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才子文人大都不那麼孤傲，你有什麼樣的朋友圈，就會有什麼樣的人生。

而此中有兩人，有着最壯志的豪情，卻過着最悲慘的人生，亦成為了患難的至交，難得的知己。

杜甫和岑參，初識與相似，漸遠與不同，最終又憐惜于懂得，盛世沒有磨滅各自的初心，亂世沒有打斷他們的牽挂。

交往了一輩子，卻也遺憾了一輩子。

這世上，一時的朋友不難，一世的朋友不易。

因為共苦，所以相知

真正的友誼，并非由于雙方有意拉攏，是一種冥冥之中惺惺相惜，讓彼此不知不覺靠近。

杜甫岑參的相交，大概是第一次看見對方，就陡然一驚：他仿佛是這世界上的另一個我。

杜甫常驕傲地說：“詩是吾家事，吾祖詩冠古。”

這可不是吹牛，他們家族曆朝曆代人才輩出，尤其是杜甫的祖父杜審言，與陳子昂齊名，受武則天賞識，自诩：

論寫文章屈原和宋玉也隻能為他聽差，論書法王羲之也隻能望其項背。

岑參的家族更了不得，他出生于“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矣”的累世公卿之家，曾祖、伯祖、伯父都因文墨不凡而名動朝野，一門三相是真正的大唐榮耀。

站在仕途巅峰的前人仿佛已經劃定了後人的使命：繼承家族光榮的意志，背負東山再起的希望。

自小天資聰慧的杜甫和岑參背負着相同的使命，也走向了相同的道路——入仕做官，光耀門楣。

然而，杜甫和岑參都在20歲那年來到長安，四處獻書阙下，卻苦于無人舉薦。

現實告訴他們：長安城到處都是有才的人，而能與這世界規則對抗的，從來不是才華。

岑參輾轉10年才考上進士，守選三年熬到頭，才換得一個看管兵器的九品小官。

當他感歎“參年三十，未及一命”之時，比他大六歲的老杜更慘。

杜甫“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如果說第一次科舉還是年少輕怠，第二次則是遇到了百年難遇的大奸臣李林甫，其以一句“野無遺賢”，便讓全部參考的士子落選。

人就是這樣，見識過頂峰的輝煌，哪甘于腳下的平淡。他們不甘心，也不想再等待。

岑參突破着文人之弱選擇出塞，而杜甫忍耐了書生意氣選擇改變。

然而岑參飛沙走石趕赴塞外，卻依舊無人重用，第一次出塞就戛然而止在寂寂無為裡，出了個寂寞。

杜甫忍住肉麻為驸馬爺書寫“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也隻輾轉換得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

兩個出身不凡，才華不凡的人，在成家立業的坎節上，經曆着同樣的中年之難：

心中光芒萬丈，但現實無比窩囊。

相同的經曆，注定了兩人的行動交集又惺惺相惜。

當岑參回到長安，約老友們一同登樓賞景，談起人生和理想，在彼此眼中看見的是無可奈何的滄桑。

除了真心相待的老友，沒有人會在意失敗人的苦難。

正如杜甫在岑參出塞後寄詩上說，這世道不過是：“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

偌大的長安，不過多了幾個失意的文人，繁華的盛唐，卻容不下這些熱血的才子。

不能同甘，隻因三觀

都說，亂世出豪傑，時勢造英雄。

755年安祿山發動安史之亂，唐玄宗時代即将劃上句号。

此時的岑參正二度出塞，塞外的風、天山的雪、輪台的月讓岑參寫下了不少壯麗的詩篇，也重燃着他建功的熱血。

但沒想到，塞外尚未建功，卻等來了上司奉命回朝叛亂卻被賜死的噩耗，軍中不可一日無帥，他隻能匆忙班師回朝。

再回來，已是物是人非。

老友杜甫，從長安一路逃跑去追随新皇肅宗，見到肅宗時已是“麻鞋見天子，衣袖漏兩肘”，讓皇帝大為感動，被封為左拾遺，潦倒半生似乎終于等來自己遲到但并未缺席的成功。

“思君令人瘦”的杜甫，知老友歸來很是高興。

他看到岑參迷茫怅然，又深知他仍懷着建功報國，振興家業的理想，便極力向肅宗舉薦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

肅宗正欲招攬人才，讓岑參填補了右補阙的空缺。

拾遺、補阙，都是給皇帝提意見的言官，品階不高但地位還行，也算是近天子了。

杜甫很驕傲，這是他這輩子做過最大的官了。

他兢兢業業，憂國傷時，為國效力。

當兩京收複，皇位穩固，平叛形勢一片大好之時，這樣的朝局更需要文人的贊頌。

賈島寫下《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的頌詩，杜甫拉上岑參紛紛點贊、唱和。

對比賈島父子世代執掌帝王诏書，“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的殊榮，杜甫以“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點綴升平，岑參卻在這種應酬詩中寫道“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幹”。

真正見證過邊關戰亂和山河血淚，經曆過同僚被殺，奸倭當道，長安失守，皇帝出逃，岑參身在朝堂，但“劍”、“旗”、“星”、“露”仍在他心中，邊塞詩人與宮廷詩人之别，略見一斑。

他也曾如老友一般安身立命，做一個拿筆打仗的言官，畢竟“令初下，群臣進谏，門庭若市”，但“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

他内心無比空虛，對杜甫說：“聖朝無阙事，自覺谏書稀。”

不是無事可谏，而是朝堂上沒人願意再看見真實人間。

文辭才氣曾是岑參最驕傲的資本，如今隻能用來歌功頌德，他深悔：“早知逢世亂，少小謾讀書。悔不學彎弓，向東射狂胡。”

他心裡卻知道，自己回不去了，或許本不該回來。

在随老友寫完和詩的第二年，岑參就馬不停蹄地再次出京，任虢州長史。

杜甫見高适、岑參兩位老友皆離京遠去，寫下了自己不舍老友們的孤獨與凄涼：“海内知名士，雲端各異方。”

朝廷像座圍城，進去或出來，堅守或離開，每個人的選擇沒有對錯，是經曆改變了選擇，是心境選擇了各自的路。

殊途同歸，彼此釋懷

可是緣分就是這樣，有些人，分不開，有些情，斷不了。

真正的老友之間總有一種笃定和默契，縱然時光匆匆，道路不同，但人生漫漫總有緣分殊途同歸。

岑參走後不久，杜甫因卷入一起政治紛争，被肅宗嫌棄，棄之如草芥。

見識了官場黑暗又領略了人情的冷暖，他舉家如逃難般遷徙，落魄如乞丐，終于來到了成都。

在成都，有幾位故交照拂，他在浣花溪邊修建一草堂，暫得落腳之處。

此時的杜甫已經不願摻和官場的勾心鬥角，亦看淡體制内的功名利祿，隻願：

“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

兩位老友數十年未曾相見，也疏于書信聯系，可是心中一直挂念着彼此。

沒想到幾年後，命運的齒輪再次重合，岑參被貶嘉州（今四川樂山）刺史。

杜甫得知岑參即将來嘉州赴任，他渴望與老友在成都相見，寄信一首：

“不見故人十年馀，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顔色關塞遠，豈意出守江城居。”

盡管嘉州刺史是岑參這一生最大的官銜，但他早知道此時的自己上無權改政局，下無兵平割據，去了四川恐怕也隻是一個空架子。唯一的期待，大概也是與老友相逢。

沒想到天意弄人，岑參走到漢中時，蜀地發生叛亂，加之交通不便，他并沒有如期赴任，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才艱難地來到四川。

此時的四川在叛亂之後，賊寇當道，屍積江灣，野獸出沒，血流江河。

杜甫在成都的日子愈發艱難，又思鄉心切，已經乘船離開了成都，真正是“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天意弄人，岑參和杜甫都在蜀中待了許多年，卻陰差陽錯再也沒有機會見面。

四川，沒有成為他們最後相逢的地方，卻成為了他們再次靠近的契機。

他們都曾執着于奔赴功名，但現在隻見蜀地滿目瘡痍，民不聊生；他們曾立志效忠于朝廷，但朝局瞬息萬變，地方斂财傷民。

理想幻滅讓他們真正見識到一個連人命都不顧的朝代，也開始反思心中的光榮與夢想，是不是放錯了地方？

“早年迷進退，晚節悟行藏。”

岑參在四川也漸漸學着老友的樣子，将一生的執念放下。

“數公不可見，一别盡相忘” 也懷念着與老友們把酒言歡，暢聊人生的好時光。

功名不是真正的救贖，年紀的增長才知道現世安穩的重量。

769年冬，岑參在四川的一個小客棧孤獨去世，他終究成為了一個異鄉人。

第二年冬，杜甫在前往嶽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他終究成為了一個漂泊客。

兩個在晚年渴望北歸回家的人，終究未能如願以償。

這世上，隻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情誼都走不長遠。

杜甫與岑參正好相反，在人生最困難的時候，他們心靈相通，守望相助，而當人生安穩之時，卻與對方漸行漸遠。

其中自然有命運的造化弄人，更多的是，他們雖然相似但并不相同，時代變幻下每個人都有選擇自我的權利，各自忙亂的人生， 更有不願重複他人之路的執着。

但最後，共同的成長讓他們懂得，共苦讓彼此有患難的真情，不是一方的名聲、榮譽、快樂、财富附加的重量。

真正的友情，即便沒有參與對方的好時光，也會讓自己變得獨立堅強。

作者 | 北方有佳，怡然自樂小女博，觀察社會愛生活

圖片 |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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