競商販，不為田業。” 自此，宣城則為江南奧區與腹地，每當北方戰亂，大量的江淮之間乃至黃河流域的世家大族與文人雅士多遷至宣城，促成了宣城文化的轉型、經濟的開發、民俗的新貌。

徽州，其前身最早可追溯至公元208年吳王孫權鎮撫丹陽郡南部山越叛亂後，設立的新都郡，郡治浙江淳安 。新都郡，疆域大體包括明清時期的徽州府和嚴州府，晉代更名新安郡。隋開皇九年（589）滅陳後，分新安郡西部休甯縣、歙縣、黟縣（西晉改黝縣名黟縣）3縣置歙州，古徽州疆域第一次出現雛形。唐永泰二年（766），績溪和祁門縣相繼設立，徽州府一府六縣格局确立。宣和三年（1121），方臘起義被鎮壓後，更名為徽州。

從文化底蘊來看，宣城，東晉就産生了第一個文化世家——宣城桓氏家族，其中的桓沖、桓玄等7人流傳至今的文學作品66篇（首）；同時期的徽州，複旦大學教授王振忠認為，徽州地境雖間有中原移民遷入，但依然詩是“深林遠薮”的蠻荒之地，居民中“椎髻鳥語”之人占絕大多數。有學者依據《晉書•五行志》中司馬晞所聽到的“新安人歌舞離别之辭”的記載，認為徽商起源于東晉。安徽省博物館劉和惠考證《晉書•五行志》中記載的“新安”，應是秦代在今洛陽西部設置的新安縣，與徽州前身——新安郡無關，王振忠認為是對史料的誤讀。現在，徽商起源于東晉之說為大多數史學界包括徽商研究者抛棄，起源于南宋得到公認， 也有學者認為徽商形成于明代嘉靖年間。

南朝宋，宣城人紀義著有今安徽境内最早的地記《宣城記》；元嘉九年(432)，宣城太守範晔于任内著就《後漢書》；南朝齊建武二年(495)，宣城太守謝朓受宣城山水美景啟發，創作的山水詩擺脫了玄言詩的束縛，後世公認他是整個南朝最有成就、最為傑出的山水詩家。南朝宋時，徽州曾在新安王劉子鸾、蕭昭文等教化引導下，風俗有所改變；南朝梁時，蕭幾任新安太守，也曾撰有《新安山水記》，但從《隋書•地理地》記載來看，徽州當時仍然屬于偏僻落後的山區郡。

《隋書•地理地》載：隋代宣城社會“商賈并湊，其人君子尚禮，風俗澄清，道教隆洽”；徽州風俗“往往畜蠱，其法以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虱則曰虱蠱，行以殺人。”

《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安徽卷》載，唐代，宣城不僅盛唐時期産生了以劉處約、劉太沖、劉太真、釋正原、費冠卿、汪全銘、劉長卿、羅立言等人為代表的第一個本土詩人群體；唐末五代時期又産生了以許棠、汪遵、張惟儉、李鹹用、梅遠、江全銘、邵拙、高遠矩等人為代表的第二個本土詩人群體。複旦大學教授陳尚君《唐代詩人占藉考》載，唐代宣州存詩667首14句；歙州存詩14首2句。郁賢皓《唐刺史考》載，《新唐書》《舊唐書》為宣州地方長官立傳34人，徽州14人。廣州大學曾大興教授依據譚正壁《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考證，隋唐五代全國844名文學家，有籍貫可考者699人，安徽21人，宣州13人 。吳培玉《我國曆代人才地理分布與流向》考證：唐代全國進士988人，宣州進士33人，徽州5人。

《弘治徽州府志》卷一《風俗》載：“（黃巢之亂）中原衣冠避地于此，民風因之益尚文雅”，而徽州民風真正發生變化則是“朱熹而後，士子多明義理之學，彬彬為東南鄒魯”。同時，山越文化也深深地滲透到中原文化之中，使之趨于剛健 。

北宋時期，徽州文化依然無法與宣城文化相提并論，南宋及其後徽州人受朱熹理學的影響，熱衷求學，宣城在皖南文化中心地位受到挑戰；元代不足百年，宣城文化與徽州文化相比仍保持領先地位；明清時期，徽州文化在徽州商幫的滋養下，異軍突起，宣城文化緊随其後，僅次于徽州和安慶，在安徽穩居第三。

很多研究徽州文化的專家學者，一方面公開坦承自己對宣城的曆史不了解，沒有研究過宣城文化，一方面又忽視曆史上和當代名家對宣城文化的評價，憑直覺認為宣城文化是受徽州文化的輻射，是隸屬于徽州文化的子文化。

以山水相連、人文相近的旌德和績溪兩縣為例，包括旌德文史愛好者在内的絕大多數均認為旌德文化受績溪文化影響，是隸屬于績溪的子文化。文獻記載最有說服力，以清代為例，《清史稿》載旌德列傳人物4人，績溪2人，旌德是績溪的2倍；《清朝進士題名錄》載旌德文進士32名，績溪15名，旌德是績溪的2倍多；以清代旌德商人和績溪商人為例，清浙江海鹽人朱錦琮《治經堂詩集》載：“當今之時，惟山右獨擅其能，次則徽甯之休、歙、泾、旌。其地皆鮮山澤土壤之利，不得不出而為商，而又累世相承，其居奇之貨、兼并之利、權子母之術，有非尋常意計所能及者。雖其地無所出，而合四方之财歸于其地。故山右之富甲天下，休、歙、泾、旌之富甲江南。”文中将甯國府之泾縣、旌德和徽州府之休甯、歙縣四縣商人作為皖南商人的核心群體，與富可敵國的晉商相提并論，稱雄華夏。由此可知，績溪商人的經濟實力遠不如旌德商人。

徽州文化崛起于南宋，鼎盛于明清，這是徽州文化研究者的共識。蘇州大學曆史學系吳建華教授指出：蘇州主要靠本地的進士赢得科舉人才之鄉的盛名，而徽州科舉人才聲望總挂着外遷的徽州人進士。寄籍或久遷他鄉的徽州士子考中狀元、進士的人數多，成為徽州科舉人才的一大特色。這一點在清代發展至極點，也是徽州進士等科舉人才分布的顯著特點，與蘇州進士等科舉人才分布差别最大的地方。

以歙縣為例，清代歙縣296個進士中，有167個是寄籍者，超過了總數的一半。為此，康熙《徽州府志》痛陳:“今則徽之富盡家于儀、揚、蘇、松、淮安、蕪湖、杭、湖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廣之漢口，遠如北京，亦複挈其家屬而去。甚且與其祖父骸骨葬于他鄉，不稍顧惜。而徽之本土僅貧窭而不能出者耳”。即有本事的都出去了，留在徽州的都是貧窮的。王世貞也認為：“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積則十一在内，十九在外。” 宣城文化發轫于東漢，崛起于東晉，鼎盛于唐宋，延續至明清。宣城文化是生活在宣城本土人創造的，這是與徽州文化最大之不同。

即使徽州文化鼎盛時期的明清，在當時的文化名家、官員和普通百姓心目中，仍有很多人認為宣城文化與徽州文化相差無幾，可能還略勝一籌。

（1）文化名家如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大學士張廷玉、桐城三祖”之一姚鼐、“乾隆三大家”的袁枚等文化大家都極力稱贊宣城文化。

（2）官員如光緒安徽巡撫馮煦，其在《采訪皖省遺書以存國粹折》奏折稱：“矧皖省襟帶江淮，苞絡灊霍，夙為人文淵薮。國朝右文，皖才尤盛。性理若宣城施閏章、婺源汪黻，考據若婺源江永、休甯戴震、淩廷堪、績溪胡培翬、黟俞正燮、當塗徐文靖，詞章若桐城方苞、姚鼐、泾朱珔、包世臣，算術若宣城梅文鼎暨其孫瑴成、歙汪耒。” 上述15人中，徽州府7人、甯國府5人，安慶府2人、太平府1人。

（3）普通百姓如名叫“季福”的徽州人,清乾隆六十年（1795）為其子教育之事寫給親家的信中，認為徽州、宣城均是人間佳處，并以徽州文化終于略勝宣城文化而自豪。當代，廣州大學曾大興在其《中國曆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一書中亦指出：有清一代，甯國、安慶的文化成就，亦不在徽州之下。

所以，宣城人不必張口閉口就是徽州文化，強調自己是徽州文化的核心區，說起來是底氣不足，别人聽了也一頭霧水（徽州文化核心區怎麼跑到宣城去了），徽州人聽了更是一肚子怨氣，要敢于理直氣壯第弘揚自己的宣城文化，以宣城文化自信推動宣城各項事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效。

（作者系宣城市史志辦副主任，市曆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制作：童達清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