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7日，很平常的一天，但對于在北京海澱區中關村五年級二班12歲的學生黃帥來說，卻是一個改變命運的日子。

這天，他們班上一位同學上課不遵守課堂紀律，遭到了語文老師齊鴻儒的訓斥，有些生氣的齊鴻儒指着這位同學罵道：“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頭！”。

那個年代，老師訓斥學生是常有的事情，實話說，這位齊鴻儒老師說的話也并不算太過分，畢竟，老師也有情緒失控的時候不是？

然而，這話落在黃帥的耳中卻有些刺耳，因為她認為，教鞭是用來教學的，不是用來打同學腦袋的，她覺得自己的語文老師對同學的批評太嚴厲了，應該耐心幫助，而不是拍桌子、瞪眼睛，這樣解決不了思想問題。

雖然這位名叫齊鴻儒的老師在這件事兒上做的不對，但他語文教的極好，黃帥也并未因此心生厭惡，而是決定給老師提意見。

當時，齊鴻儒老師已經開始教他們寫日記，對于日記，就兩點要求，第一，寫心裡話，第二，不能有錯别字，全班都執行得很認真，于是，黃帥決定把心裡話寫在日記本裡，好讓老師看到。

很快，齊鴻儒便看到了黃帥的這篇日記，然而，他并沒有接受來自學生善意的“批評”，反而認為黃帥寫的這些東西，是對老師權威的一種挑戰，是為了拆老師的台，是在降低自己在學生中的威信。

感覺受到侮辱的齊鴻儒，也開始了自己的“反擊”，他号召學生們跟黃帥劃清界限，不要跟着她“跑”。

在接下來的2個月内，黃帥成了學校的另類，所有人都嘲笑她，批評她，甚至連最好的朋友都跟她劃清了界限，這讓黃帥痛苦難當，她不明白，自己隻是好心提個建議，怎麼會鬧到這種地步。

就在黃帥痛苦難當的時候，她無意間看到一則消息，說是有個小學生，也遇到了跟自己類似的情況，在自己沒辦法解決的情況下，就給《北京日報》寫信求助，在報社的幫助下，他和老師之間的隔閡消除。

抱着同樣的心态，1973年12月的一天，黃帥揣着一封自己寫的600字左右的信，交給了《北京日報》的工作人員，她本以為自己的問題馬上就會得到解決，可誰成想，自己短短的一封信，竟然會掀起驚濤駭浪。

信交給《北京日報》沒多久，就到了有心人手裡，當時正處于一個特殊時代，于是就有些人想借這篇“小作文”搞風搞雨，很快，說是要把她這篇文章刊登到報紙上，這讓黃帥大吃一驚，自己隻是想讓報社幫忙解決一下自己和老師之間的矛盾，沒想着把事情搞大呀？

雖然才12歲，但黃帥也清楚，若是自己寫的東西被報社刊登，會引發怎樣的浪潮，可惜的是，接下來的劇情，已經不是黃帥說了算的了。

沒多長時間，就有兩個身穿軍裝的人找到了黃帥，要走了她的日記本，這兩個人來找黃帥的時候，黃帥正在生病，渾身發抖，他們還圍着他繞了2圈，然後搖搖頭說：“不像個小闖将”。

事後，黃帥才知道，這二人名叫遲群和謝靜宜，都是那個特殊年代的大紅人。

1974年12月12日，黃帥的信和日記被《北京日報》發表，緊接着，又出現在了《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上，并且人民廣播電台也播報了這篇文章，黃帥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緊接着，各地中學開始運動，要“破師道尊嚴”、要“橫掃資産階級複辟勢力”，要“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于是，無數老師倒了黴，批判老師的大字報糊滿牆，短短幾個月時間，北京學校打碎的玻璃，就超過了20萬平方米。

這個時候，好好學習的學生，也成了小綿羊，而像黃帥這樣的，卻成了“反潮流”英雄，作為其中的佼佼者，黃帥開始做報告、上新聞、參加國宴，成了紅極一時的人物，雖然這并不是黃帥心中所願……

很快，黃帥正在五四幹校勞動的母親，也看到了黃帥的新聞，明白女兒被利用的黃母心急如焚，自己的女兒她怎麼會不清楚？一個12歲的孩子，怎麼會反潮流？

黃帥的事情，在引起軒然大波的同時，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比如，在北京内燃機廠上班的一位老工人，他直接給黃帥寫信，讓她好好想想，把他捧紅的是些什麼玩意，為什麼要拿小學生做文章，為什麼要借題發揮。

比如在蒙古生産建設兵團工作的知青王亞卓，也寫信義憤填膺地質問黃帥為什麼要這樣做。

對于王亞卓的質問，黃帥表現得很愧疚，因為鬧出如此大的動靜，同樣不是她的本意，黃帥的态度，讓王亞卓很滿意，這讓她意識到這個孩子，并非惡人。

然而，還沒有等王亞卓反應過來，廣播裡便播出了一篇名為《黃帥緻王亞卓的一封公開信》：

“在革命滾滾向前的洪流中，資産階級老爺們發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滅亡的命運……你的話同資産階級複辟勢力的語言多麼相似？……”。

當黃帥看到這篇文章時，她是驚訝不已，因為，這樣的文字，别說往出寫了，12歲的她就是讀都幾乎讀不下來。

也是因為給黃帥寫信，王亞卓被關、打、餓，甚至流放，直到1977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揭穿“王亞卓事件”冤案》的文章，王亞卓才恢複正常生活。

随着時間的推移，那個特殊的時代結束，黃帥的身份也變了，從“小闖将”變成了“小爪牙”，人們開始貼她的大字報，找她的麻煩，同學們也開始欺負她，就連她的父親也被抓捕入獄，因為，她給《北京日報》寫的那封信太過成熟，有人懷疑是他父親操刀。

黃帥的父親是南京大學高材生，畢業後在中科院上班，是人人敬仰的科學家，可就因為黃帥的這封信，成了階下囚，黃帥心中的愧疚可想而知，更令黃帥心痛的是，她的母親也因憂慮過甚病倒了。

好在一點，這些糟心事并未影響到黃帥的學業，1979年，她以322.2分的好成績，考上了北京工業大學，然而，直到開學前夕，她都沒有拿到錄取通知書，怎麼回事兒呢？

原來，即便時隔6年，她的那封信的"後遺症"還沒有過去，許多人認為，像她這樣在教育戰線制作混亂的人，不應該被錄取，當然，也有明事理的，認為這是那些人炮制的，老師是受害者，學生同樣如此，黃帥也不例外。

因為此事，兩派人争論不休，錄取通知書一直沒能發下來，很快，此事兒傳到了中宣部領導胡耀邦耳中，最終胡耀邦拍闆做了決定，他說：

“考320分，不錄取，小孩子犯錯誤，能讓她自己負責嗎？有的同志就沒有大眼光，黃帥如吸取教訓，四五年後也可能了不得，一個人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就了不起！”。

在胡耀邦的決定下，黃帥順利地進入了北京工業大學，這讓她感激不已，同時，也找到了能為父親平冤的人。

進入大學不久，她又給胡耀邦寫了封信，把自己的遭遇原原本本說給胡耀邦聽，令黃帥驚喜的是，胡耀邦很快回了信，并且派人調查此事兒，最終，他的父親重獲自由。

可惜的是，經過這段牢獄之災後，黃帥的父親再也沒有發表過論文之類的東西。

1984年，黃帥從北京工業大學畢業，進入北京計算機研究所工作，第二年，東渡日本留學，然後留在日本工作，從此淡出大衆視線，直到1998年，黃帥才回到北京，進入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工作，同時照顧年邁的父母。

2007年，黃帥因癌症病逝北京，享年5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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