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十一次全國文代會、第十次全國作代會于14日至17日召開，五年一度的文學界盛事如期來臨。從九代會以來，廣大作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創作了衆多反映時代呼聲、紮根現實生活、弘揚中國精神、激發文化自信的優秀作品。近日，本報公号以一組“文學五年”為關鍵詞的系列文章為大家分享了作家、評論家在鄉村振興、生态文明、文學新人、跨界創新等話題方面的闡述，打開了五年來活躍在文學界的重要現象與議題。

十代會的召開是站在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的曆史節點、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重要時刻。文學界面對的是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是心懷“國之大者”，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新格局，更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貢獻文學的力量，衆多引領未來文學界發展的新議題、新思想将在此萌發生長。

為此，本報最新一期特刊邀請程小瑩、陳丹燕、孫惠芬、葛水平、韋伶、張慶國、張莉、李德南八位作家、評論家從不同角度講述文學與時代共振、講好中國故事、青年精神等話題，傳遞“文學，在這裡發聲”的遼闊聲域與前行力量。

青年寫作與

問題意識

文 / 張莉

期待青年作家們更為新銳的寫作，無論是從社會問題意識還是文學表現手法上，我們都需要新的、有強勁能量的寫作。

最近兩年，我開始關注青年寫作問題。這與我講授《當代文學史》的教學經曆有關。每個學年，講到《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時，我們課堂上都會有熱烈讨論，甚至課後我也會收到年輕人的來信，他們會談林震的意義，會談到林震所帶來的困惑和思考，談林震為什麼要這麼做和為什麼不那麼做……很顯然，林震是能夠長久引發青年讀者共情的人物形象。在當年，王蒙寫作《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時隻有22歲，這是典型意義上的青年寫作。這也讓人深刻意識到，真正的經典意義上的青年寫作，所關注的問題絕不隻屬于一個時代，它也會在未來激蕩每一代青年人。

正是基于對我們時代青年寫作的關注，2021年，我在《長江文藝》主持了“新現場”專欄，邀請青年一代批評家聚焦“90後”嶄露頭角的作家們。從5期到12期，專欄先後關注了陳春成、周恺、王侃瑜、王占黑、修新羽、渡瀾和杜梨等六位作家。之所以挑選這六位作家，原因在于這些作家有着不同的美學追求，讀者從他們的寫作中可以看到新一代作家寫作的豐富面向。

作為2020年橫空出世的全新面孔，陳春成帶來驚喜，它讓人看到一種優美的語言傳統正在青年一代作家筆下“複活”。讀周恺的《苔》，會想到李颉人的《死水微瀾》，那是我們理解這部作品的坐标。它讓我們認識到這位作家于語言深處和曆史深處寫作的野心，也認識到這樣的文字既是傳統的也是别開生面的，有屬于我們時代的文學質感。

《長江文藝》

“新現場”專欄

作為科幻作家，王侃瑜的寫作是基于女性視角的所見，但這樣的所見也并不是外在的、觀念化的寫作，相反，這樣的所見深植于文本内部，與情節和人物共生，也因此，讀她的作品會有共情，會和人物有共同的震驚和喟歎。王占黑的寫作特點在于回歸生活，回歸生活的邏輯、生活的倫理。日常與煙火是她寫作的底色，而就在那種“不奇”中，這位年輕作家寫出了另一種活色生香、另一種風生水起。

修新羽的《城北急救中》，書寫了我們時代在邊緣處努力生存的男女青年，尤其是那位女主人公，她清醒冷靜，落落大方，即便貧窮困窘，也不自憐自艾。讀《城北急救中》時我想到魯迅的話，“正因寫實，轉為新鮮”——正是因為對“切實”的嘗試，才使得修新羽的寫作“别開生面”。渡瀾讓人想到先鋒派寫作，她的筆下萬物有靈，人和事有如童話寓言般存在，尤其是她的語言，直截而簡潔，比喻奇詭。杜梨關于頤和園的非虛構作品引發關注，她細緻而貼近地描述頤和園裡遊人們的衆生像，書寫了那些北京人生活中跳脫、歡樂而又有趣的一面，同時又穿透了那些表象。

當然，最近幾年編選“年度小說二十家”、“年度散文二十家”及“中國女性文學作品年選”時，我也收錄了當代文壇出現的更多新鮮面孔，這些青年寫作帶來了欣喜，但是也不得不說，很難用年齡或代際指認青年一代的寫作，他們的風格和審美各有不同，越來越有氣象。

青年寫作其實曆來是媒體關注的焦點。今年上半年，在接受記者王青采訪時，我們談到了青年一代的寫作。她談到了圍繞青年寫作的兩個觀點：有一種觀點認為他們更注重私人性的“我”，而失去了對更為宏大的精神力量與信念的追尋；另一種觀點認為，今天青年一代的文學書寫太過強調現實的議題性，而喪失了所謂的“文學性”。她問我對此有何看法。

這些問題引發了我的思考。如何理解作家書寫“我”？關注“我”與世界的關系是文學題中應有之義。不是說不能寫“我”，或者不能寫個人化的生活。但很多作者隻是關注一個物質的“我”，那是沒有精神能量和深度的“我”。所以，我常常覺得，今天的創作者是把“我”給降維了。寫“我”也可以寫出尖銳、深刻、強大的主題，因為“我”是“我”和曆史、“我”和時間、“我”和命運之間重要的連接。如果對于“我”要成為何種意義上的“我”、何以成為“我”能有思考、有反思、有質詢，那麼，“我”也會盛載更大的精神潛能。

《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寫作中，林震是站在“我”的角度的思考，是關于“我”與世界、“我”與社會的思考，是關于“個我”與“公我”關系的思考，這種思考源自個人經驗，但更屬于時代經驗。2020年陳春成的《竹峰寺》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當然在于與衆不同的語言追求，也正是在這樣的語言追求裡，作家塑造了一個有意思的“我”，“我”身上有曆史的沉澱，也有與世界的若即若離。作家在寫我們時代的“我”，但這個“我”并沒有被降維。

我們讨論的關于青年寫作的第二個問題是關于現實議題，其實這也是新文學發展脈絡裡的重要問題。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是典型的有着現實議題的寫作。但是，那些作品中，大概也就是魯迅的作品留了下來，因為它是藝術性和社會問題的完美結合——真正的社會問題寫作并不能隻是關注一時的社會問題，而是關注長久以來我們要思考的精神深處的問題。為什麼今天的青年在課堂上依然熱烈讨論《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我想，正在于小說關注問題的普泛性與持久力。但同時也要強調的是文學品質，作品要有思考、有問題意識，同時也要寫得好。

文學在整個社科領域的影響力變弱了，電視劇或者電影所引發的社會影響力毋庸置疑。這跟所謂的從文字/紙質傳媒到影像傳媒的變化有關，但問題是，哪怕是影像時代，文學原本也該是很多影視劇改編的原動力，但今天我們卻越來越難看到純文學改編而成的影視劇作品。我認為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作家介入社會問題的能力不足。

上世紀80年代，嚴肅文學改編的影視作品風起雲湧。當年，鄒倚天塑造的“紅衣少女”安然，那個健康的、有生命能量的女性形象曾引領過一個時代，而後來我們很少看到這樣性格鮮明、多元的女性形象了。現在，相比嚴肅文學，反倒是網絡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能夠戳中大衆，很多網絡文學作品改編的電視劇能夠抓住大衆所關心的問題，何以如此？我想，是因為網絡作者比純文學作者更渴望抓住我們這個時代人共同關心的問題。期待青年作家們更為新銳的寫作，無論是從社會問題意識還是文學表現手法上，我們都需要新的、有強勁能量的寫作。

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配圖：出版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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