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山堡位于甘肅禮縣祁山鄉西漢水北岸，東距大堡子山秦公陵園約15華裡。學界關于嬴秦西垂都邑所在的諸說中，有“天嘉古郡”說，所考定方位即在祁山堡以西不遠處。西漢水以北祁山一帶峰系，又被視為秦人建邦立都的祖山。此山名稱曆史久遠，“祁” 字本義即同對先祖的祭祀有關。祁山堡的位勢正合乎古文獻所言畤壇須建在高山之下臨水的小山之上的要求。祁山堡附近的“九土堆”，乃人工夯築而成，且含豐富的古代傳說，論者認它們為秦國畤祭文化中的“畦畤”。西畤與畦畤的配置，更充實了祁山堡西畤說的内容。此說最大缺憾和天台山說一樣，立論主要靠邏輯推理，缺乏實證。一方面，祁山堡及其附近尚未經全面的專業性考古探查和發掘；另一方面，由于蜀魏争鋒時該地曾辟為軍事城堡，後世又在其上興修了廟宇，即使原有畤祭遺存也已消失。總之，目前還沒有掌握祁山堡曾經是先秦祭址的實物證據。但此說和天台山說、鸾亭山說雖認識各異，卻都對早期秦史、秦文化研究的深入開展大有裨益。

一、祁山與祁山堡

祁山的方位，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甚至可視為曆史地理學上的一樁疑案。依當代行政地理的認知，祁山位于甘肅禮縣東部祁山鄉境内。該鄉有祁山村，東距禮縣城約45華裡，村背後的北山（俗稱風骨碌梁），就被認為是祁山正峰，村由山得名。但即使在當地學者中，認識也有出入。有人主張位置更靠西北、地屬永坪鄉的“劉旗寨梁”為祁山正峰[1]。由于正峰難以确定（除上述二說外，還有多種說法），人們通常在泛指意義上稱祁山，把它看作一帶山系，即西起大堡子山，東至鹽官鎮，西漢水北岸的那道長達數十華裡的山梁。

祁山屬西秦嶺山脈叢巒中向南延伸的一支，黃土丘陵綿延起伏，并無翠峰疊嶂、秀色宜人的勝景，但它卻有着極高的知名度。羅貫中《三國演義》叙述魏蜀争鋒，無數次提到祁山。然而，一旦将此山放在羅氏文字中認真尋究，當代的認知便無從立足。《三國演義》裡的祁山，泛漫無根，遊移不定，難以指實。“書中的祁山，一會兒與陽平靠近，一會兒與劍閣屬聯，一會兒與北原相望，一會兒與鹵城比肩。攻打陳倉，可祁山紮寨；圍取天水，亦可祁山安營。孔明渭濱屯田依據祁山，姜維洮陽戰敗又能轉向祁山。相距數百裡之遙的地區，在作者筆下可朝夕往來，既無關隴之分，也無秦嶺之隔。作者壓根就不知道祁山究竟在何處。”[2]針對羅貫中的荒唐表述，康世榮先生作過這樣的解釋：“他隻知道陝西鳳翔府境内有岐山，卻不知道陝西鞏昌府境内有個祁山。本是兩指，因岐、祁同音而混為一山了。于是也就出現了小說中祁山地望不确定的矛盾。”[3]這也許是原因之一。根本原因恐怕還在于《三國演義》是小說，它重在展現情節、刻畫人物，對山之方位未曾着意坐實。後世關注此事的學者，大都以祁山乃“泛指”圓其說，如任乃強先生即認為：“祁山，蓋天水與武都間，秦嶺西部大分水嶺之統稱。随山道要害築城戍，故址甚多，皆有祁山之名。”[4]這種認識并不合乎實情。細研古文獻可知，祁山名正位顯，當代行政地理正确無誤。

正史《三國志》對祁山的表述比《三國演義》要切實得多，事與地的關系比較明确，山之方位也大緻可考。《魏書•明帝紀》載明帝語：“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明帝眼中的祁山，是魏國賴以固存的東、南、西三大軍事要塞中的西方一塞，山上有城，甚為堅固。史文叙述的史事也印證了明帝語。諸葛亮北伐于建興六年、九年兩次重兵圍攻祁山，均因城防嚴密而未能占取。據史文對兩次戰役過程描述分析，再參以其它史志的記載可知，蜀軍圍攻祁山時已占領西縣城以及和西縣城比肩而立的戎丘城，且能分兵至鹵城（今鹽官）收麥，而籌劃解祁山之圍的魏軍，就活動在上邦（今天水）一帶。故祁山的大緻方位同我們今天的認知是相符的。《水經•漾水注》 的一段文字最能說明問題。注文叙述西漢水流經鹽官之後，繼續西流：

漢水北，連山秀舉，羅峰競峙。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許裡，山上有城，極為嚴固。昔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漢水經其南，城南三裡有亮故壘，壘之左右猶豐茂宿草，蓋亮所植也，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裡。《開山圖》曰：“漢陽西南有祁山，蹊徑逶迤，山高岩險，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今此山于衆阜之中，亦非為傑矣。

對祁山一帶的富庶，注文也重筆交代：“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縣三百裡，有民萬戶。’矚其丘墟，信為殷也。”所言與《三國志》的記載相應。《魏書•鄧艾傳》載鄧艾分析姜維必複出的諸原因中，即有“若趨祁山，熟麥千頃，為之懸餌”一項。《開山圖》極言祁山的高險奇峻，郦道元表示疑惑；今實地考察西漢水北岸的那一帶丘山，确也難覓《開山圖》所言峰勢。若非《開山圖》着意誇張，則隻能以自然環境曾經劇變導緻峻峰傾削來解釋。此姑勿論。古文籍幾乎一緻地說祁山上有城，嚴固到能經得住大軍的長時間圍攻。如今祁山脈系諸峰中，也未見故城的任何存迹。這似乎也隻能歸之于自然環境的變故。西漢水以北的這一帶山地，向有易發山體大滑坡的經曆，故上述解釋也不宜完全排除。

不管怎麼說，祁山周圍是一處戰略要地為人們所公認。這裡位處古建安水（即西和河，今地圖标名漾水）同西漢水交彙所形成川原的中心，是水土肥美、農畜業皆盛的産糧區，以人煙稠密著稱的西縣城就在附近。“這一地區的地理位置，交通條件與自然環境，具有不可取代的優越性。這裡是漢水流域同渭水流域的接壤地，東依秦嶺，西望岷山，乃川、陝、甘三大地區的交通樞紐。沿西漢水河谷，東可入漢中盆地，南可下成都平原，北循嶓冢山麓經天水可達泾渭流域。直到漢魏時代，這裡都是兵家必争之地。”[5]

和祁山不同，祁山堡的位置彰顯于史，赫然在目，古今無異議。這除了歸功于《水經•漾水注》上引那段記載外，更應歸功于國人對諸葛亮的懷念和敬奉。人們把此堡視為諸葛亮北伐曹魏、展現雄才大略的象征。當地民間世代流傳着他的英武故事，傳說中堡周圍還有許多名與物的“故迹”遺存，如諸葛亮的“上馬石”、“點将台”、“擂鼓坪”，蜀軍的“劉旗寨”、“九土堆”、“藏兵灣”、“圈馬溝”等等。後世為諸葛亮建的“武侯祠”，就巍然肅穆于堡頂。在域涉禮縣的方志中，對祁山堡均有内容大緻相同的表述。可舉乾隆年間刻的《直隸秦州新志•禮縣山水》為例：“祁山堡，東四十五裡，與祁山不粘不連，平地突起一峰，高數十丈，周圍裡許，四面陡削，上平如席。其下為長道河，即諸葛武侯六出祁山時駐師之所。上有武侯祠，春秋祭焉。”所言“東四十五裡”，指東距禮縣城45華裡；所言“長道河”實乃西漢水，清代那一段西漢水有時被稱為長道河，祁山堡位于水的北岸。武侯祠何時始建已難考實，傳說建于南北朝時，但無确證。有存迹可察的是至遲明代該祠即已存在，由清及當代曆經修複，至今仍為著名的旅遊勝地。

由于其上曾設城防的祁山主峰至今未被确指，故有學者主張祁山堡就是祁山，堡上有夯土城牆遺存，夯土中發現漢代的瓦片，堡上斷崖可見大面積的文化層，其中遺物以漢代為主，說明城堡漢時已經存在，三國時魏蜀争奪祁山的戰争，就是在此進行的[6]。此說同《水經•漾水注》及衆多方志的記載相左，古今文籍都把祁山和祁山堡區分得很清楚。民間傳說也都講祁山堡是諸葛亮駐守的城寨，并非他曾圍攻的魏城。何況，當年兩次戰役皆是魏方重兵防衛，蜀方主力攻取，可謂之大兵團作戰。臨近河邊的一個孤立的山包，周圍不過四、五百米的幅度，很難想象能成為大戰役的中心。所以，我們還是遵循傳統說法，視祁山堡為祁山峰系在西漢水畔翹起的一座小石丘。

二、西畤祁山堡說的提出

在西畤地望三說中，祁山堡說是筆者目前贊同并參與論證的一說。用“目前” 一詞，意在表示，筆者随時準備接受論據更加可靠、更接近于史實的後起勝說，決不拘泥己見。

祁山堡說是由康世榮先生最早提出來的。康先生曾參與過新《禮縣志》的編纂工作，對禮縣東部的地理情況比較熟悉。筆者在《秦國西畤地望研究述評之天台山篇》中已作過介紹，犬丘故邑在紅河鎮嶽費家莊說，以及衍生而出的西畤天台山說，最初也是由康先生提出的，陳澤先生全盤接受并推演了康說[7]。不過，康先生發表此見時，大堡子山秦公陵園尚未被拂塵面世。随着早期秦史研究熱潮的興起，康先生的學術視野更加開闊之後，他不再堅持舊說，開始支持我秦都西邑也即秦漢時西縣故城在永興、祁山之間的西漢水北岸說，并把目光專注于祁山和祁山堡，提出了西畤建于祁山堡，而堡東的“九土堆”則可能是畦畤遺迹的新見解[8]。康先生觀點的這一轉變，筆者以為，除了受學界秦文化研究新潮流的影響外，也同他對祁山和祁山堡情有所鐘相關。早在上世紀60年代，他就曾和原禮縣文化館的呂自儉先生一起到祁山堡一帶作過考察，兩人還聯名寫過遊記。他把嬴秦畤祭同祁山堡聯系起來思考，早就伏有文化因緣的種子。我之所以提及此，絕非節外生枝，是想強調在早期秦史領域，祁山理應受到高度關注，康先生的思路值得重視。依合理的邏輯推想，既判斷秦都西邑（又名犬丘、西犬丘、西垂）就在古天 嘉川（今永興川、俗稱店子川）中部的西漢水北岸，按古代都邑必依山面水而建的通則，祁山無疑即為嬴秦的鎮山、祖山。其第一處國君陵園置于祁山脈系的最西端，足以為證。立西畤祀其始祖神少昊，祭壇應設于都邑附近，并以祖山為依托。距祁山正峰不遠而又緊鄰水畔的祁山堡，正合乎“蓋天好陰，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9]的位勢。康先生的西畤祁山堡說，就是這種邏輯推理的産物。

康先生的見解，和我當初探索西邑地望時的思路完全一緻。20 多年前我曾撰《秦人遠祖考》[10]一文，在論說少昊時有這樣一段文字：

《史記•封禅書》載秦獻公作畦畤，祀白帝，《集解》引晉灼曰: “《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畦各一土封。”《索隐》引《漢舊儀》：“祭人先于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埒如菜畦，畤中各有一土封，故雲畤。”漢代隴西西縣，即秦人在西方的早期都邑西垂（西犬丘），對此筆者曾作過考述[11] 。獻公時已都棟陽（今陝西臨潼縣東北境），但以畦畤祀白帝，卻仍要設在秦人的最西方的故土西垂（今甘肅禮縣永興附近）。西垂境内有“人先祠山”，“人先祠”者，祭祀祖先之宗廟也。《漢舊儀》言 “山上皆有土人”，餘疑“土人”乃指泥塑之先人神像。所祭之“人先”，非白帝少昊莫屬。漢代隴西郡西縣有當年諸葛亮兩次圍攻未下的著名的祁山，西漢水即流經其南麓。這一帶是商周時秦人活動的中心區域。王符《潛夫論•五德志》雲武王克殷後，“封少昊之胄于祁”，看來是确有所據的。

這段文字已經闡明了我對祁山在秦人祭祖活動中所處地位的看法，但思滞議淺，未達一間，沒有再進一步擴論西畤的所在。康世榮先生不僅明确認定《史記》注文所言“人先山”就是祁山，也就是史載秦國襄、文二公所葬之“西山”（祁山峰脈的西端，即大堡子山），更能把觀察力聚焦于祁山主峰之下的祁山堡，進而作出西畤即建于該堡的判斷。為此，他撰寫了《祁山稽古》一文[12]，在交代了秦都西垂“最大可能是建在今捷地村附近（與大堡子山相距10華裡，地形最開闊）”的前提性認識後，論述西畤地望：

襄公始國後在西垂所立的西畤，迄今亦未發現遺址，筆者以為西畤之址就是祁山堡。理由如下：古代國君認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隻有常祀天地祖宗，才能賴其庇佑使國運昌盛，物阜民康；隻有整軍經武，才能捍衛并擴展疆土。所以襄公始國後的第一要務 便是立西畤祠白帝。祀天之畤莊嚴肅穆，非任何一地都可立畤，選址甚為嚴格。正如《漢書•郊祀志》中所言：“蓋天好陰，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于澤中圓丘雲。”意思很清楚，畤之所在不能在高山之上，也不能在平川之下，隻能在有水之川的土高處。再一個要求是遵循周制祠上帝必須“祀于郊”，也就是說，畤必須立在國都之近郊方能稱“郊祀”。祁山堡完全符合上述兩個要求：位于西漢水之陽，是平川中自然凸起的一石堡；還居西垂宮之近郊。

祁山堡是一座高約80米，南北長近300米，東西寬100米左右的河畔石質小丘，頂部土質平台乃人工夯築而成，台周圍有牆體建築遺存。文獻及民間傳聞都說它是三國時的軍事城堡。前文已指出，從其狹小的規模和臨水的位勢看，它絕不可能是一次大戰役的中心。 前引《水經•漾水注》稱它為“亮故壘”，許多方志也言其為“武侯駐師之所”。因此我把它視為蜀軍北伐圍攻祁山，在此臨時設置的指揮部，所以後世才會有那麼多圍繞諸葛亮的故事流傳。康世榮先生立意凸顯該堡為秦國畤址的主張，幹脆否認它曾經具有的軍事性質，說“有關祁山堡的軍事傳說，是人們把發生于祁山周圍的戰事，經濃縮後集中附會于該堡所緻。”此見可商。嬴秦祭址同三國時的城堡并非不能兼容，因為距時較遠，曆史滄桑能改變一切。當年秦國的畤祭，雖被西漢王朝延續下來，但這個傳統至多也隻在西漢一代保持。禮縣鸾亭山祭天遺址的考古發現業已表明，祭統并未延及東漢。魏蜀争鋒時，西畤最少也已被廢棄了二百多年，蜀軍利用其堡頂畤壇平台，修築為最高統帥坐陣的堡寨，完全合乎當時兩軍攻防對峙的形勢。依愚見，今日該堡未發現秦時祭祀遺迹，恐怕就是後來蜀軍改建城堡的結果；再後來，人們又在平台上修造武侯祠，工程更大，祭址原貌進一步遭到了破壞。

蜀軍選擇祁山堡為指揮部，一則因為它在西縣城近郊，二則因為它可控南撤的渡口，三則因為它孤高無障，能眺望敵我的軍情；此外，堡上有現成的、合乎需要的平台，當亦為重要因素。往堡頂運土深填，夯築成一處三萬多平方米的台面，以當時的生産力水平 來說，是項浩大而繁重的工程，短時間内是難以完成的。率大軍北上，計劃攻取祁山、渡渭越隴直趨關中的諸葛亮，絕不會幹這種耗時費工的蠢事，平台肯定是早就存在的。進行過實地考察的地方學者也都是這樣認為，如馬建營先生即據豐富的文化遺存，力證城堡的曆史悠久，他推測可能建于西漢時期[13]。獨小川先生也指出：“堡體外牆闆築痕迹甚為明顯，牆體内包含物尚不見漢以後者，故其堡主體構築年代至晚或在漢代。”[14]二者皆就城堡年代而言，如專論平台，由夯土斷層面觀察，筆者認為不排除先秦構築的可能性。此堡位勢顯然不适合群體居住，先民為什麼要不惜耗費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在頂部構築平台呢？這隻能用宗教性動因來解釋。這個平台，最初應為秦襄公建立西畤時所築。

西畤祁山堡說同我力主的秦都“西”邑也即秦漢時西縣縣治所在應為“天嘉古郡”故址的觀點完全融合，二說相輔相成，互為依托。所有的禮縣縣志及文涉禮縣的省志、州志，都說禮縣古稱“天嘉”，有的甚至直接說，秦時在今禮縣境内設置過天嘉郡或天嘉縣，其故址在今禮縣城東40華裡處，具體方位在古建安水與西漢水交彙處（古河口東距今河口約七、八華裡）附近的西漢水北岸紅土嘴一帶（也即康文所言捷地村附近），西距祁山堡五、六華裡。元初掌理隴南、川北軍政事務的“李店文州軍民元帥府”即設在該地。這不僅在衆多史志記載中昭然可察，在存世的元代碑刻中也有确鑿證據。當地民間尚存一古老傳說，謂往昔那裡存在一座繁盛的城鎮，可能被毀于一次山體大滑坡。各級方志所言故址方位同西縣城治的方位（上邽西南120華裡）完全重合，東距大堡子山秦陵約10 華裡，這正是秦之國君墓葬與都邑的通常距離。對此我在《早期秦史》一書及《秦人早期都邑考》《再論西垂地望》《“南玡北岈”與西垂地望》諸文中曾詳加考論[15]，此不贅述。如“天嘉古郡”故址确為嬴秦的早期都邑，選祁山堡為祭祀始祖神的壇址，則如康世榮先生所言，不論從禮制上說還是從地緣條件說，都合乎情理。

有個枝節性問題須加以澄清。康先生把秦國畤祭與周制郊祭等同看待，似有些欠妥。當然，這樣理解也并不違背傳統認知，司馬遷在批評襄公作西畤時即說過：“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位于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俱焉。”[16]但如認真分析可知，秦之畤祭同周之郊祀，性質上有近似之處，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當，但并不完全相同。郊祀的核心内容是祭天，而以祖配祀。在周人的政治哲學和宗教理念中，“天帝”與“祖神”是全然分開來的兩個概念；而且，從制度上來說，祭天是周天子獨有的特權，諸侯是決不允許的。秦襄公立西畤乃其被升封為諸侯、國勢大振的盛舉，是時周王朝雖已政衰東遷，但在曆史慣性作用下威勢尚存，襄公對王室是相當敬重的，絕不會剛接受了王室之封，便公然以祭天之舉向王室挑釁。他設畤是在祭始祖神少昊而非祭天，不存在以祖配天的問題。在“五行說”政治哲學體系中，少昊是與主西方的白帝相配的，襄公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他抓住了 “五色帝”這個樞紐，張揚白帝旗号，實現天祖合一，從而達到标榜秦君政權亦來自天命的目的。這其中有個關節應當指明，祭白帝不能被譴責為祭天，畤祭不能被說成郊祭，是因為在周人心目中，“五帝”與“天帝”也是兩個絕然不同的概念。與“五行”相配之五帝，具有形而下的性質，已經世俗化、史事化，所配之帝同社會現實生活緊密相連，是亦人亦神的“聖君”。如太昊配木配東配青，神農配火配南配赤，少昊配金配西配白，颛顼配水配北配黑，黃帝配土配中配黃。天帝則是形而上的，是抽象而虛幻的，隻是一種精神信仰。天帝至高無上，萬能無形，宇宙獨尊，而五帝則位居其下，分掌五行、五方和五色。這種理念，直到漢代相襲未變。所以說，祭白帝和祭天并不完全是一碼事。以“究天人之際”自許的司馬遷，當然能洞察 此中的玄機，看透襄公的意圖，所以他要把這個擦邊球撥到台面上，意思是西方白帝也與天相關，畤祭含有郊祀的性質，潛伏着後患。但他的警誡還是很有分寸，隻說“僭端見矣”。司馬遷持見微知著的宗旨，我們不能據此認為畤祭等同于郊祀。

此外，周之郊祀與秦之畤祭都在郊外舉行，古文籍中幾乎一緻說周之郊祀施于南郊，因為祭天要“就陽位”。如《禮記•郊特牲》：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大戴禮記•朝事》：“祀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而不忘本也。”《逸周書•作雒》：“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後稷。”而祁山堡在考定之秦都西邑正東，此亦不同于周之郊祀。 西畤設于東郊，當和嬴姓族體來自東方、少昊原本即東夷鳥圖騰部族首領有關，祭始祖深蘊報本思源的精神意念。秦人的墓葬座西面東，亦含此義。

三、“九土堆”與畦畤

祁山堡西畤說的一大優勢，是它與“九土堆”畦畤說相應合，聯結緊密。這既有文獻記載的依據，又有地貌遺存的輔證，大大增強了論證力。

這裡須先交代一下“畦畤”是怎麼回事。

始立畦畤的是戰國初期的秦獻公。《史記•秦本紀》載獻公“十八年，雨金栎陽”，《封禅書》續說此事：“栎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陽而祀白帝。”所謂“雨金”，如果不是神秘主義意識下的錯覺或誤傳的話，當系某地的強勁龍卷風将金屬材料卷起，空中飛運至栎陽一帶而随雨散落的現象。先民對此類現象肯定會視為神異。而在“天命觀”主導精神世界的時代，這被視為祥瑞吉兆，傳遞了上天的某種意願。如同當年秦文公夢黃蛇自天屬地，便以為乃“上帝之征”而作廓畤祀白帝一樣，獻公也以“得金瑞” 這一罕見吉兆而作畦畤祀白帝。

畦畤建在何處？《封禅書》言建于棟陽，但奇怪的是《集解》和《索引》卻不約而同的說畦畤在隴西西縣的“人先山”下。對于注文與史文的矛盾，康世榮先生認為注文說法“更為合理”。在前引《秦人遠祖考》那段文字中，我已明确認定畦畤就在西縣，後來在《論秦獻公》一文中，我又對此作過補證：“《封禅書》正文說‘作畦畤栎陽’，《集解》似乎視而未見，徑自引晉灼曰：‘《漢注》在 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韮畦，畦各一土封。’《索引》也說：‘《漢舊儀》雲：祭人先于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埒如菜畦，畤中各有一土封，故雲畤。’裴骃和司馬貞直接解釋畦畤并說它在隴西西縣，表明他們所用的《史記》本‘畦畤’下均無‘栎陽’二字，可知今本《史記》栎陽二字乃因涉‘栎陽雨金’語而被傳抄者所誤加。‘雨金’發生在栎陽，但畦畤卻未建在栎陽，因為立畤的動因主要在‘金’，而‘金’是必須和‘西’相 聯系的，所以畤須建在西邑，建在祖神少昊的始祭之地。西垂故土有‘人先山’，山上有‘人先祠’，這‘人先’自非嬴秦的始祖少昊莫屬。裴骃和司馬貞是引用他們那時還能見到的古籍作此注的，決非杜撰。應當相信畦畤是建在西垂而非建在栎陽。由此我們方悟，為什麼古史志言及秦人所建六畤時，總把西、畦二畤與另外諸畤分開來表述，二者在管理上也有差異，原因就在于西、畦二畤不在關中而在西垂。”[17]

康世榮先生不僅主張獻公的畦畤作于西縣，并且把它同襄公的西畤聯系起來思考，認為畦畤就在西畤附近。他持此說，是以實存的古遺迹為依據的：

由祁山堡沿公路再東行1公裡，在西漢水北岸的平川中，由西向東總長達1.5公裡的範圍内，依次蛇形排列着九個間距大體相等，或大或小，或方或圓用黃土夯築而成的土台。最大者高約十一、二米，頂部直徑約五、六米；最小者高約七、八米，頂部直徑約三、四米，大小相差将近一倍。1962年夏，筆者和縣博物館的呂自儉先生對九土台一一考察過……詢問當地群衆，答曰：“諸葛亮出祁山途中缺糧，恐司馬懿來攻，便築了九個土堆，然後在上面撒了石灰、炭末，僞裝成米山、面山、柴山、炭山。司馬懿果然中計，誤以為諸葛亮兵多糧廣，未敢來攻。……”将已知的祁山九土堆與尚未發現的人先山下的畦畤土封聯系起來對照考察，筆者認為，九土堆就是畦畤的土封遺址。

這“九土堆”又被稱作“祁山九寨”，民間傳說都把它們歸屬于諸葛亮的軍事活動。當年康先生實地考察時，堆四周已因悠久的歲月損蝕及農民的耕作蠶食而早就舊貌全非；後來又在大規模修整農田運動中被挖平，如今大都已難覓其迹了。康先生認為傳說不能代替曆史，聯系《封禅書》注文對獻公畦畤景象的描述，作出了九土堆乃畦畤土封遺存的推斷。

對康先生此說，我曾多次在文著中引用、稱述過，并試圖作些補充性論述，但為篇幅所限，未能細表[18]。本文專言西、畦二畤，不妨講得充分些。近些年來，在秦畤文化研究中，《封禅書》兩家注文備受關注，引用率較高。但引者多未作細緻推敲，對内容理解也頗有出入，有必要認真辨析一下。首先是“人先山”與“人先祠”問題。人先山就是祁山，乃秦都背靠的祖山，大堡子山公陵為其西首，亦稱西山。對此前文已經厘清。康世榮先生認為西山是初名，後因埋葬了秦公，故稱人先山，祁山之名最晚，始于三國。我的認識恰好相反。康先生已經注意到“祁”字通“祈”，當“隐含秦漢于此山‘祈禱天地’之義”。其實，祁字從“示”從“邑”，其本義必為地名，且同祭祀有關。《說文》及後世辭書所列諸義項，皆其引申義和假借義。作為地名，此字曆史久遠。前引拙文曾舉《潛夫論•五德志》言武王“封少昊之胄于祁”。周初對前世聖王後裔的分封，多依其族體世代所居之地。田野考古與古文獻業已共同證明，祁山一帶确為嬴秦早期活動中心地區，故以“祁”名山緣自嬴秦對始祖的祭祀，是毫無疑問的。祁山實為該山之正名；人先山乃因山上有“人先祠”而得的俗稱；而西山，則專指設有公陵的祁山峰系之西端，位置在都邑之正西，故名西山。

“人先祠”為嬴秦之宗廟，這點人們無異議。但須強調指出，宗廟祭祀與畤祭是兩碼事。前引拙文謂“人先非少昊莫屬”，這說法欠妥，我願在此加以修正。對嬴秦來說，“人先”不僅指少昊，也指帝高陽颛顼。嬴秦為五帝時期東夷集團陽鳥部族西遷的一支，陽鳥部族是由少昊鳥圖騰族與颛顼日圖騰族組聯而成普那魯亞“兩合婚姻聯盟”的後裔，少昊與颛顼均為該族的始祖神[19]。據《史記•秦本紀》所載嬴秦遠古世系，脈緣可察的遠祖大業，即為颛顼之苗裔孫女脩所生。秦人也自認颛顼為其始祖，陝西鳳翔景公大墓所出石磬，銘文即曰：“天子匽喜，龔桓是嗣，高陽又靈，四方以鼏。”[20] 秦人肯定沒有施行如《國語•魯語》中展禽所說那一套以祖配天的 “禘、郊、祖、宗、報”的天子祭禮，但宗法體制下必有的宗廟祭統，應當早在襄公立西畤前就已經存在。颛顼作為其直系大祖之所出，必然居宗廟祭禮的始祖之位。這裡便牽涉秦文化領域内那個遍立諸帝之畤而何以不為黑帝立畤的疑案。答案就是：黑帝颛顼乃秦人直系始祖，歸于宗廟祭祀系統中，故不再為他另立畤壇[21]。《史記•封禅書》言周制“郊祀後稷”而“宗祀文王”，貫徹的就是這一原則。“宗祀”即指宗廟祭祀。所以，颛顼是比少昊更世俗化的“人先”，以他為始祖的宗廟便稱“人先祠”，人先祠所在的山便稱“人先祠山”或“人先山”。

其次是“畦畤”名稱問題。細味《封禅書》兩家注的描述可知，畦畤并非建在山丘平台上的孤立祭壇，它是在平地上菜畦般的兆域内矗立的衆多祭壇。所謂“畦”，本指農田内為便于管理而劃分的小區，區間有界垅，故注《離騷》的陸善經曰：“畦，為區隔也。”錢杲之曰：“畦，田中為堳埒也。”[22]這種堳埒又稱“垗”，郝懿行疏《爾雅•釋诂》“兆”字雲兆即垗，引《說文》：“垗，畔也，為四畤界，祭其中。”又引《周禮•小宗伯》鄭注：“兆為壇之營域。”先儒已将同祭祀相關的“畦”字講得很清楚。依《封禅書》兩家注所言，之所以稱“畦畤”，是因為形如菜畦，即由若幹塊被堳垅分割開來的兆域所組成；而且每塊兆域中各有一土封，即各立一畤。秦獻公專祭白帝少昊，一畤即可，何以要菜畦般立那麼多畤呢？愚見是獻公原來也隻立了一畤，但自他開創了這種在開國之君襄公所建西畤旁另立小畤的先例後，曆代秦君均效仿之，各依次在獻公畤旁為自己立祭白帝之畤，成為新君繼位後的告祖傳統。曆世既久，遂成諸畦比肩并立之狀；如站在祁山主峰眺望，宛若菜畦，故後世便稱之為“畦畤”。獻公至秦二世，恰好是9位秦君，共立9畤，這正和“九土堆”相應。所以我認為，“畦畤”決非獻公立畤時所定正名，乃後世因衆畤并立的景觀而賦予的俗稱。從這層意義上說，畦畤不是獻公一人所立，是由他之後的曆代秦君漸次完成的。

說“九土堆”是因僞裝“糧山”或駐軍紮寨而成，顯然都是故事性的民間“創作”，從軍事行動實情的角度看，是不可能的事。但與三國史事相附會的民間傳聞，不僅可證九土堆的曆史悠久，還可證明其神秘性，顯示其原本具有的宗教功能已被曆史積塵所湮沒，并被後世逸聞所取代。在緊靠西漢水的平川上，人工夯築這種其大難容民居、其小又遠過亭台的土堆，而且一氣構築了九座，這和前言祁山堡頂的人造平壇一樣，用常情常理是無法作出解釋的。 這麼浩大的工程，既非生存鬥争的需要，更非現實生活的傳習。它們的存在，顯示了一種超越世俗的價值取向，須賴某種神聖的精神驅動才能完成。所以，康世榮先生推斷它們是畦畤的遺迹，确為明睿的創見。

接下來的問題便是，秦獻公何以要有此舉？如說因“得金瑞” 而須在西邑祀白帝，那襄公所立西畤早就存在，祭統又未曾中斷，為什麼要在西畤之旁另立一畤呢？這要從獻公的曆史處位說起。獻公是靈公的太子，孝公之父。由于宮廷政争，他在靈公死後30年即前384年才登上君位。這期間，是列國圖變趨強，而秦國卻衰君遞出，權臣執政，内鬥頻繁而國勢頹弱。獻公也是在權臣操縱下演了場慘劇後才繼位的。此前他可能一直居于故都西邑，過着韬光養晦的生活。這合乎世子多居舊都以守宗廟的傳統，也有遠避政争險流的用意在。獻公是秦國曆史上一位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明君，長達30 年的逆境磨煉，培育了他帶領秦國走出衰境的膽略和智慧。經過他二十多年的努力，秦國由弱轉強，并榮獲周天子的“黼黻之賀”而稱“伯”，為其子孝公的全面變法鋪平了道路。《越絕書》尊稱他為 “秦元王”，《史記•六國年表》序言中雲：“秦始小國僻遠，諸侯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視獻公為秦國運勢的轉折點[23]。這樣一位極富開創性的強勢君主，又對故都宗祀懷有特殊情懷，故能抓住“得金瑞”的機遇，要在西畤之旁專為自己立個祀白帝的畤壇，似想傳遞這樣的信念：我是開國之君襄公之後，又一位特受白帝眷顧的秦君，秦國曆史将翻開新的一頁。當然，獻公不會也不敢将自立之畤同襄公所立畤并列，其畤建在西畤（祁山堡）之下，規格也低得多。

獻公是否向後嗣留有關于此舉的訓示，我們不得而知，但後世對畦畤景象的描述表明，獻公之後的曆代秦君都有在同地立畤之舉，從而形成秦國宗教史上極具特色的一道奇觀。

餘 論

西畤祁山堡說論證角度比較全面，推理合乎人文思辨的通則，能充分利用文獻資料、考古信息和已有的學術成果，并将實存的地貌古迹融入到畤址考察中。大堡子山秦公陵園的位置，秦都西邑的地望，祁山和祁山堡的形勢，西畤和畦畤的關系，畦畤的景觀，這諸多要素被緊密結合起來，文化視野集中在一個地域圈内，形成了十分完整的考論體系。此說最大的缺憾，同天台山說一樣，是實證薄弱。推論再怎麼合理，如無堅實的田野考古物證支撐，便隻能是一種假說。到目前為止，我們在祁山堡及其周圍地區，尚未發現能反映先秦祭祀的可靠線索。考古工作者對祁山堡作過初步考察，并未進行發掘，而所見到的古代文化遺存，除了零星的史前殘留外，幾乎全是漢代的東西。民間傳聞也不曾透露出什麼涉及秦國宗教生活的蛛絲馬迹。對此，盡管論者也能作些解惑的說辭，如前文所言：原存畤壇廢棄已久，魏蜀交戰時祁山堡被改築為指揮部性質的軍寨，後世又在其上建造了廟宇，且經曆了多次毀棄與重修，堡上的祭祀遺迹早已蕩然無存。又由于諸葛亮的事迹和形象在國人心目中占據崇高地位，因此圍繞祁山展開的蜀軍伐魏故事便世代流傳，從而淹沒了本即渺茫的遠古記憶。但這類解釋，歸根結底 也還是一種據理推論，而非據物的實證。和鸾亭山說相比，祁山堡說的薄弱環節尤顯突出。鸾亭山雖然也沒有發現可證嬴秦畤祭的實存，但正式考古發掘已肯定它是一處漢代祭天遺址，而漢承秦制又有文獻記載可據，這就使該說增強了論證的力度。

不過，客觀地權衡鸾亭山、祁山堡二說，必将牽扯到一個深層次問題：襄公時代秦人的活動中心在哪兒？早期秦文化五方聯合考古隊多年調查、發掘的成果表明，在西漢水上遊地區有三處周秦文化活動中心區，即“六八圖——費家莊”、“大堡子山——趙坪”、“雷神廟——石溝坪”三個相對獨立而又互有聯系的遺址群[24]。而西畤地望研究中出現的三說，正分别處于這三個中心區内。三個中心區内的文化面貌在年代上互有參差，包括西周至漢代的遺存都有發現。單就西山坪、大堡子山、山坪三處所謂“城址” 言，大緻時間在西周至春秋早期。目前還很難對三個中心區的時代先後作出準确判斷。從文獻記載考察，嬴秦經營西漢水上遊地區為時甚早，曆史漫長，且因同犬戎的對立沖突，族勢有跌宕起伏，其中心居邑經曆過丢失、複得和移位的種種變遷。襄公時代的都邑，是否即中潏時代的都邑？這還是個粗看簡單細思卻複雜的問題。西畤必立在都邑近郊，故探尋西畤地望必受都邑問題的制約。持天台山說的學者，認定秦都犬丘在嶽費家莊，但那一帶卻沒有可視為城邑的考古發現；持鸾亭山說的學者，認定西山坪城址即犬丘故邑，但正如我在《秦國西畤地望研究述評之鸾亭山篇》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該城址的文化内涵絕非都邑的氣象[25]。我支持祁山堡說，原因之一前文已作交代：我所主張的秦都（其故址即後世盛稱之“天嘉古郡”）就在祁山堡附近。我認為那就是秦襄公所都之“西新邑”，也即秦漢時隴西郡西縣縣治之所在。這是秦莊公戰勝犬戎、收複西垂地區後，秦人在犬丘附近另建的一座新城。以祁山為依托的這片西漢水川原，為嬴秦早期活動的中心區，這一點毋庸置疑；但襄公時代的秦都卻略有位移，即由大駱時代位處西漢水南岸的犬丘，移至西漢水北岸的西新邑。這是适應當時秦戎關系新格局的戰略舉措。原犬丘因曾被犬戎長期占有而成為臣服了的犬戎族聚居地，秦漢時被稱作“戎丘”，後世演變為長道（位置應在今西和縣長道鎮一帶）；而西新邑，實即秦漢時隴西郡之西縣縣治，它和隔岸的戎丘比肩而立[26]。就是基于對西新邑的認知，我對西畤鸾亭山說提出了質疑，認為今禮縣城區的西山遺址不可能是襄公時代的都邑；鸾亭山漢代祭壇的前身，有可能是最早的嬴姓方國傳習性的祭天之所。那是嬴族承襲東夷族以泰山為中心的天帝崇拜的産物，不僅和周制郊祀無涉，也同襄公西畤無關[27]。

由于大堡子山秦公陵園外圍發現有牆體遺存，考古工作者稱之為“城”，遂有學者據之論說該城即“西新邑”。這是一種經不起推敲的看法。因為，居邑聚落絕不會遠離水源建到山的頂部，何況，該遺址的文化面貌更明确地告訴我們，它絕不可能是秦之都城。遺址内除了兩座秦公大墓、兩座車馬坑、一座附殉人坑的樂器祭祀坑和一處簡陋的大型府庫類建築外，便是數百座中、小型墓葬。多次發掘都未曾發現諸如宮殿、宗廟、台榭、道路、城門、作坊、商業區、居民區等等可聯想到國都的任何文化線索。且不說都城，世上可曾有過以墓葬為主體構成的中心居邑？對先秦都城有深厚研究的 王學理先生曾指出，東周時期有些諸侯國為避戰亂之害，有将墓地遷入城内的現象，但是，“與上述諸侯國不同的是，可以确指的秦人陵墓與城區是嚴格分離的，這是秦人城邑、墓地結構的一個顯著特點。”[28]依愚見，大堡子山陵園四周的牆體，當系對陵區的防護性措施。如此規模的公陵，必定會有相當數量的管理人員和衛兵駐紮守護，簡陋的大型府庫的存在也證明了這一點。張天恩先生在探讨秦都地望時也曾經說過，大堡子山既是陵區，就不可能是都邑之所在，某些文化遺存“也不會是主要居住區的遺留，而有可能屬于守陵、墓祭有關的居留遺存。”[29]總之，“西新邑”不可能同墓地合而為一。

在筆者看來，秦國西畤地望目前存在的三說，都還是未成定論的假說，因為都擺不出有足夠說服力的實證來。用乾嘉學派所尊奉的“無征不信”治學理念衡量，還都很不成熟。筆者倒很欣賞審定古文《尚書》疑案的閻若璩所言：“事無所證當求之迹，迹有不明當度之理。”西畤地望三說都在求迹、度理，可備察備議，益學益思，有助于今後此領域的學術進展。這也是筆者立意撰寫這組評述文章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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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獨小川：《祁山史地考略》，《禮縣文史資料》第九輯（2015年）。

[2]祝中熹：《“三國”掩卷說祁山》，《西部發展報》，1995年3月16日。

[3]康世榮：《“六出祁山”簡介》，《禮縣文史資料》第一輯（2015年）。

[4]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5][19]祝中熹：《陽鳥崇拜與“西”邑的曆史地位》，原載《絲綢之路》1998年學術專輯，收入作者的《秦史求知錄》（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1頁。

[6][13]馬建營：《論祁山古城及其名稱的變易》，《天水師範學院學 報》，2016年第3期。

[7]祝中熹：《秦國西畤地望研究述評之天台山篇》，《隴右文博》 2016年第4期。

[8] [12]康世榮：《祁山稽古》，康世榮主編《秦西垂文化論集》，文 物出版社，2005年。

[9]《史記•封禅書》，中華書局，1999年。

[10]祝中熹：《秦人遠祖考》，《隴右文博》1997年第2期，收入作者的《秦史求知錄》（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頁。

[11]此處原文有注：《秦人早期都邑考》，載《隴右文博》1996年創 刊号。

[15]a.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年；b.祝中熹： 《秦史求知錄》（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6]《史記•六國年表》，中華書局，1999年。

[17][23] a.祝中熹：《論秦獻公》，原載《隴右文博》2004年第2期，後收入《史海偵迹——慶祝孟世凱先生七十歲文集》，新世紀出版社，2006 年，第226頁；b.祝中熹：《秦史求知錄》（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8][21]a.祝中熹：《甘肅通史•先秦卷》，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84頁；b.祝中熹：《嬴秦畤祭的東方文化淵源》，宋鎮豪主編：《嬴秦始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20]王輝、焦南峰、馬振智：《秦公大墓殘銘考釋》，台灣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六本第四分冊。

[22]遊國恩主編：《離騷纂義》中華書局，1980年，第88頁。

[24]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早期秦文化項目在禮縣工作的重要收獲》，雍際春等主編：《嬴秦西垂文化——甘肅秦文化研究會首屆學術研讨會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13年。

[25][27]祝中熹：《秦國西畤地望研究述評之鸾亭山篇》，《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

[26]祝中熹：《春秋史三考》，原載《絲綢之路》1999年學術專輯，收入《秦史求知錄》（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28]王學理等：《秦物質文化史•陵墓》，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 254 頁。

[29]張天恩：《禮縣等地所見早期秦文化遺存有關問題刍議》，《文博》，2001年3期。

原載于《隴右文博》2017年第1期

祝中熹，1938年生于山東諸城，1957年畢業于山東大學曆史系。退休前任甘肅省博物館曆史考古部主任，兼《隴右文博》副主編；現為甘肅省先秦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甘肅省秦文化研究會會長。傾心于先秦社會及秦文化研究，亦涉文辭故實考辨。已出版的學術著作有《早期秦史》《秦西垂陵區》《物華史影》《甘肅通史•先秦卷》《秦史求知錄》（上下冊）《青銅器》（與李永平合著）《古史鈎沉》《摩碏廬文史叢稿》。主持策劃《嬴秦西垂文化》的編印，參與《甘肅文物菁華》的編撰，為《隴上珍藏》 領銜撰稿人之一。

監制：杜東陽 責編：郭虎 編輯：馬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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