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科瑞·布朗 《北京周報》特約評論員、英國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所所長

G20（20國集團）的經濟總量占全球85%，其做出的決策具有巨大的潛在影響力。本次杭州峰會，G20成員國能達成哪些共識？這些共識又将如何付諸實施？

當今世界面臨着衆多紛繁複雜的問題。在美國，近代史上最受争議的一場總統選舉正在上演，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持有激烈的反全球化和保護主義立場。在歐洲，英國做出脫歐決定，多數專家将其歸因于公衆的一種近似反全球化的憤怒情緒。在法國，讓·瑪麗·勒龐領導之下的極端右翼黨派“國民陣線”也在民意調查中取得了曆史最佳成績。這些都為今年G20峰會達成共識增加了壓力。

今年的G20峰會給全球領導者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從不同的政治經濟體制出發，來思考當今時代的核心矛盾：盡管人們比以前長壽，生活水平比以前高，身體狀況比以前更健康，卻依舊對現狀十分不滿。

上述弊病的來源是恰巧是為釋放更多增長空間、激勵更多經濟活動而采取的措施，這讓我們無計可施。盡管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如果不移除貿易壁壘并降低全球市場準入門檻，全球經濟增長将停滞不前，但依舊有越來越多的人對自由貿易協定與貿易協議提出質疑，保護主義情緒日益高漲。而經濟增長停滞無疑将會帶來更多的不滿情緒，并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那麼，這個難題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呢？

今年G20峰會的共同議題将包含如何解決不公平和不平等這兩個問題。它們正是反全球化運動背後的原因。社會傾向于激勵創新，鼓勵創業者們在經濟運轉和公司運作中發揮更大的推動力。但是，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和十年前英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威爾金森的研究都表明，世界的貧富差距在日益擴大，資本的回報率大大超過其他因素比如創新等人力因素的回報率。不管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現在的發展中國家，不平等問題從未像現在這樣嚴重。

基尼系數是判斷社會收入公平程度的最常用指标：1代表完全的不平等（比如，一個人擁有全部的财産，其他人一無所有），0代表絕對的平等（每個人都擁有同樣數目的财産）。像瑞典、丹麥、挪威這些北歐國家，它們的基尼系數隻有0.25左右，體現高度的公平，而中國是0.46，美國是0.45，英國是0.32，如果以這個指标來衡量，美國、中國、拉美部分地區、非洲和歐洲現在都屬于高度不公平的社會。

盡管人們已經意識到這種不平等現象正愈演愈烈，但問題依舊懸而未決。稅收再分配制度是解決這種不平等現象的 一種方法，但對高收入階層并無成效，而且對于公司來說也作用不大。近些年來，在美國和歐盟都存在一個備受争議的問題：跨國公司有能力選擇對自己有利的稅收制度。在電商貿易發達的時代，交易實際發生的物理地點和稅收征集的具體地點變得日益模糊，也更難管理。公衆對像亞馬遜、蘋果、星巴克這些公司在獲取巨額利潤同時卻隻用支付有限稅款感到憤怒，這也是導緻他們反對全球化的一個原因。

另一個原因在于，人們已經厭倦了财政緊縮措施。在美國和歐盟的很多地區，工資水平停滞不前，工作保障也岌岌可危。盡管學術研究表明，移民會刺激經濟增長，但許多英國人将經濟環境的惡化歸因于移民。更有人擔心對外部市場的開放會帶來國内經濟的不安全。2008年金融危機已經過去差不多10年了。然而，它的影響依然存在，公衆對于銀行、國際金融和自由市場體制依舊感到不信任，甚至十分不滿。

G20成員國都面臨着如何處理全球化帶來的利與弊的問題。他們都要應對在保護國内市場和維護核心選民的同時，如何應對這一難題：維護通過享受他國市場準入權利給自身帶來的好處。

在應對全球化時，每個國家都存在着不同的問題。但不得不談到的是，我們理應承認，不平等現象、不公平發展、公衆不安定情緒是存在的。我們需要開拓一種新的全球對話機制來讨論全球化及其影響。過去20年全球化被毫不含糊地認為是積極正面的，現在情況卻變得更加複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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