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與仁雖同是兩說關鍵,但兩說中禮、仁之間的途徑不同,孔子五行說中由禮到仁經過“義”“學”兩個階段,思孟五行說中由仁到禮隻經過“義”一個環節。

孔子的五行說是指《禮運》篇中提到的“禮義學仁樂”,這是孔子據“木火土金水”天道五行創立的五行新說。因孔子“禮義學仁樂”五行關注的是治國,故可稱之為治道五行。子思、孟子受到孔子五行思想的影響,又形成了更新的五行說,即馬王堆帛書《五行》和郭店竹簡《五行》中所記載的“仁義禮智聖”五行。因思孟五行探讨的是德行,故可稱之為德行五行。從孔子治道五行說與思孟德行五行說的對比中,可看出儒家思想的發展演變脈絡。

繼承和提升

仁、義、禮三元素是二說相同的地方,另外二元素,“學”與“智”相通,博學則智得,《荀子·勸學》有“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樂”與“成”相連,《論語·泰伯》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而對儒家來說,“成”的終極目标就是聖,所以“樂”亦與“聖”相關。孔子五行說中的“學”“樂”,隻點明了由“禮”達“仁”必須通過“學”這一途徑,以及成仁後須在“樂”中得以呈現,并未具體考慮到學的結果須達到“智”,成的結果須達到“聖”。

思孟五行說把“學”“樂”二字換成“智”“聖”二字,并把“學”的位置調後,放在“聖”之前,成“仁—義—禮—智—聖”,強調由内到外的心性修養過程以及由“智”到“聖”的修養結果。聖是儒家修養的最高境界,聖人是儒家的理想人格。《論語·雍也》載:“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在孔子心中,聖的境界是高于仁的,聖人必然為仁,仁者不一定成聖。

從孔子的禮義學仁樂五行到子思、孟子的仁義禮智聖五行,可以明顯看出後者是對前者的調整和完善,目的更加明确,理路更加清晰,顯示出思想發展的逐步深化。

理路與修養方法不同

孔子五行“禮義學仁樂”的出發點是禮,理路是由禮到仁,途徑是義、學,最後在樂中成就道德上的和順;而思孟五行“仁義禮智聖”的出發點是仁,理路是由仁到禮,途徑是義,達到的目标是智、聖。孔子五行說是為聖王提出的治理人情的方法,是從外入内,先借助外部的“禮”制,然後使人樹立“義”的标準,經過“學”的教化激勵,才能使“仁”彙聚人心,最後用“樂”使人安心接受;而思孟五行說講的是君子由内至外的道德修煉途徑,所以過程始于“仁”宅,經過“義”路,然後成為有“禮”之君子,最後達到“智”且“聖”的理想境界。

雖然禮與仁同是兩說關鍵,但兩說中禮、仁之間的途徑不同,孔子五行說中由禮到仁經過“義”“學”兩個階段,思孟五行說中由仁到禮隻經過“義”一個環節。孔子在《禮運》中以治田喻治人:“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以“耕—種—耨—聚—安”的治田過程,比喻“禮—義—學—仁—樂”的治人之情的理路。禮與仁之間有義、學兩個環節,但是《禮運》隻重點論述了仁、義、禮三者之間的關系,并未提及“學”這一因素,“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于藝,講于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禮是義結出的果實,先王沒有禮儀,可以根據義來創制,義是禮之本,而仁又是義之本。也就是說,人内心的仁愛之情決定建立什麼樣的标準,有了義這個标準,聖人才能創制禮儀。三者的關系從裡到外是仁—義—禮,其中仁是根本,義是标準,禮是規範、制度。此處對仁、義、禮三者關系的重點論析,便成為思孟五行說前三個要素仁、義、禮的排序。這樣,《禮運》同篇中,禮與仁之間的關系呈現出兩種表述方式:一種是禮—義—學—仁;另一種是仁—義—禮。這兩種表述實際上代表的是兩種理路和修煉方法。那麼,思孟五行說為什麼選擇了“仁—義—禮”這種方式呢?

子思、孟子五行說盡管借用了孔子五行說的形式,但并未沿襲他通過向外學習的途徑來達到成聖的目的這種修養方法。子思主張慎獨,孟子主張盡心—知性—達天,他們上承的是曾子的“三省吾身”的内省方式,屬内聖派;而孔子主張用外在的禮樂教化改變人心,使“君子愛人,小人易使”,屬外王派,其繼承者是荀子,後者主張向天地君親師學習。從中可以看出思孟學派與子遊思想的分歧。

需要特别說明的是,郭店簡本《五行》和馬王堆帛書本《五行》的排序也不同,帛書《五行》的排序是:仁—知—義—禮—聖;簡本《五行》的排序是:仁—義—禮—智—聖。帛書前四元素仁—知—義—禮隻是把孔子五行說中禮—義—學—仁的順序颠倒了一下,又改“學”為“知”,理路改“由禮到仁”為“由仁到禮”,保留了學、義兩個環節。“仁義禮智”的順序大概在孟子提出四端之後才固定下來。繼孟子之後,賈誼提出六行,“人有仁、義、禮、智、聖之行,行和則樂,與樂則六,此之謂六行”。他将孔子五行之“樂”與思孟五行之“聖”并存,加上“仁義禮智”四端,為六行。董仲舒提出“仁、誼、禮、知、信”五常,去“樂、聖”,加“信”。五行最終定型後,被逐漸确定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

與天道五行關系有異

“五行”的說法最早源自五行曆,其分一年為木火土金水五季,依次運行,循環不已,五元素之間表達的是天道運轉之義,有相生關系。天道五行說的特征有三:一是構成學說的元素是五個,二是五元素之間是相生關系,三是五元素首尾相接,循環不已。荀子批評思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之“統”。所謂“統”,就是統屬、統緒,這是判斷一種學說是否五行說的依據。後續的五行說能否成立,要看其與天道五行說這一源頭是否相類,隻有與原始五行相“類”,才能稱得上是五行說,“類”即不同事物間的相同或相通之處。孔子五行說統屬于五行說之下,也繼承了天道五行這一統緒,因為孔子五行說用具有季節特點的治田作喻,把禮、義、學、仁、樂五元素分别比作耕、種、耨、聚、安,既賦予五元素以相生關系,同時也與每年的農事一樣,具有循環不已的特點。

我們再來看思孟學說。首先,構成要素并非确定為“五”行,或為仁、義、禮、智四行(四端),或為仁、義、禮、智、聖五行,“德之行五,和謂之德,四行和謂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思孟學說“四行”“五行”以及“和”的說法,與《禮運》“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也”的說法呼應,應是對天道中四時和五行兩種曆法體系的反映。因為人道源自天道,既然天道有一年四時或五行(五季)之分,那麼人道也有四行或五行之别,德行之四行與五行應是對天道之四時與五行的比附。

其次,思孟試圖論證五元素之間也有類似的相生關系,如《郭店楚墓竹簡·五行》曰“聖,智禮樂之所由生也”,表述的是智、禮、樂與聖四者的關系,可表示為:智、禮、樂→聖;又曰:“見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行之,義也。行而敬之,禮也。仁,義禮所由生也。”這裡闡釋的是智、仁、義、禮四者之間的關系,可表示為:智→仁→義→禮。作者試圖用“見而知之—知而安之—安而行之—行而敬之”的知行過程賦予智、仁、義、禮四者一種順序,但這種關系與天道五行“木火土金水”、孔子治道五行“禮義學仁樂”的相“生”關系不同,隻是一種前後相繼的關系,屬于作者的主觀硬性規定,而非天然的相生關系,因而缺乏與天道五行的類比,且也顯示不出循環往複的規律,可以說與天道五行“不類”,因此被荀子批評為“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實際上,思孟五行抛開了天道五行,而徑依孔子五行造說,雖名為五行,卻是徒有五行之名而無原始五行之義。由于思孟五行不知孔子五行之統緒源自原始五行,即荀子所批評的“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所以才造成了其“無類”。

　　(作者單位: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劉愛敏

聲明：本文圖片來源于“東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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