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洪波

用說時間的方式來說人生,更具體地講,用說鐘點的方式說人生,這是工業時代的社會文化。“八小時以外”表示私人生活,“朝九晚五”表示規律性的職業生活,是現代社會的公共知識。了解得多一些,我們知道“八小時”是社會政治運動的産物,它是一種制度安排。琢磨得深一點,“朝九晚五”就是“八小時工作制”的實例,大多數人如此,但也有很多人是“朝八晚四”或“晚八朝四”,工業時代用工作、職業定義每個人的朝與夕,定義“早晨”從何時開始。

工業時代的時間規制,是嚴格區分工作狀态和個人狀态、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管住了時間就安排了人生。個人狀态、私人生活被稱為“業餘”,表明産業、職業才是時間規制謀劃的核心,而人不是。人生不是為人而展開,這就是馬克思所發現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異化。

“八小時”時間規制,有諸多要求,并被塑造為美德,例如嚴格守時、全神貫注,确保八小時内分分秒秒都在工作狀态,這裡強調了兩種在場,一是身體的在場,人們必須集中到工作地點;二是精神的在場,人們必須排除私人事務,這就是“職業精神”。它後面有一種工業邏輯:機器操作或流水線式的工作流程設計,需要多人在一起,一時僅做一件事,這件事在流程中被切分到極為細小單調,例如反複去擰一種螺絲,以便每個人能像機器一樣無差别地運作,效率就是“轉速”與時間的函數。工業時代可以說是“時間導向”的時代。

這種時間規制首先是外部強加的,時鐘就是法律和神,人在規定時間、到達規定地點從事滿負荷的工作,社會文化與倫理宣教也發揮作用,漸漸内化為所有人的日常觀念、公理性的社會知識,并通過時鐘普及成為社會主導意識。久而久之,人們将“八小時”觀念當成一種先驗的道理,不再感到拘束,建立起适應模式,将八小時的無趣當成理所應當,從而獲得了“自由”,所有人的個人生活都在服從于這一時間規制的前提下展開。

如同鐘表這個“元機器”定義了工業時代,電腦作為新的“元技術”正在界定我們所處的時代。一切在信息和通訊的前提下展開,撬動了工業時代的時間規制。

我們知道,即使在工業時代,仍然有部分人是在“時間導向”之外的。作家、藝術家是受情緒召喚而工作,而非受工廠時間的召喚而工作,他們的時間由個人安排。即使在大規模作業體制之内,醫生和記者需要的是“召之即來”、“随叫随到”,按照解決事件的邏輯去工作,而護士和排字房工人需要的是“堅守崗位”,時間上安排并不一樣。一般來說,工業時代裡,召之即來的時間靈活性職業通常具有更高的職業地位,而職業地位較低的員工通常有更嚴格的時間限制,本質上說,這就是大多數人受到時間限制而少部分人獲得時間自由,但也不是真正的自由,因為彈性的時間安排或許意味着更大的心理壓力。

現在,随着信息和通訊在社會生活中的基元化作用,“事件導向”的時間規制逐漸生成了。遠程工作、虛拟組織、網絡辦公等等,帶來了工作與生活的重新融合,鐘點的重要性降低了,工作場所與生活場所、工作時間與生活時間再度模糊起來,但并非農業時代、作坊時代那種無意識的模糊,而是“事件”變得越來越多、事件與非事件失去界限的模糊。鐘點弱化不意味着時間控制的減弱,被稱為“機德”的及時接響電話,保持24小時在線的即時通訊,就是事件導向下的時間規制要求。

工業時代的社會組織是工廠化的,時鐘時間是分析性的,時間被視為同質、可分、線性、勻速、絕對客觀,獨立于物體和事件。虛拟社會的社會組織是多元化的,不同背景、不同專業、不同組織、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們協同工作,時間态度、時間心理和時間文化都變得複雜化、多元化了。一次做一件事的工業時代行為邏輯,正在被同時做多件事的信息時代行為邏輯所取代。大腦和行動中,時塊更加碎片化,用于“并行運算”“多任務處理”,數字設備的器官化意味着人将随時随地處理各種事務。

新的時間規制,不再需要像過去那樣直接檢查工作過程,進行過程控制,确保工作時長,而是關注事件處理的結果;“永遠在線”就是“永遠在崗”,使“朝九晚五”之類的時段約定不再重要;“并行運算”和随機處理、馬上就辦,打亂了工業體系下的時序要求;完成任務的時限要求,因為協商而柔性化;日/周/月/年的時間節奏因為全天候在線、全球性應答而變成持續的伺服狀态;建立在現場控制基礎上的勞動,變成遠程通訊控制,不得不采取适度信任;長時間親身接觸建立信任,變成了快速形成信任甚至以基本信任為前提;過程和耗時評價變成了業績和結果評價……

總而言之,信息和通訊時代在塑造新的時間規制和新的時間管理、時間交往、時間文明,工業時代的社會時間機制和時間道德必将一點點地被蠶食,問題隻是需要多久而已。建立在“實際”的時間控制和空間控制基礎上的社會體制,面臨時間和空間虛拟化、數字化帶來的沖擊,新的時間規制還難以詳盡描述,但已是可以明顯感受到了。

劉洪波 湖北仙桃人。本報評論員,高級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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