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人名還是地名，真正的好名字使用的都是最普通的常用字，冷僻字是取名之大忌。因為名字對自己來說固然要體現充分的意義，比如寄托某種希望和追求，但名字是一個工具，更多地是供他人使用的。

冰川思想庫研究員 | 陳季冰

我平時很少因為看到微信上說的那些東西而大驚小怪，但上周末在朋友圈裡看到的一件奇事可是着實驚到了我：

兩位護照上姓名拼音相同的姑娘碰巧坐美聯航的同一個航班飛紐約，航空公司分别給她們打出了兩張一模一樣的登機牌，緻使她們在機艙裡狠狠“撞座”。這事驚動了地勤和安保，硬生生讓航班延誤到第二天才起飛，其中的一個姑娘還差點被拽下飛機！幾近于釀成又一場國際糾紛……

▲來源：新華網

于是有人建議，為了克服重名太多的問題，可以鼓勵國人改變傳統的取名方式。最被推崇的是取三個（甚至更多）字的名，比如過去叫“張三”、“李四”的，現在可以叫“張一二三”、“李四五六”……

近些年真有好事者别出心裁地用英文字母或符号來給自己的孩子取名，比如“張C”、“李β”、“王、”……造成了不少争議。在有些地方，因為公安部門不同意給這樣的名字報戶口，甚至還引發了沸沸揚揚的行政官司。迄今為止，中國沒有任何法律對人的姓名作過什麼明确的規定。

從我個人的立場看，這些大膽嘗試看起來似乎很有創新意義，實則都屬于庸人自擾。雖然從法律的角度說，給孩子取名“張一二三”和“李β”是人們的自由，但這些家長難道不應該好好思量一下自己孩子的未來嗎？這種一時興起的“創意”可能會給兒女的一輩子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

我一直信奉一種類似于進化論的文化史觀，簡言之，一種文化習俗能夠流傳至今，自有它内在的生命力和适應性。如果它果真不再适應社會的變遷，那麼它自然會逐漸被淘汰和更新。

中國人的取名方式是漫長曆史的産物，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人口大國，如果重名問題的确是上述兩個原因造成的，那麼它應該很早就困擾着人們，并且很早就出現相應的改進辦法，古人并不像我們想象得那麼笨。

所以在我看來，中國人重名多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當代現象”，并非許多人所謂的中國人姓名結構中的固有缺陷所緻。

我還認為，原因很簡單：當代中國人取名的水平比過去大大下降了。

其實，重名多隻是這個問題的一方面。再來看看我們每天接觸到的那些名字吧：“衛東”、“建國”、“建軍”、“建新”、“學軍”……就拿我自己的名字來說，我很少有被陌生人寫對名字的時候，被寫成“陳建斌”或“陳繼兵”對我來說是常态。

▲來源：新華網

大多數當代中國人對名字的心理預期，由此可見一斑。

但如果你是一個曆史愛好者，我敢保證，你從史書上幾乎不可能讀到上面這樣的名字。

2

如果說這些具有鮮明政治色彩的名字是一個特定時代的後遺症的話，那麼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情況有所改善了嗎？

我覺得依然沒有。

不久前我去上海電視台做一檔訪談節目，嘉賓中有位小學班主任，她說她帶的班上現在淨是些這樣的名字：“紫萱”、“子軒”、“婉怡”、“如蕙”……仿佛一個個将來都将成長為瓊瑤奶奶筆下的主人公。當然，還少不了“筼”、“苷”、“芾”……之類一般人要查一下字典才能念得出來的冷僻字。

▲來源：新華網

政治狂熱的時代雖然過去了，但在取名這件事情上的随意和盲從依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改變的隻是跟風的内容而已。

我并不會因此得出結論說，當代中國的普遍文化水平比古代下降了。這顯然不符合事實，古代人大多數是文盲，許多人甚至都沒有正式的名字，尤其是女人。

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從史書上讀到的那些名字大多不像現代人的名字這麼土氣、蹩腳呢？

你可以說，我們能讀到的那些名字都是有很高文化的人。然而我可以告訴你，他們并非全都出自官宦或書香門第，有不少人也是寒門子弟，他們的父母甚至也是大字不識的農民。

我認為這與古代人取名的嚴肅态度有密切關系。“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這可是孔夫子的話。

在取名這件事情上，古人可不像我們現在這麼随便，他們對此抱着一種近乎虔敬的态度。正因為這樣，古代為人父母者很少自己給孩子取名。

能夠有資格給人取名的人，不是一個家族中最德高望重的長者，便是一個地方被公認有學識的教書先生。我父親出生于20世紀20年代末，他曾告訴我，他直到上小學都沒有正式的學名，隻有家裡平時用的小名。他的名字是學校老師取的。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古代的大衆因為沒有自己的文化認知（審美觀）或者不敢自認為有文化認知（審美能力），他們實際上是“毫無主見”地以一個地方上的文化精英的文化認知（審美）為自己的文化認知（審美）。

而這，恰恰提升了社會整體的文化和審美境界。

今日的人們——尤其是那些讀過幾年書，後來又發了點财的人——無不自信滿滿地認為，自己才是世界上最有見識、眼光最好的人。當他們給孩子取名時，眼裡絕不會有對精英傳統的一絲一毫敬畏。他們所受的當代教育還告訴他們，過去那些“老八股”一無是處。

然而，一旦真要把這種盲目的自信落到實處時，他們給孩子取的名字無非也就隻能是盲目地跟從社會上的一時風潮，很難談得上有什麼獨立的思考以及由此産生的獨特意義。當然，他們自己不會這麼認為。

3

如果你不相信我說的這些，那麼不妨再來看看中國現存的地名。

不知道有沒有人注意到過，那麼大的中國，僅縣一級的地方單位就有近3000個，但它們的名稱卻幾乎無一重複！不僅如此，即便再将日本、朝鮮半島、中南半島（以越南為主）等漢字文化圈内的所有國家都包括進來，重複的地名也仍然少而又少。

考慮到漢字的地名絕大多數僅有兩個字，而且絕大多數情況下使用的都是極為普通和簡單的常用字（例如“上海”、“高雄”、“神戶”、“江戶”、“濟州、“河内”……），這種不重複的現象就更加堪稱奇迹。

另一個現象想必不少人應該也注意到了，那就是，曆史上留傳下來的那些古老地名大多典雅而富有深意，不似近年來因行政區劃拆并或所謂“撤縣建市（撤縣建區）”需要而誕生的新地名那麼粗俗可笑、莫名其妙。

記得一年多以前，福建将原泉州港、莆田港等多個港區合并，組成一個新的“湄洲灣”港，還曾引發了規模不小的抗議。因為泉州港是一個已有千年曆史的地名，它的消失令那些熱愛傳統文化的人士無法接受。

随着我對于文化問題認識的加深，後來我漸漸地嘗試自己解答這個疑問。

在中國古代，正式地名的最初得來一般都與朝廷“設郡縣”有關。因此，它是一件極為慎重之事，必須經過朝廷正式批準，天子禦筆簽署。

衆所周知的是，中國傳統政治秩序是以“禮”為中心的。如我之前已經引用過的孔子的話，“名”又是“禮”的第一要務。

這就意味着，為一個地方取名（或皇帝給一個地方賜名）時，必須經過複雜的程序，從該地原來的俗名到當地政治社會狀況，從神話傳說、堪輿風水到皇室重大節慶，從特殊時刻的政治訴求到一般的吉利口彩……

總之，古代的取名一定是當地和朝廷一大批學富五車的鴻儒經過殚精竭慮的考察、研究和讨論後才正式提交到皇帝那裡的。如此，則焉能不典雅而寓意深遠？又豈會犯與其他地方重複的低級錯誤？

不穩定的邊陲需要被“懷柔”、“綏遠”、“宣化”，豐饒的土地則被寄予“常熟”、“太倉”、“大足”的美好期許，衰落敗退的王朝渴望中興富強時需要“紹興”、“肇慶”、“新昌”，承平安定的時代則希冀“長安”、“長治”、“甯德”，提升道德教化、追求更高社會理想時有了“承德”、“常德”、“大同”……

▲承德

最重要的一個區别是，雖然同樣出于政治需要并最終由權力決定，但古代地名的主導者是文人士大夫，因為古代權力本身深受文化傳統制約；當代地名由一言九鼎的政府及其官員決定，文化在其決策過程中的重要性是最低的，這注定了我們将要留給後人的隻能是一些滑稽可笑的“土豪”地名。

作為本文的結尾，我還想順便說明一下，在我看來，無論是人名還是地名，真正的好名字使用的都是最普通的常用字，冷僻字是取名之大忌。因為名字對自己來說固然要體現充分的意義，比如寄托某種希望和追求，但名字是一個工具，更多地是供他人使用的。這就意味着，讀寫方便是取名的第一要務。

然而，要在簡單的常用字中尋找到符合自己希望寄托的意義，同時還要盡量避免與别人重名，這是不是有點難？我認為，有文化的人經過慎重的思考是完全做得到的。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