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722-789年），字長源，唐朝中晚期傑出的軍事戰略家與政治家，曆仕肅宗、代宗、德宗三朝，曾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唐朝曆史發展的進程。

而這個被世人稱為“白衣宰相”的人物，一生卻崇尚道教、信仰道教，同時也成了道教的代表人物之一。

十七歲時，他曾在一首詩中寫道：

“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

其中“絕粒升天衢”中的“絕粒”，從字面意思可以理解為道家的“辟谷”，是指道士為修仙采取的一種方式。而“天衢”一詞，則出自《楚辭》，意為天上的道路。

因此，“絕粒升天衢”的意思為，通過絕粒修行的方式，達到成仙的境界。

“鳴珂遊帝都”中的“鳴”字，指鳥的叫聲。“珂”，指“玉”也，在古代多作為馬籠頭的裝飾。“鳴珂”二字，在古代指身居高位的人。

因此，從這兩句詩中，我們不難看出，李泌所追求的人生目标有兩種。

一種是希望能夠通過修行的方式得道成仙。

一種是希望得到朝廷重用，從而身居高位。

那麼，如此有趣的人生目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事實上，縱觀李泌的一生，他之所以崇尚道教，是因為他想通過這種方式，實現“鳴珂遊帝都”的目标。同時，這也是他入仕的重要途徑。

所以，李泌崇尚道教，是有據可循的。

唐朝建立之初，佛教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勢力，人們崇佛輕道的氛圍十分濃厚。

為了更好地鞏固新生政權，高祖李淵便極力推崇道教，以達到利用道教神化皇權的目标，使之更好地為王權政治服務。

李淵認為，道教的創始人是老子，而老子又姓李，名李耳，所以老子也是他的祖先。因此，為了提高道教的政治地位，便封李耳為玄元皇帝。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李淵親自祭拜老子祠堂，并追認老子為其祖先。

武德八年，李淵在诏書中說道：“老教、孔教，此士先宗；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令老先，次孔，末後釋。”

在這份诏書中，李淵明确說明老教，也就是道教、孔教是最先産生的，然後才是佛教。其中，第一是道教，第二是孔教，最後才是佛教。同時又在诏書中明确了“老君是朕先君。尊主重親，有生之本”的政治口号。

唐太宗時期相比于李淵時期，佛教有了一定的發展，太宗也充分肯定了佛教在社會中的影響力，但他仍然是以發展道教為主，尊崇其父李淵所制定的“尊主重親”的主張。

唐高宗時期，民間頻繁出現老君“顯聖”的神話，高宗本人更是親臨老君故裡，研習《道德經》等一系列道家經典，并舉行一系列尊老崇經的活動，極大地推動了這一時期道教勢力的發展。

武周上元元年（公元674年），為了證明其政權的合法性，武則天下诏：

“以為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準《孝經》、《論語》策試。”

由于唐代實行分科取士制度，所以武則天将《道德經》奉為經典，并使其成為科舉考試的内容之一。

唐玄宗時期，在武則天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道教，使道教經典成為了科舉考試的重要部分。

當時選拔的諸多人才，如元載、姚子彥等人，都是通過研習道教經典入仕的。

不僅如此，玄宗還大力舉辦發展道教活動，大規模修建道教宮觀、度人入道，提倡學習道家經典，大力扶植道教的政策。

他本人不僅尊崇老子，還提高了其他道教領袖人物的地位。

為了李唐王室統治的穩固，他不斷神化老子等相關道教人物，确立了道教至高無上的地位。

終唐一朝，這種現象未曾改變，道教的政治地位始終遙遙領先于其他各教。

由于唐朝以道教為國教，在社會發展中大力推崇道教，并将其與科舉取士結合。由此不難看出，李泌之所以崇尚道教，是有一定的政治原因存在的。

所謂“隐士”，是指避世山林，無為而适的一群人。先秦時期，隐逸之風初見端倪。東漢時期，道教出現，一些崇道之人以老子的“清靜無為”為宗旨，避世尋求修仙之道。

後來随着時間的推移，隐逸之風逐漸與道教發展相融合，出現了許多著名的隐士，如王遠知、王希夷等人。

唐朝時期，隐逸之風發展到極盛，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與唐朝統治者大力推崇道教有關。

隐逸之風發展了，所以隐士自然也會增多。

因此，統治者為了政權的鞏固、國家的發展，便在治理國家的人才中選取隐士。

唐太宗時期，太宗李世民曾多次下诏求訪有才能的人，他“采重材于山嶽”，專門下诏舉薦隐士。

著名道士王遠知，在李世民稱帝的過程中曾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當他在山林歸隐之時，李世民專門為其在茅山建立太受觀，并度道士二十七人；秦世英歸山時，為其建立西華觀。

唐高宗、武則天時期，他們也屢屢“訪道山林”，尋求隐士。而得到征召的隐士，往往會受到崇高的禮遇，并且身居高位。

這種對隐士的禮遇，不僅為他們入仕提供了一條道路，同時也提高了他們的地位。

為此，很多人隐居名山，借此獲得很大名聲，以實現做官的目的。

而這種通過歸隐來獲得官職的方式，後人稱之為“終南捷徑”。

當時，有一個名叫盧藏用的唐朝進士，剛開始的時候沒有任何官職。

為了擴大其影響，便到朝廷附近的終南山隐居，等到名聲擴大了，朝廷注意到他之後，便讓他出山做官。

與此同時，有一個叫司馬承祯的人想隐居到天台山，盧藏用手指着他隐居過的終南山說道：

“此中大有嘉處”，意思是這個地方非常好，建議他隐居終南山。

但司馬承祯卻出言諷刺道：“以仆視之，終南之捷徑耳。”

意思就是，在我看來，你之所以做了官，就是依靠這種方式獲得的。

從司馬承祯之言來看，他對此種行為是非常不屑的。

但是，按照唐朝的政治傳統，由于國家的提倡，通過這種方式做官的人非常多，并得到了朝廷的賞識和重用。

唐玄宗時期，崇道活動達到極盛，隐逸之風大為盛行。

而著名的“白衣宰相”李泌，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下應運而生的。

有唐一代，有通過童子科來選拔神通的制度，選拔的方式為舉薦制。

開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玄宗下诏，有“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

意思是對這三家有研究的，可以在宮中對答互問難。

這時，有人推薦了李泌的外甥員俶，名為外甥，但實際上李泌比員俶還小兩歲。

對答儀式上，年僅九歲的員俶登上講席，能言善辯不說，談吐之間還極為犀利，一番較量下來，在座的人都被他所折服。

對此，玄宗感到很驚訝，就問員俶還有沒有類似他這樣的神童，員俶跪下回答道：“我舅舅的兒子李泌就是這樣的人”。玄宗聽完，立即下诏讓七歲的李泌入宮。

李泌入宮後，玄宗命令燕國公張說試其才學。張說便命李泌以棋為核心，詠《方園動靜》。

開始前，張說先做了示範：“方若棋局，園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

李泌聽完，思考片刻後，說出了：“方若行義，園若用智。動若聘材，靜若得意。”

這四句話，每句話都在說棋，但沒有一個棋字，包含了李泌對圍棋的理解與感悟。

他既說出了圍棋的内涵與智慧，同時又表達了事物中動與靜的矛盾關系。

如此富有哲理的回答，讓在場的所有人都為之驚訝，張說更是稱他為奇童。

李泌如此表現，讓玄宗龍顔大悅，讓他常常與“忠王（後來的唐肅宗）”來往交流。

自此以後，李泌一戰成名。

朝中重臣，如張九齡、嚴挺之等人，都非常器重他，張九齡更是稱他為“小友”，賀知章也稱他“目如秋水”。

李泌憑借自身的聰慧以及頗深的道教造詣，赢得了皇帝以及許多王公大臣的贊賞，這為他以後入仕提供了極大的基礎。

在與張九齡接觸的過程中，李泌的處事方式以及歸隐崇道的目标，受到了張九齡的很大影響。

張九齡作為唐玄宗時期的著名賢相，他的所有詩文中，都有一種老莊的隐逸思想，這些包含隐逸思想的詩作，占他全部詩文的三分之一。

這些詩中，不僅體現了張九齡對歸隐的向往，同時也表達了他獨特的處事方式，形成了一種從容進退的精神風貌。

這種精神風貌，使得張九齡在被罷相後，在荊州與李泌相處的幾年裡，他的歸隐思想以及處事方式，對十五歲李泌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因為十五歲的年齡階段，正是一個人探索未知事物的重要階段，張九齡的思想必定對其有着深刻的影響。

而從李泌後來的處事方式來看，一定程度上也有着張九齡的影子。

李泌所處的時代，正是唐王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期。當時朝廷政局動蕩，藩鎮割據突顯。

時值天下大亂之際，李泌以道士的身份出現在朝廷中。

不會對任何一方的利益産生威脅，就算有了風吹草動，亦可全身而退。

他曾向德宗說道：“臣素聞道，不與人為仇”。

這種獨特的處事之道，讓李泌不僅在官場中遊刃有餘。

同時也能在關鍵時刻，依靠自己的智慧得以善終。

由于唐朝統治者崇尚道教具有很強的政治目的，這也直接影響了士人的的處事方式，他們為了迎合統治者所做出的崇道行為，大多都是為了通過“終南捷徑”而實現入仕做官的目的。這種目的，對于李泌來說，也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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