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雖然“無顯著之失德”但卻“屢現微行”的同治皇帝駕崩于養心殿，宣告了鹹豐皇帝一脈絕嗣。同治皇帝無後嗣承繼皇權，兩宮皇太後為保證自己的權力地位，确保對晚清政權的繼續把控，以“兄終弟及”的皇位傳承方式，選擇了道光帝第七子——醇親王奕譞事實上的嫡長子愛新覺羅·載湉，“繼文宗為子，入承大統，為嗣皇帝”。

性格本就“勤勉恭敬、謹慎小心”的醇親王奕譞，得知自己的兒子被選中為皇位繼承人，能夠出現“倉猝昏迷，罔知所措”的惶恐表現，也屬情理之中。其實，醇親王奕譞的惶恐表現，并非全系秉性使然，還有着其他客觀原因。

1、醇親王奕譞的嫡福晉葉赫那拉氏，即為慈禧太後的親妹妹。有了這層關系，奕譞對于慈禧太後“嗜權如命、行事專斷”的本性有了更為深刻的了解。為了能夠将光緒皇帝徹底掌握在自己手中，慈禧太後會不會借故除掉自己，還是一個未知數。

2、正如光緒皇帝登基後，醇親王奕譞向兩宮皇太後提出的“辭職”奏請所言，“唯有哀懇矜全，許乞骸骨，為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人，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鈍無才之子”，醇親王奕譞雖然愚鈍，但其對于當下的朝廷局勢有着極為理性的分析。身份尴尬的奕譞，即使不被慈禧太後清算也會被諸多敵對勢力攻擊，以緻落得悲涼下場。想要活命，他隻能做一個“閑王”。

3、更重要的是，載湉雖然被推上了皇位，但晚清政權的真正話事人是慈禧太後。此時的醇親王奕譞被扣上類似“太上皇”的身份後，無疑對慈禧太後是一種巨大的威脅的挑戰。所以，他必須表現出誠惶誠恐、謹慎小心的一面，以打消慈禧太後對自己的猜忌之心。

從“醇親王”榮升為“皇帝生父”以後，奕譞對兩宮皇太後時時、處處謙恭有禮、謹慎小心。光緒十二年，剛滿46歲的醇親王奕譞再次向慈禧太後請辭，并以一句“臣愚以為諸事當先請懿旨，再於皇帝前奏聞”，既讓慈禧太後同意了奏請，還對其更為信任和賞識。

光緒十六年，51歲的醇親王奕譞病逝于府邸，結束了自己戰戰兢兢、恭謹小心的一生。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的“親臨視疾”、“皇帝本生考”的稱号賜予、“谥号為賢、配享太廟”的巨大榮寵，也明确宣告了醇親王奕譞的善終。

可令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是，病逝已經7年的醇親王奕譞卻因為自己墳前的一顆白果樹，也就是銀杏樹惹怒了慈禧太後，差點落得像多爾衮一樣的下場。

《方家園雜詠紀事》記載了光緒二十三年，時任内務府大臣英年向慈禧太後的一份奏請：

醇王園寝有古白果樹一株，高十餘丈，樹蔭數畝，形如翠蓋，罩在墓上，按地理有帝陵之象。而且白果的白字，加于王字之上，明明是個皇字，于皇家本支不利，請旨速伐此樹。

就因為埋葬王爺的地方，有一個年代久遠的銀杏樹，犯了“王上加白即為皇”的忌諱，就因為手下臣屬一句“于皇家本支不利”，就讓慈禧太後大為震怒，命其“速伐此樹，不必告他（光緒皇帝）”。

對于這件事的真實性，曾經擔任同治、光緒兩代帝師的翁同龢，在其所著日記——《翁同龢日記》中也有過相關說明：

醇王園寝有銀杏一株，金元時物，似二十三年四月廿三事，懿旨鋸去。

既然這件事确實發生過，那麼就有兩個較為明顯的疑問出現：

1、醇親王奕譞的兒子，已經成為光緒皇帝，還需要避諱“王上加白”的迷信說法嗎？

2、伐掉這棵銀杏樹的目的，在于消除其對“皇家本支不利”的負面影響，這對光緒皇帝而言是有好處的。既然如此，還需要刻意避開光緒皇帝嗎？

​生前謹小慎微，對她不敢有絲毫冒犯的醇親王奕譞，是沒有可能惹怒慈禧太後的；那棵帶有“王上加白”迷信含義的銀杏樹，即使果真會影響“皇家本支”，卻也因為載湉的繼位失去了實際意義。所以，這棵銀杏樹隻是慈禧太後“借題發揮”的對象，真正惹怒她的人，正是拼命阻攔“伐樹懿旨”的光緒皇帝。

光緒二十三年，已經“親政”整整10年的光緒皇帝，身邊圍繞着一大群緻力于“求變圖強、推行新政”的“改革派”，對以慈禧太後為代表的“封建守舊派”造成了巨大威脅和挑戰。對待銳意變法，試圖擺脫自己控制的光緒皇帝，慈禧太後自然不會放任不管，于是通過一棵銀杏樹對光緒皇帝的刻意敲打大戲上演了。

慈禧太後的“伐樹懿旨”發布後，光緒皇帝匆匆趕至醇王園寝，卻隻見“樹身倒卧，樹根周圍現十餘丈深池，用千餘袋石灰沃水灌其根，以防複生”。雖已親政，卻始終被慈禧太後“訓政”控制的光緒皇帝，也隻能“默然無語，步行環繞墓三周，頓足拭淚而歸”。

一棵銀杏樹，竟也能成為慈禧太後找到維護權威、穩固地位的有效工具，由此可見，慈禧太後能被後世評價為“政治手腕堪稱幹練、平衡之術登峰造極”，并非虛言。

​參考文獻：《清實錄·列傳八·諸王七》、《翁同龢日記》、《方家園雜詠紀事》、《清代野史大觀》、《清稗類鈔·宮闱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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