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是始皇帝元年。這一年發生了很多事。每一件都是大事，在當時是大事，在曆史也是大事。

秦始皇與他的大秦帝國

這一年，齊王田建向秦王嬴政投降，齊國滅亡，秦帝國最終實現大一統。

大一統，最為深刻的意義就是：中國就應該是大一統的。大一統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的主體間共識。

大一統不僅是地理疆界和政治統治上的大一統，而且也是民族共同心理認同上的大一統。所以，後世才會有祖逖、嶽飛這樣的民族英雄，安邦的武将就要肩負大一統的曆史囑托。所以，才會有諸葛亮的“王業不偏安”，治世的能臣就要鼎立中原，統一華夏。所以，才會有大明帝國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天子君王就要擔當其大一統的責任。

這一年，秦王嬴政立号為皇帝，稱命為“制”，稱令為“诏”，自稱曰“朕”。

皇帝制度在秦漢初創完善、在宋元豐富發展、在明清強化鞏固直至巅峰，曆經2137年，是中國最為重要的政治特征。

皇帝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國家機構，是國家權力網絡的核心組成。

圍繞皇帝的是一系列的典章制度：诏敕制度、名位制度、廷議制度、繼承制度、皇權神化、後宮制度，以及其後的宦官制度。

皇帝制度是中央集權的核心，皇帝和皇權的強弱直接關系中央集權統治的穩定。皇帝既是政治領袖，也是凝聚百姓的符号象征。皇帝制度以皇帝的家天下，否定了諸侯卿大夫的世襲罔替，成為中國從貴族政治邁入官僚政治重要推動。

這一年，秦始皇采納廷尉李斯的建議，去分封、行郡縣，“分天下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秦帝國的郡縣

是行分封還是行郡縣，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帝國，秦始皇及其核心臣僚們必須拿出主張，妥善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

丞相王绾以及衆臣僚主張分封制。他們認為帝國幅員遼闊，隻有行分封、衆建子孫功臣以為藩屏，才能實現有效統治。

但是秦始皇并沒有采納丞相王绾的主張，而是采納了廷尉李斯的建議——推行郡縣制。

秦始皇認為，是秦法和郡縣制使秦從邊陲小國跻身強國，并最終一統天下。所以，他堅信郡縣制也是大一統帝國的最佳治理模式。

自此伊始，中華文明正式進入到官僚政治的時代，徹底告别了貴族統治的時代。

這一年，秦始皇頒布诏書，推行三公九卿制，奠定了中央集權的架構體系。

秦統一之前，有10幾個郡；秦統一之後，有36個郡。這種變化直接增加了帝國中央的工作事務，逼迫秦帝國必須對中央行政機構進行重新規劃。

秦始皇嬴政也需要建立一個得力的政府體系，來幫助自己治理按郡縣劃分的九州天下和遼闊帝國。

三公九卿制度，就此孕育而生。丞相，率百官；太尉掌軍事；禦史大夫兼任副丞相，掌監察。九卿各有所職：廷尉掌司法、治粟内史掌國家賦稅、奉常掌祭祀、典客掌外交、郎中令掌皇帝侍從警衛、少府掌皇室經濟、衛尉掌宮廷警衛、太仆掌宮廷車馬、宗正掌皇族事務。

秦帝國的政權組織架構

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以及郡縣制度，構成了中央集權的統治模式。所謂“百代皆行秦政治”，這個“秦政治”就是秦帝國創建的中央集權制，具體的内容就是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和郡縣制度。唐代的三省六部制度、元明清的行省制度，都是在秦政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而且這種發展，僅是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延續，并沒有多少質的飛越。

這一年，秦始皇頒布诏書，“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接受了嚴格訓練的帝國官吏從首都鹹陽趕赴六國各地。他們既肩負着治理百姓的重任，也肩負着傳播秦法的使命。

但是，早已實現文書行政的秦帝國發現，六國文字不一的情況，極大地阻礙了國家行政的運作。

因此，秦始皇接受了丞相李斯的建議：書同文字。同時，統一度量衡和統一車軌的制度也随即推行。

秦權

這些統一的制度，不僅為中央集權的統治提供了有效保障，同時也為大一統的政治形态、生活方式以及共同意識提供了有力支撐。

2000多年的中華大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王朝興替，輪回了一次又一次的分合大勢，但始終文明綿延、分合有序。原因就是：統一是政治、也是思想，還是生活方式。而度量衡、書同文、車同軌，支撐了這種生活方式。

這一年，秦始皇建立博士制度，延請齊魯儒士、諸子名士進入鹹陽，授予博士官職、參與帝國廷議。

這一年，在楚國舊地南郡遷陵縣，越人攻擊秦軍的駐防營寨。這一年年底，南郡蒼梧縣，發生了大規模的盜賊作亂。前去平叛的當地軍隊，也随即叛變作亂。秦帝國不得不調動關中秦軍前去平叛，曆經三次戰鬥才得以平息叛亂。

對于叛亂的官吏士兵，秦始皇并未殘酷懲罰，僅是施以刺字的處罰。大一統之後的叛亂，是百姓對新政權的恐懼。郡縣新政後的作亂，是百姓還無法适應龐大帝國的種種革新。始皇帝對帝國臣民給予了足夠的理解，他們需要時間。但他也意識到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人心的統一可能比武力的統一更加艱難。

裡耶秦簡

于是，秦始皇延請百家名士進入鹹陽，授予博士官職，參與帝國廷議，共同謀劃帝國的未來。

“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

由此可見，六國博士已經參與議立帝号和典章制度的工作。

“始皇采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

而這裡的“其說”就是流行于齊魯之地的鄒衍“五行終始說”。所以，信奉法家思想、堅守法家制度的秦始皇，已經接納了東方六國文化，并博采其長使其參與到帝國政治故事建構。

始皇帝看到了秦國本土文化與六國文化的差異。對于這種差異，他的态度是兼收并蓄的，希望六國文化與秦的本土文化實現融合發展，在大一統的帝國生長出新的思想文化以聚攏民心。

但這個工作止于焚書坑儒，最終是由秦以後的漢王朝完成的。可見，人心的統一、文化的融合，是何等的艱巨。但無論如何，秦始皇曾經為此努力過。

商鞅之時，法家思想在東方六國已經從理想的萌芽階段進入到理論的成熟階段。雖然魏、韓、楚都開始了政治實踐的探索，但是他們各自國家的舊制度已經完備、舊利益着實強大，所以探索也僅是探索，最多僅有小成。

而關東秦國則不然，分封禮樂之制尚在初建，守舊勢力尚未根深。所以，法家思想正是在關東秦國由理論走向了現實。徹底革新的政治制度、徹底革新的社會管理模式，以及所産生的革新進取的思想風氣，讓弱秦變強秦，讓強秦統一了六國。

統一天下的秦國朝堂，仍舊保持了法家思想銳意進取的基因。面對龐大帝國，他們創制了超越前人、開啟後世百代的新制度、新政治和新模式。

秦始皇就是這樣一個風口浪尖上的弄潮兒。前無古人可以依循，後無來者可以輔弼。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怆然而涕下。”

也許待到800年後，陳子昂道出了秦始皇的此時苦楚。

秦始皇

嬴政統一中國之時是38歲，49歲病死沙丘。這11年中，前221年是建綱之年，是嬴政規劃龐大帝國到底何去何從的一年，是頂層設計的一年，是建章立制的一年。

其餘的10年，就是在巡遊天下。始皇帝不是乾隆，享受不了揚州美景；也不是萬曆皇帝，20多年宅在深宮。

他承受着種種的非議和冷漠，固執地實踐着前221年為這個龐大帝國所繪制的超前藍圖，至死方休。

他堅信秦法秦制是這個龐大帝國的最好出路。但是，百家博士們不認同，黎民百姓們也不理解，六國貴族們更不答應。

滿朝臣僚，唯有李斯堅信秦始皇就是秦孝公，而自己要做商鞅君。

秦孝公和商鞅締造了一個強大秦國，而秦始皇和李斯準備開創一個時代。

今之視昔，秦始皇和李斯做到了。“百代皆行秦政治”，就是最好的明證。但大秦帝國卻沒能堅持到那一天。

公元前221年，是始皇帝元年。那一年發生很多事。每一件都是大事，在當時是大事，在曆史也是大事。我們是應該記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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