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的作家不一定都被寫入文學史，但那些以自己的創作，改變了傳統的秩序的作家，一定不會被文學史錯過。比如我們如數家珍的一些詩人：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王維，李商隐，溫庭筠，蘇轼，柳永，李清照……

任何一種寫作，都會在曆史中形成一個接一個的傳統。而傳統并非鐵闆一塊，傳統也在不斷地更新自己，否則它将失去生命力。在某個特定的時候，在某位作家個人才能的引領下，傳統的當下狀态會被改變，過去的寫作也會因此被重新檢驗，曾經重要的作家可能變得不重要了，曾經被湮沒的作家也可能剛剛被發現。

柳永就是這樣一位影響了“詞”的寫作傳統的作家。今天的文學史一緻肯定他對詞的題材和樂調所作的拓展，以及對詞的寫法和美感帶來的改變。與其他改變傳統的作家一樣，柳永的人生的遭遇也可以理解為寫作的宿命，失之于彼而得之于此。

撰文 | 三書

久被誤解的“懷才不遇”

《鶴沖天》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

明代暫遺賢，如何向。

未遂風雲便，争不恣狂蕩。

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

幸有意中人，堪尋訪。

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

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自從第一個抒情主體屈原開始，“懷才不遇”就像萬金油一樣，被随便塗抹在古典詩人們身上。隻要一位詩人寫到空虛失落，不論是人生的普遍體驗，還是某個特殊處境下的感受，都會被條件反射地解讀為“懷才不遇”。這種大而無當的闡釋幾成定式，乃至内化為一種思維的惡習。是不是每個苦悶的詩人都在懷才不遇？什麼又叫“懷才不遇”呢？

對于我們現代人，這些問題不難回答。首先要想想，一個詩人懷的是什麼才，想遇的又是什麼。如果所懷與想遇是兩回事，“懷才不遇”就不成立。比如李白懷的是詩才，那麼寫出好詩，以詩名世，這就是遇，不能把仕途上的失敗稱為“不遇”，因為仕途上需要的是政才。政才和詩才不同，恐怕越是天才詩人，越不适合仕途。然而古代由于受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念的影響，人生觀價值觀比較單一，一個人讀萬卷書、能寫詩，都不是隻為當個詩人，而是要“學而優則仕”。這就混淆了不同的才能，也是“懷才不遇”之所以變成标準闡釋的根本原因。

我們來看這首落第詞。當時柳永二十四歲，六年前他離開家鄉福建武夷山，一路往北，邊走邊玩，流連蘇杭數年，是年進京參加科舉考試。他本來信心滿懷，視取士如拾芥耳，結果——卻落榜了。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他認為這次失敗隻是偶然，運氣不好罷了。年輕氣盛的才子頗覺不服。他自許為龍，隻是“未遂風雲便”，所以才沒有騰飛于天。但他說這是朝廷的損失，“明代暫遺賢”，表面上很委婉，實則在反諷，因為一個明主應該做到“野無遺賢”才對。

不管怎樣，現實擺在面前，接下來該怎麼辦？也沒什麼辦法，除了說句負氣話：“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話雖潇灑，說完卻是“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世界頓時荒涼。東望西望，還是去“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那裡有他的意中人，尚堪尋訪。姑且可以“偎紅倚翠”，即狎妓，在歌妓中間尋求溫暖。這樣過一生，也算風流暢快吧。算嗎？

“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一個“忍”字，終歸還是洩露出底氣不足。進京趕考之前，柳永流寓蘇杭的幾年，曾放浪于歌樓酒肆，在歌妓樂工中間頗多相知。煙花巷陌的生活，應該是他真心喜歡的。然而，和那時候的讀書人一樣，也許和我們所有人一樣，他身上也有一個“他者”。一個陌生的、與自己對立的他者。淺斟低唱我所欲也，功名亦我所欲也，如今隻能舍彼而取此了。

事實上，柳永并沒有也不可能從此便放棄科舉，他後來還考了很多次，然而屢試不中，直到五十歲才終于考中。考中後，他流宦四方，任各種下級官吏，人生并沒有好到哪裡去。但因科舉失意及後來仕途受阻，使他一心填詞，反倒成就了他在詞史上的地位。遇或不遇，得還是失，這本來就不是個問題。

給我們幸福的往往不是原先想的那個人，成就我們的也可能不是堅持在走的那條路。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在其名作《未選擇的路》中說，樹林中有兩條路，他選了其中的一條，而錯過另一條，這使得路上的風景全然不同。魯迅先生也說過，地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走的人多了，路便開始吃人。與其說我們選擇了路，不如說路選擇了我們。一個人會走什麼樣的路，往往是注定的，要麼被社會選擇，要麼被個性或命運選擇。而更深層的體驗還有，人要麼同時走在兩條路上，要麼并未走在任何路上，也就是說，人可以從他的生活裡原地失蹤。

文伯仁《金陵十八景之牛首山》

悲秋是一種慢審美

柳永現存詞兩百多首，其中多寫市井歌妓與羁旅行役，而歌詞中故事的布景多在秋天，多在薄暮，多在雨後。此或出于性情，亦由于調長拍緩的慢詞，尤宜傳達清秋暮雨的綿長感。

《夜半樂》

凍雲黯淡天氣，扁舟一葉，乘興離江渚。

渡萬壑千岩，越溪深處，

怒濤漸息，樵風乍起，更聞商旅相呼。

片帆高舉，泛畫鹢、翩翩過南浦。

望中酒旆閃閃，一簇煙村，數行霜樹。

殘日下，漁人鳴榔歸去。

敗荷零落，衰楊掩映，

岸邊兩兩三三，浣沙遊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語。

到此因念，繡閣輕抛，浪萍難駐。

歎後約丁甯竟何據，慘離懷，空恨歲晚歸期阻。

凝淚眼、杳杳神京路，斷鴻聲遠長天暮。

這首詞給人直觀的感覺是篇幅長，不僅字數多，念起來氣息也拉得很長，以至不知該從哪裡分行。比如上片從“渡萬壑千岩”開始，直到“更聞商旅相呼”，一脈貫下，簡直沒有換氣的餘地。

柳永之前，五代北宋詞以小令為主。“小”即字數少，“令”是曲破中節奏明快的一截。由此就不難理解，小令的抒情性為什麼很強，不論字數還是曲調風格，都不容許拖沓。柳永也寫小令，但性情和天賦使他偏愛曲折婉轉和複雜纏綿的表現形式。既然這種曲調很少，那麼他就自己來創造。

慢詞之慢即曼，“長”的意思。相對于小令，慢詞的曲調變長，字句相應跟着增加，曲子的節奏也放慢，抒情更為曲折多于變化，也更适合鋪叙渲染。宋詞在元代漸漸式微，今天我們聽不到當時的慢詞曲調，但從《樂記》的描述可知，“慢”的樂感是“宮、商、角、徵、羽，五音皆亂，叠相陵”，有點靡靡之音的況味。

和《詩經》一樣，五代北宋詞（蘇轼以前配樂演唱），失去了音樂，隻留下單薄的歌詞，實在是可惜。我們隻能讀着歌詞，對其樂曲作渺遠的想象。所幸這些歌詞都是好詩，因此經受住了其所依賴的音樂主體的喪失。

《夜半樂》原是唐教坊曲名，古樂至宋已不存。柳永精于音律，喜歡自創新曲，或借舊時曲名另倚新聲，此首“凍雲黯淡天氣”遂成《夜半樂》之正體。

讀其文本，如讀一篇旅途随筆。首片純用白描，詩人乘扁舟離開江渚，度萬壑千岩，越溪深處，怒濤漸息，樵風乍起。可見行旅的艱難。此時更聞商旅相呼，并見他們“片帆高舉，泛畫鹢、翩翩過南浦”。商旅們互相結伴，長年在水上貿易往來，他們習慣了這種生活。在詩人看來，他們是快樂的，片帆是輕盈的，畫鹢也像在飛，翩翩然過了南浦。

相形之下，他的扁舟寒酸而孤單。黯然傷神中，望見遠處酒旆閃閃。這就轉到第二片，仍以白描寫途中見聞。“一簇煙村，數行霜樹”，走了大半天，終于望見了人煙。此時太陽快要落山，漁人扣舷而歌，緩緩歸去，這一幕對倦行的旅人就是幸福。敗荷零落，衰楊掩映，枯索的秋景渲染着旅途的凄涼。

“岸上兩兩三三，浣紗遊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語”，這個情景很明麗，也瞬間觸發了詩人的心事。“到此因念”開啟了懷想和怅望，詩人自歎不該輕易就抛開繡閣，而流浪在水上荒野的地方。歲之将暮，歸期多阻，神京路杳，此時心事更說與何人道？！

柳永作為一個編曲填詞的流行音樂人，在歌妓中有很多知音，很受歌妓們的愛慕。群妓葬柳七之類的佳話不必再八卦，要點是他在詞中如何書寫這種感情。從很多詞來看，歌妓們隻是他失意時用來療傷的溫柔鄉，他鐘情的也不是某個具體的對象，而是她們這一類賦予他價值感的人。或許因此，柳永寫不出深刻的愛情，縱如“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抑或“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這類名句總覺多少有些輕薄，一個真正深情的人不會說得這樣露骨。

文伯仁《金陵十八景之燕子矶》

我想和你虛度時光

柳永的詞當時流行于市井，以至“凡飲井水處，皆能歌柳詞”，而喜歡雅詞的士大夫将其鄙視為“塵下”。此乃當時的文藝品位問題，不必妄加臧否。即使今天，我們也會看一個人讀什麼書聽什麼歌，從而對此人或明或暗地做出品位高下的判斷。文人詞自晚唐五代以來，非常唯美典雅，即便如此，填詞仍不能作為正業，隻能算個“詩餘”，何況像柳永這樣大量以俚語俗語入詞，且内容的确涉嫌“塵下”的。

被晏殊宰相嘲笑過的《定風波》一詞，可謂“塵下”的代表作。

《定風波》

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

日上花梢，莺穿柳帶，猶壓香衾卧。

暖酥消、膩雲亸，終日厭厭倦梳裹。

無那，恨薄情一去，音書無個。

早知恁麼，悔當初、不把雕鞍鎖。

向雞窗，隻與蠻箋象管，拘束教吟課。

鎮相随、莫抛躲，針線閑拈伴伊坐。

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

此詞是柳永大量使用俗語俚語的典範，比如“無那”、“無個”、“恁麼”等，句子都是口語，語氣熱烈潑辣。同為傳統的閨怨，這位思婦卻不靜穆，她渾身冒出嗆人的煙火氣。

此詞顯然為青樓女子而作。使用活潑的口語，一為帖和歌者的身份，二來也為增加演唱時的娛樂效果。這與貴族筵席上，自家聲伎所唱的華美典雅之詞，自然有天壤之别。

為人開明心胸豁達也是填詞大手筆的晏殊宰相，尤其點出“針線閑拈伴伊坐”這句，以斥責奚落柳永竟然敢說他們都是一樣的填詞。暫且不論詞品的高下，單就這句話描繪的生活，一個男人如果夢想這樣生活，即使放在幾十年前，又能被多少人認可？古代男子在二十歲的成年禮上，要象征性地朝四個方向各射一箭，意為“好男兒志在四方”。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男人，在過去向來被認為沒出息、窩囊廢，更何況“伊”還是個倡家女呢。

柳永自己不敢承認，而是借助歌妓之口，說出了他想過的生活，這句話其實就是“我想和你虛度時光”。在他看來，年少時無謂的分離和奔波，才是虛度光陰。這句話在今天的語境裡，大概會被欣賞，甚至被推為愛情至上。

最後一個問題：柳永創慢詞寫俗語，就一定是今人所謂的“俗”嗎？如果翻開《樂章集》，稍加浏覽就會發現，他的大量詞作在今天看來實在很“雅”。雅與俗，隻是當時填詞審美的差異。抛開趣味上的選擇，柳永對詞的革新意義更為重要，這才是他被文學史記住的原因。

如今世俗好以“流行度”作為評判标準，柳永的“俗”被過度拔高，并以他如何赢得衆妓之愛慕來證明他的成就。這都是不知所謂的評價。對一個詩人不恰當的推崇，可能比對他公允的批評，會造成更具毀滅性的否定。如果是他的“俗”赢取了大衆，那麼隻能說明人類文化的悲哀，真的在于高雅的失傳而流俗的易傳。

作者｜三書

編輯｜張進

校對｜柳寶慶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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