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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好故事海報

生活 更新时间:2024-07-29 20:18:12

檢察好故事海報(陽光灑在書桌上)1

總有些時候,讓人不得不相信,這個世界上,真有奪人眼球的事物存在。

在一間滿是書籍的閱覽室裡,一套擁有着白色封面的書籍安靜地擺放在那裡。它們是質樸的,遠沒有周邊其他書籍的鮮豔色彩;他們又是醒目的,成套書籍疊加擺放,整齊劃一,格外引人注目。遠遠看去,頗有一種“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沒能忘掉你容顔”的神奇魅力。

這便是《四大檢察文庫》。2019年的夏天,中國檢察出版社萌生了一個想法,要出版一套“研究四大檢察中的實踐與理論問題”的系列叢書。

這是一個立足實踐的必然選擇。在法治思想指引下,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發展迅速、成效顯著、影響深遠。然而,在這艱巨又複雜的進程中,有一系列重大命題等待實踐者和研究者去探索、破解、總結、回應。

這又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主動選擇。策劃、撰寫、編校這樣一套“有分量”的叢書,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事非經過不知難。在經過了近900個日夜的磨砺後,今年2月起,《四大檢察文庫》陸續出版,至今已有9本。記者走訪了《四大檢察文庫》的多位作者,嘗試從寫書人的視角,講一講書籍背後的故事。

回答實踐之問

每一個想法的誕生,都有着現實的環境。正如每一粒種子的發芽,都有着适合生長的土壤。《四大檢察文庫》正是在現實的呼喊中,破土而出。

現實是什麼?是檢察理論研究總體跟不上檢察實踐需求。

近年來,檢察機關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法治思想,不斷推進“四大檢察”“十大業務”全面協調充分發展,以檢察工作自身高質量發展服務保障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比如,适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深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檢察适用;組建知識産權檢察辦公室,開展知識産權刑事、民事、行政三位一體綜合司法保護試點;改版檢察指導性案例,既指導辦案又向社會普法,等等。

然而,與這些新實踐、新舉措相比,檢察理論研究工作仍存在不足,相應的理論總結、闡釋、研究并沒有跟上。

越是在實踐中需要解決的問題,越要在理論上作出回答。“說,‘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我們深刻認識到檢察理論研究的必要性與迫切性,因此,希望能夠出版一套檢察著作,深入研究‘四大檢察’中豐富的實踐和理論問題。”中國檢察出版社社長朱建華說,正是在這樣的動力驅使下,2019年7月,《四大檢察文庫》正式立項。

項目已立,面對檢察實踐中衆多的前沿、重大、複雜問題,如何找到理論研究的着力點和切入點?

“新發展階段、新的征程中,要緊密結合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和檢察中心、重點工作,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問題導向。”朱建華告訴記者,正是秉持着這一思想,衆多選題被陸續敲定。

比如,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這一制度在法律上有明确規定,在實踐中也取得很好效果,但制度适用中仍存在一些争議。因此,深化适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理論研究,有利于通過理論認同進一步形成實踐共識。

再比如,檢察官秉持客觀公正立場。這是新時代對檢察官職業的根本要求,然而實踐中,仍有人弄不懂“為什麼要秉持客觀公正?怎樣做到客觀公正?如何确保客觀公正?”因此,加強對檢察官客觀公正立場的理論研究,有利于進一步理清問題、深化認識。

就這樣,包括檢察制度發展、檢察改革發展、捕訴一體、民事訴訟精準監督、檢察官主導責任、檢察指導案例理論與實踐、新時代檢察理念等在内的一批選題應運而生。

在确定選題的同時,由誰來寫也是一大難題。如此宏大的命題,誰能寫、由誰來寫,必須慎之又慎。經過多番推敲與琢磨,多位理論功底紮實、對檢察工作有着深入了解的人員承擔起寫就《四大檢察文庫》系列叢書的重擔。他們中既有走在檢察改革和實踐前沿的大檢察官,也有長期耕耘在檢察辦案一線的檢察幹警,還有長期關注檢察工作的專家學者。

強化理論支撐

“檢察官客觀公正立場這個選題是我主動選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一個重大的理論課題,更是一個迫切的實踐命題。”浙江省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賈宇向記者聊起了《檢察官客觀公正立場研究》這本書的緣由。

賈宇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制度決定檢察官應該持有客觀公正立場。檢察官既是犯罪的追訴者,也是無辜的保護者,要以自身履職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當好公共利益的代表。“寫這本書,就是希望通過加強對檢察官客觀公正立場的基本範疇、基本要求、基本保障等基礎理論問題的研究,進一步提倡檢察官客觀公正立場,進而在每一個個案的辦理中貫徹這一理念,為人民群衆提供更多更好的法治産品、檢察産品。”賈宇進一步強調。

當賈宇主動選擇撰寫《檢察官客觀公正立場研究》和《法治思想引領新時代檢察理念知與行》兩本書時,重慶市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賀恒揚同樣擔負起了主編《檢察機關适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和《新時代檢察改革研究》兩本書的重任。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最初,《檢察機關适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這本書并不是為《四大檢察文庫》而寫的。

那是在2019年7月,大檢察官研讨班在四川成都開班。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在講到要大力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适用時,突然點名重慶。“張檢上來就說,重慶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适用得比較好,你們是不是要承擔個任務來寫個教材,作為全國的培訓教材?”賀恒揚清楚地記得當時的場景,會場上所有目光都投向了他。

“好!”賀恒揚堅定地回答,底氣十足。

無巧不成書。當這本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适用的書完成時,《四大檢察文庫》也正在醞釀寫一本關于此選題的書。看完書稿後,中國檢察出版社立馬聯系了賀恒揚,商量能否将這本書納入《四大檢察文庫》,賀恒揚欣然應允。

如果說《檢察機關适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是一道命題作文,那《新時代檢察改革研究》則是賀恒揚的主動選擇。

“黨中央高度重視政法領域改革!黨的十八大以來,重慶市檢察機關在政法改革中也有一些創新舉措,比如在全國檢察系統中率先完成三級院内設機構改革,還成立全國首個專門辦理跨區域生态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案件的檢察機構——重慶市兩江地區檢察院。我就想能否寫一本書,在回顧總結已有改革經驗成效的同時,對下一步改革提出一些探索性、建設性意見。”賀恒揚告訴記者,正是在這一想法的驅動下,才有了《新時代檢察改革研究》這本書。

或是巧合,但正是這場雙向奔赴,才有了今天我們看到的《四大檢察文庫》的模樣。

細微處見真章

“這本書這麼厚?”

“是的,有643頁。”

“不好寫吧?”

“太難寫了。”

他嘴角露出苦笑,右手不自覺地在《檢察官主導責任研究》這本書上摩挲着。他就是本書的作者,重慶市檢察院第一分院二級高級檢察官段明學。

坐在記者對面,他講起了那段難挨的寫書歲月。原來,他與《檢察官主導責任研究》一書的結緣,竟是由于《檢察機關适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

“在《檢察機關适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這本書中,有一章寫‘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檢察官的主導責任’。當時,我自告奮勇,主動表示可以寫這部分内容。”段明學告訴記者,正是由于這一次的“試水”,讓中國檢察出版社看到了他的名字,進而向他發出邀請,征集“檢察官主導責任研究”書稿。

寫一本專門研究“檢察官主導責任”的書,比想象中更困難。“檢察官主導責任貫穿于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内容不僅豐富而且‘高深莫測’,單是吃透這些内容就已經是很大的挑戰了。”段明學說,檢察官主導責任是一個全新的、博大精深的話題,涉及到刑事訴訟法與檢察制度發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但可供參考的資料卻十分有限。

為了保證書的質量,段明學打算“借力”“借智”。他邀請了多位有着深厚理論功底和豐富實踐經驗的檢察同仁一同撰寫。“這本書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段明學告訴記者。

寫好一本書,難的不止一點,單是建立邏輯嚴謹的框架目錄,就不知要費多少心思。

“僅僅寫作提綱,前後我們就修改了9個版本。”重慶市榮昌區檢察院檢察長曾慶雲告訴記者,《檢察機關适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一書的寫作提綱改稿仍保存在他的電腦中,9個版本依次排開,仿佛在訴說着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然而,最難的,并不是書籍框架的确立,而是内容的撰寫。正如曾慶雲所說,“寫作提綱還記得修改了幾個版本,全部書稿卻早已記不清改過多少回了”。

全書30多萬字,都是一個字一個字推敲出來的。這個過程有多難?“太煎熬,好像掉了一層皮。”另一位參寫此書的作者、重慶市檢察院第九檢察部主任宋能君半開玩笑地講。

最煎熬的日子就是改稿的那段時間。“改稿嘛,肯定是說問題,而不是說成績。半天時間下來,不是這裡不行,就是那裡不行,有的作者實在壓力太大,直接改哭了。”曾慶雲說,現在回頭看,仍然覺得很不容易。

雖然是一段痛苦的寫作經曆,但更是一段獲得與提升的經曆。據說,寫這本書時,參與的幾位作者心裡都沒底,賀恒揚就給大家加油打氣,而且手把手教如何寫書。

改得有多細緻?有一個小故事或許可以點出一二。據說,編稿時,賀恒揚發現文内有些觀點隻寫了兩點,但是行文中,加了“第一”“第二”的表述。他便告訴作者,一般觀點至少有三點時,才會用“第一”“第二”的表述,如果觀點隻有兩點,就換種表述方法。

還有在《法治思想引領新時代檢察理念知與行》一書的編寫中,賈宇告訴記者,這本書的書名背後,也有一則小故事。

其實,這本書是有前身的,那就是2021年出版的《新時代檢察理念研究》。恰巧,《四大檢察文庫》也要出版一本關于檢察理念研究的書,便向賈宇約稿,能否在此書基礎上進行完善補充,然後納入《四大檢察文庫》出版?

于是,賈宇重拾此書,在原有基礎上進行增補修訂,增加了“雙赢多赢共赢理念”“少捕慎訴慎押理念”“數字檢察理念”等章節。但該書在出版前,卻為書名犯了難。

“最好要和原來的有所區别,思前想後,想到了‘新時代檢察理念知與行’這個表述,感覺很适合。”賈宇說,這個書名雖然很好,但總感覺沒說透。

“檢察機關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新時代特點的檢察理念,無一不是在法治思想的引領下誕生的。這一根本遵循理應在書名中體現。”賈宇告訴記者,正是有了這更深層次的思考,才有了現如今的書名。

一線是落腳點

《四大檢察文庫》系列叢書逐一面世後,帶給讀者的是更多的驚喜。

“作為一名讀者,我從書中讀到了一種精氣神。對于檢察改革的相關内容,既有系統介紹又有重點論述,既有理論研究又有實證分析,既有經驗成效又有問題不足,讓人有所感、有所思,更有所獲。”重慶市檢察院辦公室副主任程天民告訴記者,在讀《新時代檢察改革研究》一書時,深刻感受到檢察人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立足當下,着眼長遠,内容豐富,思考深邃,這是每一部納入《四大檢察文庫》著作的共同特征。

宋能君在參與撰寫《檢察機關适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一書時,她對“認罪認罰案件的流程監控”相關問題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在經過多番論證與研讨後,《重慶市檢察機關認罪認罰案件流程監控工作指引》正式印發,進一步規範重慶檢察機關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的流程監控工作。

從實踐中來,回到實踐中去。《四大檢察文庫》系列叢書在回應檢察實踐問題之外,更對今後的發展方向進行了大膽的思考與展望。

“這一種預見性與前瞻性,是寫書人在實踐中摸爬滾打出來的,也是一本有價值的專業書籍所應當具備的。”國家檢察官學院浙江分院院長胡勇是《四大檢察文庫》系列叢書最早的一批讀者之一,在他看來,理論和實踐一定是互動的,是相互結合的,所有的檢察理論研究一定是源自檢察實踐,并要給實踐以引領。

“字裡行間,不難看出,該書努力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總結現有經驗與展望未來走向相結合,縱向研究制度緣起,橫向比較域外制度,靶向梳理實踐問題,聚力探尋解決方案,既有理論思辨,又有實例剖析……”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樊崇義在讀完《檢察機關适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一書後,洋洋灑灑寫了幾千字,大力推薦此書。

“《檢察官主導責任研究》是迄今為止最為系統深入研究檢察官主導責任的理論、制度、程序和實踐的一部力作。”西南大學法學院院長張步文教授說,這本書在關于檢察官主導責任形成機理的解說,以及檢察官主導責任的主要領域方面,都有着十分新意的探讨和分析,相信對于檢察實踐也會有很好的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

《四大檢察文庫》,這不僅是一套書籍,更是檢察人深刻把握檢察理論研究重點,助推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的能動履職。已經完成的9本書已經陸續走向法律人的書桌,但肯定不止于此,相信不久的以後,我們就能看到第十本、第十一本……

(檢察日報 孫風娟 範躍紅 滿甯 史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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