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與舊唐書的異同?作者：瞿林東（北京師範大學資深教授、曆史學院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導師），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新唐書與舊唐書的異同?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新唐書與舊唐書的異同

作者：瞿林東（北京師範大學資深教授、曆史學院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導師）

内容提要：《新唐書》著者對唐代史學的評價多有失實乃至錯誤之處，以其與《舊唐書》相關叙事及評價相比較，前者對後者的删改，十分明顯地表明，《新唐書》著者對唐代史學持貶損乃至否定的傾向。而《新唐書》卷132後論則集中地反映出《新唐書》的這一基本傾向，它不僅把唐代史學說得毫無可取之處，而且還用曲解劉知幾《史通》和污蔑韓愈《順宗實錄》的手段，以“證成”己說，緻使後人讀來輕則産生困惑、重則導緻誤解。因此，把這些問題提出來予以辨析、澄清，是十分必要的。

五代後晉開運二年(945年)，劉昫等撰成《舊唐書》200卷；105年後，即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歐陽修、宋祁等撰成《新唐書》。這是兩部優秀的唐史著作，二者不可偏廢。但通觀二書，在表述和評價唐代史學方面，表面上看來似無太大差異，但仔細推敲則可發現，《新唐書》對唐代史學頗有微辭，而且有的論點是帶有全局性的評價，有必要提出來予以讨論和辨析。

一、《新唐書》卷132後論說明了什麼

歐陽修、宋祁等所著《新唐書》卷132記述了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吳兢、韋述、蔣乂、柳芳、沈既濟等有關事迹，同時附錄相關後人傳記，其時限跨度從唐玄宗至唐懿宗約150年。值得關注的是，著者在本卷後論中對唐代史學所作的評價：

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巨事叢，簡策挐繁，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著之人，随世裒掇，而疏舛殘餘，本末颠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汩汩，有所未盡，可為永忾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釀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甯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騁耶？或因淺仍俗不足于文也？亦有待于後取當而行遠耶？何知幾以來，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欤!自韓愈為《順宗實錄》，議者哄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乃知為史者亦難言之。遊、夏不能措辭于《春秋》，果可信已

這一則隻有200餘字的評論，從整體到個案把唐代史學都說到了，也可以說都否定了。概括其主要觀點是：

第一，唐代近300年史學，由于種種原因，所保存下來的隻是“疏舛殘餘，本末颠倒”的文字，以緻善惡不清都慢慢消失了，令人感到永遠的遺恨。

第二，舊史之文，非“俚”即“漏”，難以卒讀。而造成上述情況的原因，一是當時史家“有所諱”而不能發揮其才智；二是當時史家“因淺仍俗”，缺乏應有的文采；三是有待于後人的才識“取當而行遠”。

第三，進而舉出代表人物，以論其所非：一則是劉知幾撰《史通》，“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一則是韓愈主修《順宗實錄》，弄得“議者哄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這兩人，劉知幾是史學上的名家，韓愈是文學上的巨擘，都具有突出的代表性，但前者應受到質疑，後者難免遭到貶斥。

總之，在《新唐書》看來，唐代近300年的史學活動及其論著似無可取之處，緻使後人“可為永忾者矣”!

唐代史學果然如此不堪嗎？當然不是。我們來看《舊唐書》著者是怎樣評價相關問題的。《舊唐書》卷102記述馬懷素、褚無量、劉子玄、徐堅、元行沖、吳兢、韋述等學人與史家及附傳有關人物的事迹，其後論這樣寫道：

史臣曰：前代文學之士，氣壹矣，然以道義偶乖，遭遇斯難。馬懷素、褚無量好古嗜學，博識多聞，遇好文之君，隆師資之禮，儒者之榮，可謂際會矣。劉、徐等五公，學際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東觀，一代粲然，蓋諸公之用心也。然而子玄郁結于當年，行沖彷徨于極筆，官不過俗吏，寵不逮常才，非過使然，蓋此道非趨時之具也，其窮也宜哉!

贊曰：學者如市，博通甚難；文士措翰，典麗惟艱。馬、褚、兢、述，徐、元、子玄，文學之書，胡甯比焉

在上述評論中，著者首先指出所述學人與史家，在氣概與學識上并無什麼差别，隻是由于各自的際遇不同，所以有的人才幹和仕途都很光輝，而有的人雖才學俱佳卻仕途不暢，再說這些人的職責與“趨時”毫無關系，其人生遭際不順是可以理解的。在這些評論的話語中，包含着理解、贊美和同情。以此與《新唐書》的評價相比，在唐代史學的是非得失上明顯地存在很大差異。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新唐書》在評價劉知幾時，為什麼要把韓愈撰《順宗實錄》一事牽扯進來作為陪襯？這不論是在作史方法還是在文字表述上，都不合乎邏輯。看來著者的目的，隻是為了“證明”唐代史學之弊。

當然，《新唐書》作者并不是最早否定《史通》的人，早在唐代，《史通》就開始經曆毀譽參半、褒貶不一的命運。正面評價的當以劉知幾同時代人徐堅為代表，而唐末人柳璨所著《柳氏釋史》即《柳氏析微》則是負面評價的代表。《舊唐書·劉子玄傳》記：“時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太子右庶子徐堅深重其書，嘗雲：‘居史職者，宜置此書于座右。’”[2](P3171)這段記述，對《史通》内容的概括是準确的，而徐堅的評價也是中肯的。至于徐堅，《舊唐書》本傳稱：“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等，凡七入書府，時論美之。”又稱：“堅父子以詞學著聞，議者方之漢世班氏。”[2](P3176)以班彪、班同作比喻，表明了徐堅的學識和在當時的影響力。而《舊唐書·柳璨傳》記：“璨以劉子玄所撰《史通》譏駁經史過當，璨記子玄之失，别為十卷，号《柳氏釋史》，學者伏其優瞻。”[2](P4669-4670)①《新唐書》作者顯然是吸收了《舊唐書·柳璨傳》這一評價，同時不僅把“譏駁經史過當”改為“工诃古人”，而且又加上了“拙于用己”的貶詞，這樣不僅“論定”了劉知幾的“工诃古人”，同時又否定了劉知幾的才識。

需要指出的是，《舊唐書·劉子玄傳》在記述劉知幾《史通》内容時，明确表述為“備論史策之體”[2](P3171)，而《新唐書·劉子玄傳》則徑自改為“譏評今古”[1](P4521)。這是一個帶有根本性質的改動：前者是概括《史通》的學術内涵，後者則鮮明地表達了傳記作者的否定性判斷。這種南其轅而北其轍的改動，違背了曆史撰述的原則，也表明了作者否定劉知幾《史通》的真實意圖。

二、否定劉知幾《史通》與韓愈《順宗實錄》目的何在

上文講到，《新唐書》卷132後論中提到的兩個具體的人和事：一是劉知幾的《史通》；二是韓愈主修的《順宗實錄》。講唐代史學，不能不講劉知幾；講唐代文學，不能不講韓愈。《新唐書》所舉，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故有必要予以澄清。

第一，所謂“何知幾以來，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

劉知幾作為中國史學上第一個寫出有系統的史學理論著作，同時也是有系統的史學批評著作的史學家，他的淵博的知識、鋒利的筆觸和率直的言辭，在中國古代史學上可謂是前無古人的，因而受到學人的關注，以緻引起非議，可謂情理中之事。這一點，劉知幾是有預感的。他在《史通·自叙》篇寫道：“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于時，固其宜矣。”[3](P271)這表明，劉知幾對《史通》的命運，是有思想準備的。他在《自叙》中對“往哲”(不是全部)用了“多譏”字，對于“前賢”(也不是全部)用了“述非”，這當然不同于“溫柔敦厚”的“詩教”的做法，但這也絕不是刻意诃求“往哲”，也不是無端地“喜述前非”，而是在其史學理論框架和史學批評中進行論述的。在這種撰述要求面前，前此的所有史學家的思想、方法、論著等等，都在被贊揚、被批判、被批評的範圍之内，否則不足以總結出理論所得，不足以真正明瞭史學上的是非得失。清人黃叔琳說得好，“觀其議論，如老吏斷獄，難更平反”[3](《别本序三首》，P2)。足見其發論的鄭重和嚴謹。

至于說劉知幾“拙于用己”，那就更沒有根據。如果劉知幾是隻會寫高頭文章而不能身體力行的史學家，他何必堅持辭去榮耀的史臣之職，又何必上書宰相大談史館作史有“五不可”，更沒有必要去同他人談論“史才三長”的問題。以上這些，恰恰表現劉知幾與“拙于用己”無涉，而是一位有崇高理想的史學家。

由此可知，在有關批評、貶斥劉知幾及其《史通》的言論中，所謂“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的說法，是對劉知幾及其《史通》的嚴重曲解，它既否定了《史通》的學術價值，又否定了劉知幾的學術人格，故不得不予以辨析。當然，在有關肯定劉知幾及其《史通》的言論中，也有最有分量并經得學術史檢驗的評價，那就是上文引證的劉知幾同時代學人徐堅說的那句經典性的評論，明清以來的學術史，證明徐堅之言乃是真知灼見。

第二，所謂“韓愈為《順宗實錄》”“卒竄定無完篇”。

為什麼在劉知幾等的傳記中，《新唐書》著者偏偏要牽扯出韓愈《順宗實錄》？這當是《新唐書》著者刻意為之。所謂“自韓愈為《順宗實錄》，議者哄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本是一樁學術公案，而《舊唐書·韓愈傳》的模糊記載則使人對這一樁公案産生困惑：

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于取舍，頗為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诏史臣添改，時愈婿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别撰《順宗實錄》三卷。[2](P4204)

這段記述涉及三個問題：一是所謂“繁簡不當，叙事拙于取舍”問題；二是關于《順宗實錄》“改修”問題；三是“韋處厚别撰《順宗實錄》三卷”問題。對這些因模糊記載而造成的困惑，筆者在1982年發表的《關于〈順宗實錄〉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已作較詳細的辨析，并論證韋處厚所撰《順宗實錄》(按：當稱《先帝實錄》)是在韓愈撰《順宗實錄》之前，因未得到監修宰相認可，不可能流傳于世，《舊唐書》所記實誤[4](P316-328)，此不重述。《新唐書》卷132後論所謂“自韓愈為《順宗實錄》，議者哄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雲雲，當是源于《舊唐書·韓愈傳》的這段文字而又有所誇大。退而言之，倘如《舊唐書·韓愈傳》所言，那也隻是叙事的“繁簡”“取舍”問題，何至于“卒竄定無完篇”!

其實，隻須讀一讀《舊唐書·路随傳》，也就不難明了這樁公案的真相。此傳寫道：“初，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内官惡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诏改修。及(路)随進《憲宗實錄》後，文宗複令改正永貞時事”。路随是一個機智、果斷的人，于是上呈了一道500餘字的奏章，并提出請求：“其實錄伏望條示舊記最錯誤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對此，唐文宗下诏指出：“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②讀了上述這些記載，所謂“議者哄然不息”的“議者”本是“内官”，“言其不實”也是出自他們之口，何來“哄然不息”!《順宗實錄》所“刊正”處，也隻是“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又何來“卒竄定無完篇”③!

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記：“《舊(唐書)·韓愈傳》雲：‘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穆宗、文宗嘗诏史臣添改。時愈婿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别撰《順宗實錄》三卷。’景祐中，诏編次《崇文總目》，《順宗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曰‘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今以詳、略為别。”[5](P7730)《考異》除征引《舊唐書·韓愈傳》的記述外，還講到宋人編次《崇文總目》所見韓愈等撰《順宗實錄》七本，并以詳、略為之區分，文中并未提及韋處厚“别撰”的“《順宗實錄》三卷”，由此可證《新唐書·韓愈傳》所謂“卒竄定無完篇”當誣指韓愈所撰《順宗實錄》，實為誇大、污蔑之辭。

清人蔡世钹認為《舊唐書·韓愈傳》中所說的《順宗實錄》是韋處厚所撰：“昌黎之史才，何至‘繁簡不當，叙事拙于取舍’？蓋内官惡其切直。其‘拙’也，正所以為史才也。事載《路随傳》：随奉诏改進《憲宗實錄》，文宗複令改正永貞時事，故韋處厚别撰《順宗實錄》三卷，無複昌黎筆矣。”[6](P23-24)蔡氏認為，世人讀到的是韋處厚的《順宗實錄》。其本意是好的，但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其誤也是受到《舊唐書·韓愈傳》誤載的影響所緻。

其實，《新唐書》著者對韓愈的評價本是非常之高。《新唐書》卷176後論是這樣贊揚韓愈的：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

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讨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堤末流，反刓以樸，劃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骛别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轲，以荀況、揚雄為未淳，甯不信然？至進谏陳謀，排難恤孤，矯拂媮末，皇皇于仁義，可謂笃道君子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鬥雲。[1](P5269)

這段評論，同《新唐書》卷132後論中說的韓愈，可謂天壤之别。這種情況表明：《新唐書》著者為了貶損唐代史學，竟然在韓愈評價上出現此種荒唐可笑的局面。

總之，《新唐書》著者否定劉知幾及其《史通》與韓愈《順宗實錄》的目的，顯然是為了貶低乃至抹煞唐代史學的價值，盡管在有關史家的傳文中還保留着《舊唐書》提供的基本史實，但在評論上卻往往與《舊唐書》相悖。除了舉名家如劉知幾、韓愈說事外。從著者的行文也看得十分清楚：所謂“何知幾以來……自韓愈為《順宗實錄》……”，一個“以來”，一個“自”，無疑是刻意地把“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議者哄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雲雲聯系起來，似乎成了唐代史學發展的“常态”。這是借用被曲解了的史事，并把它描繪成為常态而達到貶低以至否定唐代史學的目的。

三、為何對杜佑《通典》如此吝惜筆墨

杜佑《通典》是中唐史學最具代表性的史學成就，也可以說是唐代史學上最重要的史學成果之一。《舊唐書·杜佑傳》全文收錄了杜佑于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的進書表。表文稱：古代經典，可謂“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然多記言，罕存法制”；前賢論議“多陳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其《通典》一書，旨在總結《周禮》以來的典章制度，“至于往昔是非，可為來今龜鏡”，等等。《舊唐書·杜佑傳》還明确地寫道：“優诏嘉之，命藏書府。其書大傳于時，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諸掌，大為士君子所稱。”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佑性敦厚強力，尤精吏職，雖外示寬和，而持身有術。為政弘易，不尚皦察，掌計治民，物便而濟，馭戎應變，即非所長。性嗜學，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之術為己任。”[2](P3982、3983)正因為如此，《通典》在當時“大為士君子所稱”，這可從權德輿的評論中看得極為真切：杜佑“閱天下之義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誕章闳議，錯綜古今，經代立言之旨備焉。”[7](P457)。這是從理論、法志、古今聯系和經世緻用等方面給予高度評價。

《通典》在宋代也有很大的影響。宋真宗鹹平三年(1000年)，“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修《續通典》”。翌年，“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上新修《續通典》二百卷。诏付秘閣，仍賜宴以勞之，賜器币有差。其書重複隈雜，大為時論所非，率不傳布。上尋欲改作，亦弗果也。”[8](P1029、1073)由此可見宋真宗對《通典》的重視，希望撰成一部《續通典》，把杜佑編撰的制度史延續下來，隻是宋白等人過于草率，隻用一年左右時間匆匆成書，難以真正成為《通典》的續作④，這也反襯出杜佑《通典》撰述的艱辛和巨大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以宋人對“祖宗之法”的尊崇，宋真宗命大臣修《續通典》之事，後世史官自當知曉此事。然而，不論是《舊唐書》對《通典》的評價之高，還是宋真宗因重視《通典》而命大臣修《續通典》一事，都不足以使《新唐書》著者對《通典》作出應有的評價。今觀《新唐書·杜佑傳》，涉及《通典》者，僅70餘字，且隻字未提杜佑進《通典》表，後人從《新唐書·杜佑傳》中自然無從知曉杜佑的撰述宗旨和《通典》産生重大影響的曆史真相。與此相類的是，《新唐書》著者對唐代一些有成就的史學世家也采取近于漠然的态度。《新唐書》卷132對唐代史學家傳記所收錄的蔣氏、柳氏、沈氏三位史學世家的命運和地位，但在後論中不置一詞。退而言之，不作評論倒也罷了，違背常理的改動傳文則是不可理喻的做法。如《舊唐書·蔣乂傳》記蔣乂所著“《大唐宰輔錄》七十卷，《淩煙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四十卷”[2](P4028)，而《新唐書·蔣乂傳》改為“義論撰百餘篇”[1](P4534)。《舊唐書》稱蔣氏史學世家相繼撰修國史實錄，“時推良史，京師雲《蔣氏日曆》，士族靡不家藏焉”[2](P4029)。而《新唐書》則改為“世稱良筆，鹹雲‘蔣氏日曆’，天下多藏焉”⑤。把“京師雲”改為“鹹雲”，把“士族靡不家藏焉”改為“天下多藏焉”，這種誇大其辭的修改，完全違背了常理，當然也有悖于《舊唐書》著者的本意。凡此，也反映出《新唐書》著者的草率。

再看《舊唐書》卷149是怎樣記述中晚唐時期幾位史學家及其附傳人物事迹的。他們是于休烈、令狐峘、歸崇敬、奚陟、張薦、蔣乂、柳登、沈傳師，其史事年限上起唐肅宗、下至唐懿宗約一百二三十年。著者在這些史家傳記的後論中發表了如下評論：

史臣曰：前代以史為學者，率不偶于時，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誠以褒貶是非在于手，賢愚輕重系乎言，君子道微，俗多忌諱，一言切己，嫉之如仇。所以(令狐)峘、(張)薦坎壈于仕途，沈、柳不登于顯貴，後之載筆執簡者，可以為之痛心。道在必伸，物不終否，子孫借其餘佑，多至公卿者，蓋有天道存焉。

贊曰：褒貶以言，孔道是模。誅亂以筆，亦有董狐。邦家大典，班、馬何辜？懲惡勸善，史不可無。[2](P4038)

這段文字，除了講時勢的影響如“不偶于時”“君子道微”、史家職守特點和寄予同情以外，還有真誠的鼓勵和對于史學的信念，所說“懲惡勸善，史不可無”，既是對過往史家的肯定，也是對未來史家的激勵。

兩兩對比，也可以看出《新唐書》對唐代史學的漠然。

四、相互抵牾，反映出認識上的混亂

從上文所述幾個部分來看，《新唐書》著者對唐代史學的評價确有貶低以至否定的傾向，這種傾向反映出著者認識上的混亂。

《新唐書》卷102記述了岑文本、虞世南、李百藥、褚亮、姚思廉、令狐德棻及有關附傳人物的事迹，其時限上起唐高祖、下至唐順宗約一百六七十年間史學家的史學活動。著者在本卷後論中這樣寫道：

文本才猷，世南鲠谔，百藥之持論，亮、思廉之邃雅，德棻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淟汩于隋，光明于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欤

評論中提到的人，虞世南、褚亮是當世名臣，擅謀劃，敢直言；李百藥、姚思廉是史學家，前者著《北齊書》，後者著《梁書》《陳書》；令狐德棻是史學家、曆史撰述組織者，又與岑文本合著《周書》。他們都是唐太宗時期受到重用的人物，著者由此引發出“天下未嘗無賢”的議論是順理成章的。問題在于最後幾句話：“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欤”。這當是指本傳中所記令狐德棻提出修撰“近代正史”的建議并為唐高祖采納，而在唐太宗時史臣撰成梁、陳、北齊、北周、隋“五代史”一事。其後，令狐德棻又在主修《晉書》的活動中扮演了“先進”的重要角色。《新唐書》著者由史學活動而對令狐德棻作了很高的評價，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準此，可以得到兩點結論：第一，唐高祖、唐太宗時期的這一批學人、史家及其作為，是值得稱道的；第二，自“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是值得肯定的。如果這兩點結論可以成立的話，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從《新唐書》卷132後論和《新唐書》卷102後論中發現某種相同或相近的評論呢？答案是否定的。這是因為：在卷132後論中，著者所論，不論是對唐“三百年”中的“論著之人”“舊史之文”以至作史之人如劉知幾、韓愈均持否定态度；與此相反的是，在卷102後論中，著者對令狐德棻等史家、學人，以至“唐之文物粲然”，均持贊頌态度。顯然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評價。

不論是從曆史評價來看，還是從曆史編纂來看，《新唐書》卷132後論的說法，都極為不妥。在同一部書中對同一對象竟然出現兩種相悖的評論，此其一。其二，修撰《新唐書》是北宋史學中的一件大事，主修者又為當時名家，對唐代“垂三百年”史學的“論著之人”“舊史之文”作如此簡單、武斷的判斷，可視為違背常理。其三，忽略以緻于無視前人的相關評論，甚至對前人評論作含義相悖的改動，是造成此種輕率判斷的重要原因。

清代史家趙翼曾就唐人所撰本朝史的數量和唐五代史家“老于文學”的筆力兩個方面，有力地批駁了《新唐書》著者對唐代史學及《舊唐書》的貶損。趙翼指出：

《舊書》當五代亂離，載籍無稽之際，掇拾補葺，其事較難。至宋時，文治大興，殘篇故冊，次第出見，觀《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唐代史事，無慮數十百種，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據此參考，自得精詳。又宋初績學之士，各據所見聞，别有撰述。如孫甫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曆其間，人謂“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又趙瞻著《唐春秋》五十卷，趙鄰幾追補《唐實錄》、會昌以來《日曆》二十六卷，陳彭年著《唐紀》四十卷(以上見《宋史》各本傳)。諸人皆博聞勤采，勒成一書，必多精核，歐、宋得借為筆削之地。又呂夏卿熟于唐事，博采傳記雜說數百家，又通譜學，創為世系諸表，于《新唐書》最有功(《宋史·夏卿傳》)。宋敏求嘗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卷，王堯臣修《唐書》，以敏求熟于唐事，奏為編修官(《宋史·敏求傳》)。是刊修《新書》時，又得諸名手做助，宜其稱良史也。[9](P342)

這一段文字，皆據事實說明《新唐書》“宜其稱良史”的原因，其中包括唐人“所載唐代史事，無慮數十百種”：宋初史家所撰唐史而“諸家皆博聞勤采，勒成一書，必多精核，歐、宋得借為筆削之地”，而有的著作“于《新唐書》最有功”；加之“又得諸名手佽助，宜其稱良史也”。尤其是上百種的唐人“所載唐代史事”，豈可一筆抹煞!

趙翼進而列舉實例，證明《新唐書》中一些列傳本采自唐人所撰舊文，“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學也”，而“其餘列傳雖事迹稍略，而文筆極為簡淨，以《新書》比較，轉遜其老成。則五代修史諸人，如張昭遠、賈緯等亦皆精于史學，當缺漏支诎中仍能補綴完善，具見撰次之艱，文字之老。今人動謂《新書》過《舊書》遠甚，此耳食之論也。《新書》謂舊史之文，淺則入俚，簡則及漏，或有所諱而不得逞耶，或因淺仍俗而不足于文也。此亦偶摘《舊書》之俚俗缺略者疵之耳，其佳處終不可沒也。”[9](P348-349)趙翼的考證和評論，可以看作是對唐代史家和《舊唐書》著者的辯證與稱贊，是對《新唐書》著者關于唐代史家和有關史籍的貶損之辭有力的駁斥，反映了趙翼在史學批評方面的實事求是态度和公允之心。

五、結語

歐、宋撰《新唐書》本有分工，歐陽修著紀、表、志，宋祁著列傳。《宋史》對他們各有評價，稱歐陽修“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骛，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又說他“奉诏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又引用蘇轼對歐陽修的評價說：“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贽，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10](P10381)總的看來，評價極高。宋祁事迹附于其兄宋庠傳後，《宋史·宋庠傳》寫道：“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雲。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内外嘗以稿自随，為列傳百五十卷。”[10](P9599)宋祁以一人之力撰《新唐書》列傳150卷，其功甚偉，然或許如《宋史》著者所說，“清約莊重”不及其兄，乃至撰史過程中難免有失當、抵牾之處，我們不必以此苛求古人。隻是有的失當、抵牾處，涉及全局，理應辨析清楚，以免繼續誤導後人。歐陽修不論是作為《新唐書》的主要修撰者，還是作為與宋祁的合作者，宋祁之誤，他都不能不受到疏于失察的影響。

當然，我們如深究《新唐書》的編撰過程，事情并不這樣簡單。這是因為：

第一，據宋人曾公亮《進新修唐書表》稱，實際參與《新唐書》撰述的學者還有範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等“儒學之選”[11](P1341)。今人顔中其曾詳考這些名家在撰寫《新唐書》過程中各自曾分擔的任務，如劉羲叟專修律曆、天文、五行諸志；呂夏卿精于譜學，創世系譜表；梅堯臣修方鎮、百官表，等等[12]。這說明，《新唐書》本成書于衆手。

其二，歐陽修、宋祁二人雖身任刊修官，但二人并不專任此職，而是長期兼任外職。據宋祁自述：

臣自慶曆中，受诏纂修，與諸儒讨論，首尾才及六年，便值臣差任出外。雖蒙朝廷許将史草自随，悉力編纂，其如極邊事務，荒廢轉多。皇祐中，史未有緒，蒙朝廷差歐陽修分總紀志，與臣共力。臣任益州，日煩差使，臣督趣列傳殘卷。及移鄭州，又蒙遣編修官呂夏卿乘驿就臣商較同異，催促了當，曆一十七年，書克奏上。書成淹延，職臣之罪。至如歐陽修撰列紀志等衆篇，各有法度，方成一家。範鎮、王疇以下，撰次精該。一代大典，非修等不成。臣去書局已十有一年，修撰之時，不與諸儒研确，成書之日，又不與伏奏殿廷，臣于修書之勤，十不得一二。[13](P361)

從這段自述中可知：宋祁受命撰《新唐書》在歐陽修之前；在修撰過程中曾與編修官呂夏卿“商較異同”；宋祁對歐陽修史才的贊揚，以及對範鎮、王疇等人的肯定，都是明确的。重要的是，在其17年的修史過程中，“與諸儒讨論，首尾才及六年”。這樣看來，宋祁對他人參與所修文稿(故事或草卷)，似亦未能統籌。

再看歐陽修在自述中所寫：

臣伏思聖恩所及，必以臣近進《唐書》了畢，凡與修書官，并均睿澤。竊緣臣與他修書官不同。檢會宋祁、範鎮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并各十年已上。内列傳一百五十卷，并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書中三分居二。範鎮、王疇、呂夏卿、劉羲叟并從初置局便編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如臣者，蓋自置局已十年後，書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續殘零，刊撰紀、志六十卷。是臣到局月日不多，用功最少。[11](P1341-1342)

這段自述表明，範鎮、王疇、呂夏卿、劉羲叟這些最早入局的修史官員，在“編纂故事，分成卷草”等修撰基礎工作方面，“用功最多”。而歐陽修身為《新唐書》的主要刊修者，但其在史局的時間确實不多，自然與其他修史人員的接觸、讨論也不會太多。盡管顔中其文中提到“呂夏卿讨論是正，于新書為力居多”；“宋敏求與其他編修官一起，‘網羅搜逸，厥協異同’起到了重要作用”，當屬事實。但這既與唐初修梁、陳、北齊、北周及隋“五代史”時，有令狐德棻盡其“總知類會”[2](P2598)的責任與作用有很大區别，又無元修遼、金、宋三史時如同修史凡例那樣的規定，即“其餘該載不盡，從總裁官與修史官臨文詳議”[14](P1557)的體制，這就使史局之中沒有專職的監修官或總裁官主事，從而造成了關于唐代史學之認識上的混亂、抵牾。筆者舉出這兩個事例，并不是表明唐修“五代史”和元修“三史”沒有缺點、訛誤，而是為說明相關人選和體制設置的必要性。當然，本文所指出的這些問題，并不影響《新唐書》在整體上是一部優秀的曆史著作。

在中國史學的曆史編撰史上，既有寶貴的經驗，也有嚴重的教訓，總結這些經驗和教訓，對于當今史學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注釋：

①《新唐書·奸臣下·柳璨傳》：“譏诃劉子玄《史通》，著《析微》，時或稱之。”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359頁。

②以上參見劉昫等《舊唐書·路随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192-4193頁。按：《新唐書·路随傳》所記與此略同。

③《順宗實錄》五卷，今存，見《韓昌黎集》外集。

④脫脫等《宋史·文苑一·宋白》論：“白學問宏博，屬文敏瞻，然辭意放蕩，少法度。”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2999頁。

⑤參見歐陽修等《新唐書·蔣乂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535頁)。按：關于“蔣氏日曆”的辨析，參見朱露川《是“蔣氏日曆”，還是〈蔣氏日曆〉？——讀兩〈唐書·蔣乂傳〉拾零》(《學術界》2015年第4期)。

原文參考文獻：

[1]歐陽修，等.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2]劉昫，等.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3]劉知幾，浦起龍.史通通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M].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5]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

[6]蔡世钹.讀《舊唐書》随筆[M].北京：中華書局，1985.

[7]權德輿.岐國公杜公墓志銘并序[A].唐文粹[Z].台北：世界書局，1989.

[8]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2004.

[9]趙翼.廿二史劄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4.

[10]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11]歐陽修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1.

[12]顔中其.《新唐書》修撰考[J].史學史研究，1980(4).

[13]宋祁.景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5.

來源： 《河北學刊》2021年第1期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