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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版的k線怎麼去掉10日平均線

近年來，在“零容忍”打擊資本市場違法活動的工作方針下，證監會對于證券違法犯罪的懲處力度在加大。數據顯示，2021年全年，證監會共作出處罰決定371項，罰沒款金額45.53億元，處罰數量和罰沒金額均連續三年增加。

作為資本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在股票“爆雷”後，投資者的利益如何保護成為重要話題。2020年，前後曆時6年修訂的新《證券法》實施，增設了投資者保護專章，标志着中國資本市場在市場化、法治化道路上又邁出堅實的一步。

浙江方廣律師事務所的孔聰律師、葛宗萍律師深耕投資者維權領域已有多年，銀柿财經專訪二位律師後了解到，相比以往，如今的投資者維權意識有了極大提升，同時，在法院、監管層等多方助力下，維權的效率在大幅提高，外部環境有了不少積極變化。

1 效率提升，制度趨于完善

有着多年民商事、刑事、行政案件經驗，後又從事投資者維權案件代理的葛宗萍，給人的第一印象便是沉穩幹練，且忙碌，幾十分鐘的采訪中，數次有案件相關的電話打進來。

接到電話後，葛宗萍總能有條不紊地應對。她向銀柿财經表示，“近幾年，投資者維權案件數量的确在增長，一方面，證監會處罰得更多，另一方面，很多股民有了索賠的意識。”

銀柿财經了解到，投資者維權的案件量，一方面體現在被處罰的上市公司數量增加；另一方面，即便是單個維權案件，參與的投資者數量同樣增加，不少案件可達幾百上千人。“目前，法院對投資者維權的案子十分重視，原因就在于案件量大，另外，這類案件的管轄法院一般來說都是省會級城市的中級法院，層級上說并不是基層法院。”葛宗萍稱。

以葛宗萍目前正在跟進的延安必康案為例，僅其所在的律師團隊代理的案件就超過500件，該公司2022年半年報顯示，公司的證券虛假陳述案涉案金額達到2.49億元，西安市中院已委托鑒定機構對2120件證券投資者損失進行了測算。

據葛宗萍介紹，在案件量越來越大的背景下，包括法院和監管層在内，都在不斷摸索應對方案。

“目前多家法院出台了用示範案件和平行案件相結合進行審理的規定。示範案件是指，法院選出來的認為具有代表性的個别案件，先對這些案件進行審理，審判結果确定之後，其他案件參照處理即可，這樣可以減輕法院辦案的壓力，提高效率，同時也能為投資者所接受。”葛宗萍指出。

除了在審理方式上探索，上級法院也在嘗試擴大管轄法院的範圍，以分散案件量，提高審理效率。“根據2003年的司法解釋，這類案子的管轄法院是省會級城市的中級人民法院，但今年年初的新司法解釋在這裡有松動，省一級的法院可以指定其他法院審理。比如在浙江，原本隻有杭州中院和甯波中院能審理這類案子，現在新增了溫州中院等4家法院也可以審理，原因就在于杭州中院的案件量太大了。”葛宗萍解釋道。

2 實踐環節呈現積極變化

除了案件審理效率提升外，案件中涉及司法判斷的專業性也在提升。“一開始并不像延安必康這樣，會有專門的機構進行損失的核算。”據葛宗萍介紹，過去大部分時候，在獲賠比例的确定上，往往是由法院酌情确定統一的賠付比例，近兩年越來越多的法院選擇委托第三方機構對投資者損失進行核算。

“以往，在衡量投資者損失跟上市公司的虛假陳述之間的因果關系時，隻要投資者在虛假陳述被揭露後有損失，通常情況下會被認為是虛假陳述造成的，因為之前的司法解釋規定了較為嚴格的推定因果關系，對于系統性風險因素的證明要求比較高，但是現在新的司法解釋明确規定可以将更多的影響因素考慮進來了。”葛宗萍稱。

舉例而言，假如一個公司虛假陳述的實施時間較短，僅一兩個月，并且這期間沒有發生其他導緻股價波動的重要因素，那麼公司有可能要全額賠付投資者損失；假如一個公司虛假陳述時間長，那麼在這期間難免會發生各種影響市場的事件，比如國際環境變化、突發的意外事件，或者企業自身發生了經營惡化等，根據新的司法解釋，這些因素對股價的影響也需要考慮，相應地這就會影響投資者獲得的賠付比例。

在案件的賠付落地上，情況同樣在好轉。有一些案件在上市公司缺乏清償能力的情況下，由其他承擔連帶責任的主體向投資者支付了賠償。

具體而言，葛宗萍經手的金亞科技案投資者獲得的賠償都是由承擔連帶責任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支付；華澤钴鎳案的賠償則大多是由承擔連帶責任的國信證券公司支付。還有不少案件，因為考慮到上市公司可能存在執行風險，會追加被處罰的高管作為被告，這一做法也得到不少法院的支持，比如，剛泰控股、天夏智慧案件的審理法院蘭州中院和南甯中院支持投資者申請追加高管為被告。

“在上市公司沒有清償能力的情況下，是可以向實控人和高管等同樣要承擔責任的自然人追償，但工作量會增加，比起訴一個被告要繁瑣得多。如果法院支持的話可以申請向證監會調取高管的信息，我們申請追加被告。”葛宗萍解釋道。

盡管取得了種種進展，但不可否認的是，投資者保護領域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孔聰對銀柿财經表示，目前，國家在相關領域的監管力度增強，監管技術提高，司法實踐相比過去有所進步，但個别法院仍存在立案難、立案拖延的問題，個别法官存在忽視法律規定等情況，都會導緻司法實踐中出現不統一、不可測、無規則的個别現象。

“雖然有上訴、投訴和審判監督等程序救濟，但本身就已經拉長了維權周期，增加了投資者維權的時間乃至金錢成本，實際上也是浪費了上級法院等部門的資源。當然，随着我國法治進程的推進，以及法院系統整治的深化，相信這些個别現象會越來越少，投資者環境會越來越好。”孔聰表示。

9月，證監會主席易會滿與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簽署了《關于建立健全資本市場行政執法與檢察履職銜接協作機制的意見》，易會滿表示，證監會将以貫徹落實《協作意見》為契機，進一步強化與最高檢的工作協同，進一步加強資本市場法治和基礎制度建設，完善證券執法司法體制機制，持續“零容忍”打擊證券違法活動，共同維護好市場“三公”秩序，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

本文源自銀柿财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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