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多人都知道，宋代初期在四川出現的交子被認為是全世界曆史上最早出現的紙币，用來取代四川地區普遍流行的鐵錢，因為當時銅錢稀少，但基本混用，因兩種前重量價值不同，而擾亂了市場。作為一種流通交易的媒介，交子的使用功能真的是我們今天認為的貨币嗎？為什麼它會最早出現在四川？很多人卻不一定清楚。

流傳的交子鈔版圖，可能是一種仿制品

一、交子到底怎麼使用的？

今天我們如果去了解“交子”，對它的解釋都會冠以世界上最早、中國最早的紙币等等概念。由于這種紙币是以粗麻紙為原料，不易保存，目前尚未發現真正留存下來的交子實物。中國曆史博物館現藏的銅制“交鈔”版，已經是金代貞祐年間（公元1213-1217年），是研究宋金時代紙币的唯一實物資料，距離交子産生已經至少100年後。

交子的真正功能在曆史上隻是一種兌換錢币的憑證，不論是最早出現的四川地區商賈或機構避免帶着一吊吊的錢币，當時還沒有流通後來俗稱的銀兩。如四川地區銅錢和鐵錢的比值不同，基本上是十比一，一枚銅錢相當于十枚鐵錢。由于當地銅錢稀少，鐵錢大量流通，使用不便。假如一貫銅錢就能完成的交易，卻要用十貫鐵錢，十分麻煩。有資料記載，當時在四川買一匹好的綢緞或買一匹馬都需要兩萬文鐵錢，用鐵錢重量達100多斤，相當于背着一個大活人去買東西。

如此，商賈和店鋪之間就有了一種新方式，使用紙質“交子”作為一種存款信用的憑證，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專門的鋪戶，鋪戶把存款數額填寫在用楮紙（楮樹制作的紙張，今天習慣稱構樹，其實全國各地都非常普遍，但四川當時多用來做紙張，很多文書、書籍也使用楮紙）制作的紙卷上，再交還存款人，收取一定保管費，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交子。最開始是地方商賈和店鋪之間，有長期比較穩定的合作方自發形成的交易方式。

推動交子規範化的名臣張詠

宋真宗景德年間，以平定茶農王小波、李順之亂有功的名臣張詠到益州（今成都及周邊地區）任職，為了安定四川百姓，為了有序地促進商業流通，對益州地區商賈進行了規範，實行官商聯合，有十六家交子鋪推行這種憑證，得到官府認可，這種交子基本仿照之前民間流行的交子，隻不過印上某州官府的印記，如益州、利州等。規定使用人進行取出錢币的時候，每1000文制錢交30文手續費，很明顯并不是今天意義上的貨币。“交子”本身不直接參與流通，商人從四川攜帶“交子”外出到其他州府，仍然需要将“交子”兌換成銅錢、鐵錢進行交易，交子的準确性質是相當于現在的支票。

但随着交子的盛行，在民間的确也被一些人私自拿來直接使用過，如十貫就用十張價值一貫的交子，避開兌換環節，等商鋪拿到以後另外去兌換成錢币。流行了一段時間就因此産生過造假的官司，一些商鋪發現有假兌現困難，由交子引發的糾紛和訴訟逐漸增多，一度造成了危機。

盡管如此，交子的使用對于鑄錢量巨大的宋朝，畢竟是一種很變通的形式。兩宋時期曆來都認為十分富庶，以研究明代财政而出名的黃仁宇就曾認為，不論北宋真宗、仁宗、神宗、徽宗，還是南宋高宗、孝宗、甯宗、理宗等，随便一個皇帝在位期間鑄造的錢币都基本能等同明朝全部270年間的總量！可見宋朝當時用錢的規模，同樣也能想見民間使用這些錢币的麻煩！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成都增設益州交子務，由京官一二人擔任監官主持交子發行，并“置抄紙院，以革僞造之弊”。經過張詠整頓交子，流通大約20年後，的确風靡四川，由于造假而引起了重視，進一步加強使用的監管。為了防範僞造，這時一律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再到宋神宗時（1068），又改為一貫和五百文兩種。發行額也有限制，規定分界發行，每界三年（實足二年），界滿兌換新交子。

宋徽宗支持蔡京推出了錢引

事實上，交子的使用範圍漸漸超出了四川，當時陝西、湖廣、山西、江浙等地也在使用四川發行的交子，因為交子上印的錢數是以四川地區鐵錢為标準。因為古代很多錢都混用其他金屬，鐵錢的标準不等同，銅鉛混雜的錢更不同。人們在使用使拿出一吊錢，不能保證全都是銅錢或鐵錢，更不能保證都出自四川或河南，也不能保證錢币标準是統一的。理論上當時“度量衡”是一緻的，但不同地區為了方便使用和擴大錢量，還是比較混亂。因此，宋代鑄造錢多也有這種弊端。

到北宋末的徽宗時期，交子的使用就告一段落，官府重新推出新标準的“錢引”，“錢引”與“交子”的最大區别，是以“缗”為單位。“錢引”的紙張、印刷、圖畫和印鑒都很精良。但“錢引”不置鈔本，不許兌換，随意增發，實際上才初步具備流通的貨币功能。

但是到了南宋，南方地區又出現了一種複制四川地區交子模式的“會子”，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由政府官辦設“造會局”，仿照四川的辦法發行。會子起源于臨安，也稱“便錢會子”，本質上也是支票，但會子在南宋境内可以全部流通使用。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帶着會子從臨安到成都進行換錢交易，比原來的局部地區使用的交子前進了一大步。現存一個東南會子的鈔版藏于國家博物館可以作為參考，但也有一些學者對鈔版真假存疑，可能是民間仿制，也可能本身就是假的。因為鈔版樣式不合文獻記載的東南會子形制，鈔版圖案與字體都很拙劣，不符合宋人的雕版水平。

二、交子為什麼會在宋代初期出現在四川

關于交子為什麼會于北宋初年首先出現在四川？一直以來都衆說紛纭、筆者多年來都堅持認為，但凡重要的曆史事件出現都自有規律，歸納一下各家的說法，應該大體明白這的确有一定原因。

宋代民間生活畫

交子，肯定不是宋代的四川商人拍腦袋的突發奇想，唐代後期有過一種兌換錢币的先例，就是飛錢。史料最早的證據是唐憲宗元和五年（810）。《新唐書》載：“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飛錢。”飛錢就是一種方便使用的彙票。其實後來《宋史·食貨志》在介紹交子會子時就說："交子會子之法，蓋有取于唐之飛錢"。

我國有不少經濟史學家都認同這一觀點。傅築夫先生認為，因為銅錢鐵錢的單位價值不高，又體積沉重，不能随身攜帶，“為解決貨币遠程流通的困難，唐代商人從實踐中發明了一種彙兌辦法”。朱契也表示，中國曆史學家，向以交鈔之制，始于唐之飛錢。劉厚滋更進一步認為飛錢是一種彙票，一曰飛子。其後買飛子者不複支錢，轉相授受，乃漸成一種習慣上的通用貨币。

但是唐代飛錢出現的原因與宋代交子會子可能幾乎相反。唐朝後期屢屢戰事頻發，商貿總體上比較凋敝，錢币緊張，唐德宗甚至多次下令禁止現錢出境，京師長安屢遭戰事，大量商人帶了錢到别處貿易，使得長安的錢币更加缺少。至貞元二十年（804）時，還下令市井交易時以绫、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唐朝後期雖然恢複長安和洛陽的京師地位，但更加依賴川蜀和江南的經濟支撐，當時交易的主要商品如绫絹、茶葉、羊馬、米粟等，除了牛羊外，幾乎都要靠南方。于是京師商人需要大量現錢去南方販茶，而川蜀和東南的茶商來京師售貨後也需要将錢帶回去。

唐憲宗是後期最積極有為的皇帝，繼位初期就平定西川節度使劉辟的作亂，因為劉辟在韋臯死後企圖一人兼并全川的三個節度使職務。唐憲宗一共才在位十五年，就有十二年在平定各地的藩鎮，戰事頻發，進一步造成德宗貞元以來的經費緊張。川蜀地區相對富庶，是支持唐朝京師的重鎮，假如沒有川蜀在糧食、物資上淵源不斷的供應長安，當年能否順利平定安史是不可想象的，這也是唐憲宗無法容忍劉辟企圖獨占全川，繼位初期就果斷出兵的原因。

因為安史以來動蕩局勢，各地出現大量“虛錢”，以一當十、當三十、當五十，從肅宗在平亂戰時期間就已經産生。肅宗乾元年間有财政專家第五琦出于臨時舉措專門鑄造“當錢”，就是一種虛錢。加上以物抵值，進一步促使“虛錢”的流通，完全是當時經濟困境的反映，也是唐德宗會更改稅法的一個背景。到唐憲宗期間為了恢複市場和加強财政，還于元和六年和十五年進一步調整稅額，這就是為什麼官府和民間會出現變通交易方式的主要背景。

南宋會子鈔版圖，也可能是後來的仿制品

飛錢的出現雖然和川蜀沒有直接關系，但唐朝後期另外有兩大背景卻和交子的誕生有關。

第一是四川造紙業發達。衆所周知交子是紙質，四川的紙業在唐宋時期是巅峰，從東漢中期蔡倫的改進技術傳到巴蜀時間非常短，蔡倫被封龍亭侯，位于陝西洋縣，造紙術就朝西北和西南傳播。唐代前期對造紙的一大變革是利用竹子，巴蜀之地就是盛産竹子的主要地區。唐朝後期成都的造紙非常發達，可以分出高中低不同檔次，著名的“薛濤箋”就是高檔紙，造紙術的發達是交子出現的一個非常容易被忽視的基礎。例如宋代官府後來為了防盜防僞，在交子的印記花式、用墨色澤等方面做了許多技術處理，一如今天的貨币，如果造紙和印刷技術不過硬是難以想象的。

第二個背景是唐宋大量富民出現。學術界有一個觀點，曆史上富民社會的出現就是唐宋時代，雖然大多數老百姓的生活勉強糊口，但畢竟随着商業的發展，尤其南方經濟已經開始超過北方，就從唐代後期到宋代出現了大量因商緻富的富戶，正如同《琵琶行》等寫實的詩歌形容那樣。随着躲避安史和藩鎮，唐玄宗、唐德宗、唐僖宗個皇帝三次往西南巴蜀方向躲避災禍，大量原本生活在長安、洛陽的有錢人和大姓富戶，也紛紛都舉家遷徙巴蜀，唐朝後期正是曆史上四川外姓人移居的一大高峰，以此奠定了五代兩宋四川人文底蘊的空前發達，同時也促成當地生活水準的提高。

除了以上兩個重要的背景外，四川其他還有一些輔助的條件。伴随大量富民、富戶的出現，推動飛錢以及類似的契券也在唐末和五代相繼出現。不管如何，社會上都感覺到單純使用錢币是不适應促進流通，類似的把現錢存入店鋪中換用票據的櫃坊也在唐朝後期出現，原本櫃坊隻是單純保管财物，發展為保存錢物。從五代到宋，以長安、洛陽波及各地，尤以益州為甚。日本一些學者如早年的日野開三郎就認為，交子的出現是契券票據的延長，而發行交子的店鋪——交子戶，就是由益州當地的櫃坊演變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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