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722-789年),字長源,唐朝中晚期傑出的軍事戰略家與政治家,曆仕肅宗、代宗、德宗三朝,曾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唐朝曆史發展的進程。
而這個被世人稱為“白衣宰相”的人物,一生卻崇尚道教、信仰道教,同時也成了道教的代表人物之一。
十七歲時,他曾在一首詩中寫道:
“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
其中“絕粒升天衢”中的“絕粒”,從字面意思可以理解為道家的“辟谷”,是指道士為修仙采取的一種方式。而“天衢”一詞,則出自《楚辭》,意為天上的道路。
因此,“絕粒升天衢”的意思為,通過絕粒修行的方式,達到成仙的境界。
“鳴珂遊帝都”中的“鳴”字,指鳥的叫聲。“珂”,指“玉”也,在古代多作為馬籠頭的裝飾。“鳴珂”二字,在古代指身居高位的人。
因此,從這兩句詩中,我們不難看出,李泌所追求的人生目标有兩種。
一種是希望能夠通過修行的方式得道成仙。
一種是希望得到朝廷重用,從而身居高位。
那麼,如此有趣的人生目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事實上,縱觀李泌的一生,他之所以崇尚道教,是因為他想通過這種方式,實現“鳴珂遊帝都”的目标。同時,這也是他入仕的重要途徑。
所以,李泌崇尚道教,是有據可循的。
唐朝建立之初,佛教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勢力,人們崇佛輕道的氛圍十分濃厚。
為了更好地鞏固新生政權,高祖李淵便極力推崇道教,以達到利用道教神化皇權的目标,使之更好地為王權政治服務。
李淵認為,道教的創始人是老子,而老子又姓李,名李耳,所以老子也是他的祖先。因此,為了提高道教的政治地位,便封李耳為玄元皇帝。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李淵親自祭拜老子祠堂,并追認老子為其祖先。
武德八年,李淵在诏書中說道:“老教、孔教,此士先宗;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令老先,次孔,末後釋。”
在這份诏書中,李淵明确說明老教,也就是道教、孔教是最先産生的,然後才是佛教。其中,第一是道教,第二是孔教,最後才是佛教。同時又在诏書中明确了“老君是朕先君。尊主重親,有生之本”的政治口号。
唐太宗時期相比于李淵時期,佛教有了一定的發展,太宗也充分肯定了佛教在社會中的影響力,但他仍然是以發展道教為主,尊崇其父李淵所制定的“尊主重親”的主張。
唐高宗時期,民間頻繁出現老君“顯聖”的神話,高宗本人更是親臨老君故裡,研習《道德經》等一系列道家經典,并舉行一系列尊老崇經的活動,極大地推動了這一時期道教勢力的發展。
武周上元元年(公元674年),為了證明其政權的合法性,武則天下诏:
“以為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準《孝經》、《論語》策試。”
由于唐代實行分科取士制度,所以武則天将《道德經》奉為經典,并使其成為科舉考試的内容之一。
唐玄宗時期,在武則天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道教,使道教經典成為了科舉考試的重要部分。
當時選拔的諸多人才,如元載、姚子彥等人,都是通過研習道教經典入仕的。
不僅如此,玄宗還大力舉辦發展道教活動,大規模修建道教宮觀、度人入道,提倡學習道家經典,大力扶植道教的政策。
他本人不僅尊崇老子,還提高了其他道教領袖人物的地位。
為了李唐王室統治的穩固,他不斷神化老子等相關道教人物,确立了道教至高無上的地位。
終唐一朝,這種現象未曾改變,道教的政治地位始終遙遙領先于其他各教。
由于唐朝以道教為國教,在社會發展中大力推崇道教,并将其與科舉取士結合。由此不難看出,李泌之所以崇尚道教,是有一定的政治原因存在的。
二、統治者重用隐士所謂“隐士”,是指避世山林,無為而适的一群人。先秦時期,隐逸之風初見端倪。東漢時期,道教出現,一些崇道之人以老子的“清靜無為”為宗旨,避世尋求修仙之道。
後來随着時間的推移,隐逸之風逐漸與道教發展相融合,出現了許多著名的隐士,如王遠知、王希夷等人。
唐朝時期,隐逸之風發展到極盛,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與唐朝統治者大力推崇道教有關。
隐逸之風發展了,所以隐士自然也會增多。
因此,統治者為了政權的鞏固、國家的發展,便在治理國家的人才中選取隐士。
唐太宗時期,太宗李世民曾多次下诏求訪有才能的人,他“采重材于山嶽”,專門下诏舉薦隐士。
著名道士王遠知,在李世民稱帝的過程中曾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當他在山林歸隐之時,李世民專門為其在茅山建立太受觀,并度道士二十七人;秦世英歸山時,為其建立西華觀。
唐高宗、武則天時期,他們也屢屢“訪道山林”,尋求隐士。而得到征召的隐士,往往會受到崇高的禮遇,并且身居高位。
這種對隐士的禮遇,不僅為他們入仕提供了一條道路,同時也提高了他們的地位。
為此,很多人隐居名山,借此獲得很大名聲,以實現做官的目的。
而這種通過歸隐來獲得官職的方式,後人稱之為“終南捷徑”。
當時,有一個名叫盧藏用的唐朝進士,剛開始的時候沒有任何官職。
為了擴大其影響,便到朝廷附近的終南山隐居,等到名聲擴大了,朝廷注意到他之後,便讓他出山做官。
與此同時,有一個叫司馬承祯的人想隐居到天台山,盧藏用手指着他隐居過的終南山說道:
“此中大有嘉處”,意思是這個地方非常好,建議他隐居終南山。
但司馬承祯卻出言諷刺道:“以仆視之,終南之捷徑耳。”
意思就是,在我看來,你之所以做了官,就是依靠這種方式獲得的。
從司馬承祯之言來看,他對此種行為是非常不屑的。
但是,按照唐朝的政治傳統,由于國家的提倡,通過這種方式做官的人非常多,并得到了朝廷的賞識和重用。
唐玄宗時期,崇道活動達到極盛,隐逸之風大為盛行。
而著名的“白衣宰相”李泌,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下應運而生的。
有唐一代,有通過童子科來選拔神通的制度,選拔的方式為舉薦制。
開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玄宗下诏,有“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
意思是對這三家有研究的,可以在宮中對答互問難。
這時,有人推薦了李泌的外甥員俶,名為外甥,但實際上李泌比員俶還小兩歲。
對答儀式上,年僅九歲的員俶登上講席,能言善辯不說,談吐之間還極為犀利,一番較量下來,在座的人都被他所折服。
對此,玄宗感到很驚訝,就問員俶還有沒有類似他這樣的神童,員俶跪下回答道:“我舅舅的兒子李泌就是這樣的人”。玄宗聽完,立即下诏讓七歲的李泌入宮。
李泌入宮後,玄宗命令燕國公張說試其才學。張說便命李泌以棋為核心,詠《方園動靜》。
開始前,張說先做了示範:“方若棋局,園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
李泌聽完,思考片刻後,說出了:“方若行義,園若用智。動若聘材,靜若得意。”
這四句話,每句話都在說棋,但沒有一個棋字,包含了李泌對圍棋的理解與感悟。
他既說出了圍棋的内涵與智慧,同時又表達了事物中動與靜的矛盾關系。
如此富有哲理的回答,讓在場的所有人都為之驚訝,張說更是稱他為奇童。
李泌如此表現,讓玄宗龍顔大悅,讓他常常與“忠王(後來的唐肅宗)”來往交流。
自此以後,李泌一戰成名。
朝中重臣,如張九齡、嚴挺之等人,都非常器重他,張九齡更是稱他為“小友”,賀知章也稱他“目如秋水”。
李泌憑借自身的聰慧以及頗深的道教造詣,赢得了皇帝以及許多王公大臣的贊賞,這為他以後入仕提供了極大的基礎。
在與張九齡接觸的過程中,李泌的處事方式以及歸隐崇道的目标,受到了張九齡的很大影響。
張九齡作為唐玄宗時期的著名賢相,他的所有詩文中,都有一種老莊的隐逸思想,這些包含隐逸思想的詩作,占他全部詩文的三分之一。
這些詩中,不僅體現了張九齡對歸隐的向往,同時也表達了他獨特的處事方式,形成了一種從容進退的精神風貌。
這種精神風貌,使得張九齡在被罷相後,在荊州與李泌相處的幾年裡,他的歸隐思想以及處事方式,對十五歲李泌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因為十五歲的年齡階段,正是一個人探索未知事物的重要階段,張九齡的思想必定對其有着深刻的影響。
而從李泌後來的處事方式來看,一定程度上也有着張九齡的影子。
李泌所處的時代,正是唐王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期。當時朝廷政局動蕩,藩鎮割據突顯。
時值天下大亂之際,李泌以道士的身份出現在朝廷中。
不會對任何一方的利益産生威脅,就算有了風吹草動,亦可全身而退。
他曾向德宗說道:“臣素聞道,不與人為仇”。
這種獨特的處事之道,讓李泌不僅在官場中遊刃有餘。
同時也能在關鍵時刻,依靠自己的智慧得以善終。
結語由于唐朝統治者崇尚道教具有很強的政治目的,這也直接影響了士人的的處事方式,他們為了迎合統治者所做出的崇道行為,大多都是為了通過“終南捷徑”而實現入仕做官的目的。這種目的,對于李泌來說,也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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