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學探讨的核心是什麼?一 我們把“五四”以來形成、目前仍十分流行的《詩經》研究範式稱為現代詩經學或現代詩學它的特點是把《詩經》隻做詩講，對于其中篇章和其他的愛情、婚姻、家庭、勞作、軍事題材的詩有什麼區别，在曆史上起了什麼作用，普遍說明不夠不透甚或阙如《詩經》既然叫“經”，則我們對它有更多的文化期待，亦屬順理成章，可現代詩學并不能滿足我們這個願望事實上，《詩》在曆史上是以“經”的形式而非以“詩”的形式發揮作用的，《詩》首先是“經”其次才是詩今天應當給它一個“經”的定位，這其實也是恢複它原有的地位 二 作為“經”和作為詩區别甚大“經”是維系中華文明的精神世界及其發展脈絡的基本文獻《詩經》作為經在曆史上起的作用是教化、培養人的溫柔敦厚的中正性情，這叫“詩教”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可謂是對《詩》作為經的作用的最早最精練的說明《禮記》記載：“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詩經》通過比喻、聯想等文學手段感發人的心志情意，使人從美的情感體驗上升到善的理性認知，在性情、人格與精神境界方面得到塑造把《詩》作為經就是把它作為塑造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傳統、文明傳統的典籍對待 《詩經》是中華文化重德傳統的一個重要源頭《論語》講“為政以德”《大學》三綱領第一條就是“明明德”，首個“明”是動詞，義為彰顯；次“明”是形容詞，義為光明在儒家文化中，道德具有照耀和溫暖天下的作用那麼，“明德”“明明德”的概念來自何處？《大雅·皇矣》有“帝遷明德”“予懷明德”，當是“明德”的來源（“明德惟馨”出于古文《尚書》，此處不用）此篇又有“其德克明”一句，《尚書·堯典》也有“克明俊德”一句，這兩個“明”都是動詞“明明德”當為“克明”與“明德”的結合從曆史線索來看，從上古先秦到漢唐宋明，“明明德”的思想一以貫之從《詩經》《尚書》到《論語》《大學》，再到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元代科舉以《集注》為準，“明明德”的思想得到廣泛傳播指出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明明德”就屬于根與魂的範疇，是中華文化、中華文明的命脈所系《詩經》是中華民族重德傳統的源頭不僅如此，詩教還一直擴展至朝鮮半島、越南、日本，成為東亞共同的精神财富 “子曰詩雲”也具有重要的經學意義“子曰詩雲”不僅是一種表達方式，其實也是一種文體、一種思維方式、一種教化方式《大學》《中庸》《孟子》中常見這種行文方式通常是先說“子曰”，接着說“《詩》雲”；“子曰”是觀點，“詩雲”是用《詩》作為論據從诠釋學的觀點來看，引用、解釋和使用本質上是統一的孔曾思孟對《詩經》的運用表達了他們對《詩》的理解，他們的理解開拓了《詩》涵養性情、教化民風的意義邊界，由此構成的意義世界便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 從“經”的角度看，通常被視為修辭手法的賦、比、興，其實是反映人的存在方式的手法《行葦》開頭“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四句，若隻作修辭上的興看，便索然無味；若作“經”看，則韻味濃郁興類似電影中由遠漸近、漸近，然後出現人的鏡頭的表現方式通過自然場景引出人，透露出人存在于自然，與自然具有關聯的内涵《毛詩》即認為，此段表達了“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的道德鄭玄提出：“仁，愛人以及物”賈公彥解釋道：“雲‘仁，愛人以及物’者，仁者内善于心，外及于物，謂若《行葦》詩美成王雲‘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是愛人及于葦，葦即物也”孔穎達說：“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笃厚也言周家積世能為忠誠笃厚之行，其仁恩及于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于人，愛之必甚”古人把《詩》作為經，引申出“仁，愛人以及物”的哲學命題，把仁者“愛人”推進到了愛自然，這在中國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義是巨大的可是，這些豐富内涵在現代詩學中是看不到的 三 現代詩學問題出在何處？出在“文學”概念和世界觀上“文學”這個詞很有意思，中文中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論語》孔門弟子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子夏列在文學科子夏是以傳經著稱的，所以這裡的“文學”其實就是文獻、文化，再具體說是經學之義在歐洲文化中，文學（literature）也有文化的含義，如《共産黨宣言》中有“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的說法，其中“文學”的含義也是廣義的文化現代學科分化以後，“文學”概念得到重新整合，演化為文學專業意義的文學這種新“文學”概念隻剩下《論語》“文學”概念的一部分内涵，“五四”以來的詩學從現代“文學”概念出發，把《詩經》當作文學作品，并定義為“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自然反映不出《詩經》在曆史上的作用和它的解釋史比如上引《行葦》一段，就因為隻把它作為沒有實質意義的修辭，不得不割去其中凝結的文化底蘊和哲學思維，也就了無餘韻了 “五四”以反封建著稱，但由于時代局限，也存在對于封建倫理和傳統道德中的永恒内容缺乏辨别的弊端現代詩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剔除《詩經》解釋中的封建倫理，認為《詩經》自從成為儒家經典，被打上“思無邪”“溫柔敦厚”的标記後，成為“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金科玉律，這些都不是《詩經》的本來面目這種認識不可不謂犀利，但也難說就不偏激“思無邪”乃孔子所說，“溫柔敦厚”系《禮記》記載，“經夫婦”一段則出自毛詩序，上述說法意味着《詩經》從孔子開始就講錯了，曆史上《詩經》解釋全無價值照這麼下來，中華文化還有什麼可講的？況且，把《詩經》僅視作文學作品，甚至把其中的一些篇目視為愛情詩也不符合曆史古代帝王都是要學《詩經》的不給他們講“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的中正情感，而是講愛情，那不是把他往亡國的道路上引？直到北宋，程頤還強調“《關雎》《麟趾》之意”，強調的是夫婦家庭之道不懂這些就很難理解《詩》，當然也難以深入地理解理學《詩經》是塑造中華民族精神世界與文化傳統、文明傳統的第一部詩歌形式的經典，現代詩學之所以體現不出“經”的韻味，問題就出在它隻把《詩經》作文學看，抽空了其積澱的精神底蘊和負載的文化價值 這麼說，是否意味着現代《詩經》學全無價值，應該放棄呢？倒也不必客觀、公允地說，一代有一代的《詩經》學，每一代《詩經》學都有其價值與地位現代《詩經》學截斷衆流，給讀者提供了一個無任何文化價值觀負載的清爽的《詩經》面目，是它的特點和成就；但其認為這是唯一正确的《詩經》解釋，則不免僭越古人不可輕易否定同樣，我們也不輕易否定現代詩學 在《詩》産生及流傳過程中，有兩種真實，一是“源的真實”，一是“流的真實”前者指詩篇産生的背景、主題原本是什麼，後者指《詩經》在曆史上的實際影響是什麼研究《詩經》，不能以“源”的真實否定“流”的真實，反之亦然比如，現代《詩經》學認為《關雎》的主題反映的是青年貴族的愛情，倘果真如此，那就是源的真實但是，經學史上古人從未把它作為愛情詩從孔子開始即如此，新出土的《孔子詩論》強化了這一點《毛詩》認為是頌“後妃之德”，今文經學認為是“刺康王晏起”看來古人的認識也不盡同，一篇兼備美刺兩說可是，無論美、刺，皆非愛情這則是流的真實從流的真實看，作為經的《詩》在曆史上的作用是教化，是詩教以教化為導向的《詩經》诠釋史既是詩義不斷被“發現”的過程，實質上又是詩義不斷被“建構”的曆史；既是《詩》作為“經”發揮作用的曆史，實質上又是其上升為“經”的曆史《詩經》實在地參與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形态，所以，《詩經》诠釋史與其說是解釋詩的本來意義的曆史，倒不如說是塑造詩教傳統、建構中華文化文明的曆史 四 現代分科學術推進了研究的深入，但也造成了“道術為天下裂”的學科分隔研究哲學不從文學中找材料，往往遺漏了“仁，愛人以及物”一類的重要史料；研究文學不做哲學提升，淡化了詩的韻味；總之都沒有把傳統文化的優秀處展示出來看來，今後研究《詩經》，不樹立國學、中華文化學、中華文明學的學科概念，不采用辯證地統一古今詩學、打通文史哲界限的新經學方式，而欲覓得《詩》作為“經”的豐富而又深刻的底蘊，未必不是緣木求魚 （作者：喬清舉，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詩學探讨的核心是什麼?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詩學探讨的核心是什麼

一 我們把“五四”以來形成、目前仍十分流行的《詩經》研究範式稱為現代詩經學或現代詩學。它的特點是把《詩經》隻做詩講，對于其中篇章和其他的愛情、婚姻、家庭、勞作、軍事題材的詩有什麼區别，在曆史上起了什麼作用，普遍說明不夠不透甚或阙如。《詩經》既然叫“經”，則我們對它有更多的文化期待，亦屬順理成章，可現代詩學并不能滿足我們這個願望。事實上，《詩》在曆史上是以“經”的形式而非以“詩”的形式發揮作用的，《詩》首先是“經”其次才是詩。今天應當給它一個“經”的定位，這其實也是恢複它原有的地位。 二 作為“經”和作為詩區别甚大。“經”是維系中華文明的精神世界及其發展脈絡的基本文獻。《詩經》作為經在曆史上起的作用是教化、培養人的溫柔敦厚的中正性情，這叫“詩教”。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可謂是對《詩》作為經的作用的最早最精練的說明。《禮記》記載：“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詩經》通過比喻、聯想等文學手段感發人的心志情意，使人從美的情感體驗上升到善的理性認知，在性情、人格與精神境界方面得到塑造。把《詩》作為經就是把它作為塑造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傳統、文明傳統的典籍對待。 《詩經》是中華文化重德傳統的一個重要源頭。《論語》講“為政以德”。《大學》三綱領第一條就是“明明德”，首個“明”是動詞，義為彰顯；次“明”是形容詞，義為光明。在儒家文化中，道德具有照耀和溫暖天下的作用。那麼，“明德”“明明德”的概念來自何處？《大雅·皇矣》有“帝遷明德”“予懷明德”，當是“明德”的來源（“明德惟馨”出于古文《尚書》，此處不用）。此篇又有“其德克明”一句，《尚書·堯典》也有“克明俊德”一句，這兩個“明”都是動詞。“明明德”當為“克明”與“明德”的結合。從曆史線索來看，從上古先秦到漢唐宋明，“明明德”的思想一以貫之。從《詩經》《尚書》到《論語》《大學》，再到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元代科舉以《集注》為準，“明明德”的思想得到廣泛傳播。指出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明明德”就屬于根與魂的範疇，是中華文化、中華文明的命脈所系。《詩經》是中華民族重德傳統的源頭。不僅如此，詩教還一直擴展至朝鮮半島、越南、日本，成為東亞共同的精神财富。 “子曰詩雲”也具有重要的經學意義。“子曰詩雲”不僅是一種表達方式，其實也是一種文體、一種思維方式、一種教化方式。《大學》《中庸》《孟子》中常見這種行文方式。通常是先說“子曰”，接着說“《詩》雲”；“子曰”是觀點，“詩雲”是用《詩》作為論據。從诠釋學的觀點來看，引用、解釋和使用本質上是統一的。孔曾思孟對《詩經》的運用表達了他們對《詩》的理解，他們的理解開拓了《詩》涵養性情、教化民風的意義邊界，由此構成的意義世界便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 從“經”的角度看，通常被視為修辭手法的賦、比、興，其實是反映人的存在方式的手法。《行葦》開頭“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四句，若隻作修辭上的興看，便索然無味；若作“經”看，則韻味濃郁。興類似電影中由遠漸近、漸近，然後出現人的鏡頭的表現方式。通過自然場景引出人，透露出人存在于自然，與自然具有關聯的内涵。《毛詩》即認為，此段表達了“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的道德。鄭玄提出：“仁，愛人以及物。”賈公彥解釋道：“雲‘仁，愛人以及物’者，仁者内善于心，外及于物，謂若《行葦》詩美成王雲‘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是愛人及于葦，葦即物也。”孔穎達說：“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笃厚也。言周家積世能為忠誠笃厚之行，其仁恩及于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于人，愛之必甚。”古人把《詩》作為經，引申出“仁，愛人以及物”的哲學命題，把仁者“愛人”推進到了愛自然，這在中國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義是巨大的。可是，這些豐富内涵在現代詩學中是看不到的。 三 現代詩學問題出在何處？出在“文學”概念和世界觀上。“文學”這個詞很有意思，中文中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論語》。孔門弟子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子夏列在文學科。子夏是以傳經著稱的，所以這裡的“文學”其實就是文獻、文化，再具體說是經學之義。在歐洲文化中，文學（literature）也有文化的含義，如《共産黨宣言》中有“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的說法，其中“文學”的含義也是廣義的文化。現代學科分化以後，“文學”概念得到重新整合，演化為文學專業意義的文學。這種新“文學”概念隻剩下《論語》“文學”概念的一部分内涵，“五四”以來的詩學從現代“文學”概念出發，把《詩經》當作文學作品，并定義為“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自然反映不出《詩經》在曆史上的作用和它的解釋史。比如上引《行葦》一段，就因為隻把它作為沒有實質意義的修辭，不得不割去其中凝結的文化底蘊和哲學思維，也就了無餘韻了。 “五四”以反封建著稱，但由于時代局限，也存在對于封建倫理和傳統道德中的永恒内容缺乏辨别的弊端。現代詩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剔除《詩經》解釋中的封建倫理，認為《詩經》自從成為儒家經典，被打上“思無邪”“溫柔敦厚”的标記後，成為“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金科玉律，這些都不是《詩經》的本來面目。這種認識不可不謂犀利，但也難說就不偏激。“思無邪”乃孔子所說，“溫柔敦厚”系《禮記》記載，“經夫婦”一段則出自毛詩序，上述說法意味着《詩經》從孔子開始就講錯了，曆史上《詩經》解釋全無價值。照這麼下來，中華文化還有什麼可講的？況且，把《詩經》僅視作文學作品，甚至把其中的一些篇目視為愛情詩也不符合曆史。古代帝王都是要學《詩經》的。不給他們講“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的中正情感，而是講愛情，那不是把他往亡國的道路上引？直到北宋，程頤還強調“《關雎》《麟趾》之意”，強調的是夫婦家庭之道。不懂這些就很難理解《詩》，當然也難以深入地理解理學。《詩經》是塑造中華民族精神世界與文化傳統、文明傳統的第一部詩歌形式的經典，現代詩學之所以體現不出“經”的韻味，問題就出在它隻把《詩經》作文學看，抽空了其積澱的精神底蘊和負載的文化價值。 這麼說，是否意味着現代《詩經》學全無價值，應該放棄呢？倒也不必。客觀、公允地說，一代有一代的《詩經》學，每一代《詩經》學都有其價值與地位。現代《詩經》學截斷衆流，給讀者提供了一個無任何文化價值觀負載的清爽的《詩經》面目，是它的特點和成就；但其認為這是唯一正确的《詩經》解釋，則不免僭越。古人不可輕易否定。同樣，我們也不輕易否定現代詩學。 在《詩》産生及流傳過程中，有兩種真實，一是“源的真實”，一是“流的真實”。前者指詩篇産生的背景、主題原本是什麼，後者指《詩經》在曆史上的實際影響是什麼。研究《詩經》，不能以“源”的真實否定“流”的真實，反之亦然。比如，現代《詩經》學認為《關雎》的主題反映的是青年貴族的愛情，倘果真如此，那就是源的真實。但是，經學史上古人從未把它作為愛情詩。從孔子開始即如此，新出土的《孔子詩論》強化了這一點。《毛詩》認為是頌“後妃之德”，今文經學認為是“刺康王晏起”。看來古人的認識也不盡同，一篇兼備美刺兩說。可是，無論美、刺，皆非愛情。這則是流的真實。從流的真實看，作為經的《詩》在曆史上的作用是教化，是詩教。以教化為導向的《詩經》诠釋史既是詩義不斷被“發現”的過程，實質上又是詩義不斷被“建構”的曆史；既是《詩》作為“經”發揮作用的曆史，實質上又是其上升為“經”的曆史。《詩經》實在地參與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形态，所以，《詩經》诠釋史與其說是解釋詩的本來意義的曆史，倒不如說是塑造詩教傳統、建構中華文化文明的曆史。 四 現代分科學術推進了研究的深入，但也造成了“道術為天下裂”的學科分隔。研究哲學不從文學中找材料，往往遺漏了“仁，愛人以及物”一類的重要史料；研究文學不做哲學提升，淡化了詩的韻味；總之都沒有把傳統文化的優秀處展示出來。看來，今後研究《詩經》，不樹立國學、中華文化學、中華文明學的學科概念，不采用辯證地統一古今詩學、打通文史哲界限的新經學方式，而欲覓得《詩》作為“經”的豐富而又深刻的底蘊，未必不是緣木求魚。 （作者：喬清舉，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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