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題人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答題人 （北京中學高級教師、副校長）

（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

編者按

一支粉筆，兩袖微塵，三尺講台，四時耕耘……9月10日教師節來臨之際，《北京青年報·天天副刊》推出《問卷·第六季》，本季特邀請尹鴻、孟繁華、葛水平、段召旭和袁一丹五位《天天副刊》的老朋友作為問卷“出題人”，值得一提的是，這五位文化名人還擁有一個相同的職業：老師。

作為出題人，他們把自己從教多年的思索融入了題目中，而回答問題的嘉賓，也均有教學經驗，他們有的曾經做過老師，有的現在仍是老師。

教育興則國家興,教育強則國家強，希望本版的問卷能夠走入教師的精神世界， 從他們的真誠問答中，了解教師行業的苦與樂，思索育人的意義所在。

壹疫情以來，網絡授課代替了教室裡面對面的交流。在網絡平台上面對一個個頭像，看不到學生的真實反饋，上課似乎成了獨角戲。能否分享一下您網絡授課的心路曆程。

周慧：如今在高中課堂裡娴熟地進行網絡授課，成為老師們的新基本功了。

我和同事使用Zoom、騰訊會議較多，這兩個平台都是支持師生打開攝像頭且能開麥說話的，也有小組分組功能可以促進小組之間的對話，也會運用“投票功能”組織學生進行學習反饋，聊天區可以打字互動，所以整體來說課堂互動性還不錯。

學校也專門組織了UMU平台的培訓，鼓勵老師錄制微課上傳，做好個性化學習支撐，也可以在該平台布置作業，學生們也能在交互中看到老師點贊的同伴作業等。通過兩年多的探索，我感覺我們學校師生們在網絡課堂的交流是暢通的。

顔浩：說實話，我很快就适應了網絡授課，技術上沒有困難，心态上也沒有排斥。這可能是因為對于面對面授課是否就能實現有效交流，我其實心懷疑慮。我感覺到的壁壘并不是交流的形式問題，而是交流意願的淡漠。

在線下課堂，雖然師生能夠照面，但不少時候學生們都是低頭刷手機、擡頭拍課件的狀态，老師也不過是在唱獨角戲。這種交流意願的淡漠有很多原因，有形的教室的束縛是原因之一，進入教室空間産生的“教與被教”的身份認知是根深蒂固的。反而是網絡授課打破了空間局限，也釋放了某些在線下課堂被壓抑的可能性。

我感覺在互相看不見的網絡上，師生的交流反而更輕松和順暢了。我自己不用正襟危坐，可以盤腿歪在椅子上，或者在學生發言時偷吃一點零食。更重要的是，學生們的線上課堂報告普遍比線下時精彩，也許“獨自登場”也讓他們更自在放松吧。這幾年的網絡教學經驗讓我反思了過往的授課形式、内容和目的，以後恢複線下授課後，如何跨越交流的壁壘，可能是我需要努力的方向。

劉起林：開始一兩次我有點自言自語的感覺，後來就适應了。人文科學的授課就是與人交談，找到交談的心理感覺，就一切都自如了。其實大學上課、特别是上大課，也不是像小學教書一樣需要不斷地找現場感、不斷地“對眼”、不斷地“抓紀律”，而是要形成一種語感和思想交流感。這種思想交流感是以對講述内容的深刻理解和講授對象的整體把握為基礎，而不是以講授對象離得遠或近為條件的。

從前唱戲有句話叫“目中無人，心中有人”，所說的應該就是這種狀态。至于學生，線上課堂報告反而能去掉很多外在因素，把他對講述内容的理解、講述的邏輯、潛在的價值指向和内在個性特征，都明顯、集中地體現出來。

網上授課需要一個條件，就是信任學生，如果眼睛沒盯着就認為學生肯定都沒聽的話，講課過程肯定會感到很缺失、很落寞。

貳在跟學生的日常交流中，您是否會忽然意識到代溝的存在？青年人追逐的潮流熱點與表情達意的方式變化得很快，作為教師如何才能貼近他們的精神生活？

周慧：Z世代的學生們信息網絡發達，思維活躍，很有創新潛質，與年齡差距較大的老師有思維方式的差異，這很正常。現在的學生們非常熱衷逛B站、知乎，常通過Vlog記錄生活，喜歡用網絡熱門詞彙，愛制作和使用各種表情包，通過Tape提問箱表達他們的聲音或困惑，通過網絡方式積極與陌生人交流等。作為教師，我始終對新事物保持開放的态度，多上網了解一些新的訊息，有時候我查查網絡流行詞的由來和使用方式，多蹲下來聆聽學生的聲音，盡量多一些平等交流，主動适應他們的思維和表達方式，延遲作出判斷和評價，才能走進他們的精神生活。

顔浩：我常常會意識到代溝的存在，但困難之處不是我無法貼近學生，而是如何讓學生理解我們這一代，或者更早的曆史與人物。

我覺得在網絡時代要跟上熱點并不難，我也基本上是和網絡時代同步成長的，所以年輕人不斷翻新的表情達意的方式，在我看來并不新奇，也不難解，我自己也會常常使用流行的句式和表情包。但要讓年輕人理解上一代人，卻是比較困難的，尤其是在一個趨新厭舊的社會文化語境中。

在教學中，則越來越深切地感覺到學生們曆史感的普遍缺失。很多學生的曆史知識單薄得隻剩下教科書上的幾句話，即使是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可能對于“五四”的基本常識也是懵懂茫然的。但我覺得這也不能完全怪罪年輕人，或許我們更應該反省，我們的曆史教育是不是出了問題。其中一個可以反思的點在于，我們從百年前就開始贊美和崇拜青年，強調要貼近青年的精神生活，有沒有因此造成“媚青年”的問題？這種“媚青年”和越來越低幼化的價值判斷和審美取向有沒有關系？

劉起林：代溝是肯定存在的。所謂代溝需要從兩個方面講，一是師生之間的距離感，優秀的老師在學養、眼光、心理素質等等方面都應該遠遠高于、大于和深于學生，說師生之間不存在代溝，更有可能是把自己降低、與學生拉平了；

二是因為年齡不同，情趣和興奮點之類的存在差異，這種差異也客觀存在，但實際上沒那麼緊要。如果把這種差異當作南方和北方的地域差異、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差異一樣來看待，就不會被吓住。

青年學生追逐的潮流熱點、表情達意的方式與老師存在差異，這種差異時遠時近，從人生整體來看其實是一些小事情，“求同存異”就行了。幾個同專業同方向的老師，學術研究的思路、重心和目标也會存在很大差異嘛。所以，沒必要因為青年人潮流和熱點的某些變化，而人為地産生心理緊張感。

叁在一個班當中，得到關注最多的往往是優等生和少數問題學生，我們有時會忽略那些處于中遊、不上不下的孩子。應該如何傾聽這一沉默寡言的中間層，了解他們的意願與訴求。

周慧：這些看似很不錯的普通學生，似乎不太要老師操心，很懂事，有時候很沉默，并不等于沒有思想，隻是囿于性格或家庭養育方式的特征，主動表達得沒有那麼多，實際上是特别需要老師關愛和鼓勵的孩子。

學校裡老師的角色有點像消防員，始終處于解決各種個别化的任務或緊張的工作狀态中。不過再忙碌的工作也要關注到這類群體的情緒狀态，如有細微變化一定要找機會和孩子談談心，表達老師的關心，多鼓勵他們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讓孩子知道關鍵時刻老師是值得依靠和信賴的。

如果孩子不太願意當面交流，也可以鼓勵通過書信、日記或郵件、私信等方式和老師私下交流，個性化的溝通會讓師生情感聯結更緊密，可以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有時候老師簡短的兩句話，或者一次中肯的表揚，一個鼓勵的微笑，對他們主動參與活動的鼓勵……都将成為改變他們成長道路上的無限可能。

顔浩：我覺得這個問題需要更細緻的界定。在學業上，我從來不曾主動忽略任何一個學生，對所有學生都一視同仁，給予同等關心和尊重。

以研究生教學為例，我們專業的研究生都有我的微信号，在微信上向我請教問題的學生，大部分都不是我自己名下的，有的甚至我隻知其名，不識其面。

但在學業之外，我覺得專業老師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無論學生學業優秀與否，他們面對的問題往往是社會性的，他們的意願和訴求往往是老師們無力解決的，我個人的經驗在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也起不到什麼作用。所以，問題的關鍵不是作為老師的我們是否願意傾聽，而是學生們是否願意向我們這些無能為力的老師傾訴。

劉起林：普遍關注，最需要的是愛心，而不是他們能否成功的指标，一枝一葉都關情。中小學生常常背後罵某些老師“兩雙眼睛看人”，所指的不是老師看出了學生成績的好和差，而是對某些學生明顯有偏愛，對另一些學生則明顯地不喜歡。所以對各類學生，我的态度是既要“因材施教”，又要“有教無類”，尊重每一個學生，這樣學生就不會沉默。

肆在您的教書生涯中，是否有哪位學生的特殊經曆或言行給您很深的觸動，是否也從學生身上學到某些東西？有沒有讓您感到後悔或遺憾的事？

周慧：我剛教高中時，下課後經常會了解同學們課堂學習的反饋，大部分同學都禮貌地說“老師，挺好的。”有一位男同學告訴我：“老師，我想提一個建議，希望能有機會讓我們在課堂上更充分地展示我們的觀點，比如開展辯論。”我說:“可以的，不過需要你們提前做好充分的準備。”後來根據教學進度，我安排了兩節課請同學們結合《史記》某專題進行辯論，課下他們分組去準備資料，課堂上他們唇槍舌劍般展示小組觀點，讓人印象非常深刻。

了解孩子們喜歡的學習方式，關注他們的思維特質，傾聽他們的合理表達，這對我後來的教學以及管理工作都産生了很積極的影響。

顔浩：很難具體說哪一個學生給我特殊的觸動，我也沒有什麼後悔和遺憾的事。如果說從學生身上得到什麼，我覺得他們的成長給我的意義最大。不是指某一個學生，而是青年人這個群體。我對于教育的力量始終抱有信心，正是因為看着一代代學生從稚氣未脫地進入校園,到逐漸成熟蛻變。對于他們而言這是破繭成蝶的過程，對于教師來說就是收獲的欣喜了。

劉起林：可能是因為研究文學，從文學中看到了太多各種各樣的世相和人生，所以沒有碰到特别讓我意外的學生。“教學相長”倒是常有的事，但不是從學生身上學到什麼，而是學生的思考或行為給我以觸動，促使我更深入地探讨某個問題，或者拓展、豐富一個思考的領域和面向。

也不存在後悔或遺憾之類的事，學生們在學習過程中跌跌撞撞，但到畢業時都會明顯地成長了，所以總的來說還是輕松和欣慰的。

伍在對大學教師的評估中，科研成果是看得見的硬指标，教學上的投入則是難以量化評估的良心活兒。面對不斷加碼的考核壓力，應如何平衡教學和科研的關系？

周慧：老師們在教學上的專注投入多是發自内心的熱愛，也是對學生的無限賦能，更有他們對專業研究的執着堅持，包括備課、課後輔導、個性化答疑等。我們的年輕教師和骨幹教師也會利用課餘時間，準備展示課、承擔科研課題等。大家始終堅守的是課堂第一，科研也是服務于學生發展和教學提升。

顔浩：首先當然是盡力而為，教書育人是教師的天職，必須嚴肅認真對待，不能敷衍。科研也是要持續努力的，同樣需要嚴肅認真。其次，教學和科研也可以互相啟發。科研的成果可以轉換到教學之中，上課時突然想到的問題，也可能變成論文的題目。我想很多學界同仁都有類似經曆，并從中獲得樂趣。

劉起林：就我的感覺而言，人文科學的名師都是教學和科研統一的，研究的深入有助于教學的精彩，教學的認真常常會生發出新的學術興奮點。現在不少學校對學生抓得很細，也要求老師管得很細，結果學生反而局限在學校制訂的學術和人生模式之中，老師也展不開自己培養學生的全部潛力，甚至教學和科研脫節。

我記得我讀博士的學校有句校内名言，“羊趕到山上就會吃草的”，所以關鍵在于草的好和差、多和少，而不是時時指點着甚至限制着吃這塊、吃那塊，草太少或太差怎麼指點也沒用。量化指标更多的是填表用的，說好聽點是管理用的，量化獲得的最多是一個平均值，而不是最優化。

陸教師這一群體往往被賦予某種神聖的光環，這一光環與其實際的生存境遇多少構成某種差異。您怎麼看待這種差異，又如何進行自我調适？

周慧：中國向來尊師重教，教師看似是非常神聖的崗位，受人尊敬，校園工作環境比較單純，我曾聽不止一位朋友表達羨慕。實際上教師的工作比大家想象的要辛苦很多。尤其疫情以來各類複雜情況都要在第一時間傳達給家長們，并及時收集相關數據上報，還要組織學生做核酸、打疫苗等，這都是老師們新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同時“雙減”背景下，學校承擔了更多的教育責任，内卷的家長們格外焦慮，他們對孩子在學校的學習與成長期待更高了，這與當下社會教育機構的定位有關，所以老師課後輔導的任務也加重了，工作時間延長了不少。

過學校集體生活的學生們會遇到各種挑戰，都很正常，他們需要老師們的悉心陪伴和指導；随着國家“二孩”政策的放開，年輕“二孩”家長們多是高學曆群體，非常注重子女教育，家長們不間斷的咨詢及孩子的個體差異性都希望得到支撐，也讓老師在家校溝通中承擔了更多的任務。

我和同事經常從早上到校開始忙，一直到傍晚離校，也顧不上喝幾口水，處理各類事務性工作、臨時通知以及可能的突發情況。一位海澱名校的老師曾和我打趣說：“白天各類事兒都忙完了，晚上才是備課工作的開始。”

教師工作是良心活，老師為孩子們的付出遠遠超出旁人的想象，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懂得老師的不易，能尊重并感恩身邊的老師，也更主動參與學習，家長能更開放、包容地融入家校工作中，我們共同守護學生們的健康成長。

顔浩：我從來沒有認為教師這個職業有多神聖，也不覺得大學老師的生存境遇比其他職業差多少，或者好多少，所以也沒感覺到有什麼落差。但教師職業的去神聖化和提高教師待遇并不矛盾。我是堅決支持提高教師待遇的，但或許首先要做的就是剝離所謂“神聖的光環”，不再将教師的付出視為“愛的奉獻”，而要肯定知識生産在商品社會中應有的價值和權利。

劉起林：教師隻是個職業，現在自我神聖化的現象已經比較少了。至于對生存境遇的認知，大學教師基本都是博士畢業，博士畢業至少在職業上還是可以有不少選擇的，最後不管主動選擇還是被動成為了教師，就隻能遵循社會給予教師的生存模式，“為人不自在，自在莫為人”，這也許是一種達觀後的樂觀？

另一方面，老師作為一種培養人的職業，确實又有一種需要自我嚴謹的行規，“學高為師，德高為範”，但這應當是一種自我人格的内在約束，而不是社會評價的借口。“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教師也不可能是一個模式，所以，“你是老師你就應當怎樣”，是一個看起來莊嚴，實際上無用的空話。

柒從傳統的闆書到加入聲光電的多媒體技術，教學方式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您更偏愛哪種教學手段，是否有PPT依賴症？

周慧：我會根據教學内容，選擇适合的教學方式，不迷信任何一種教學方式。有時，會選擇多種教學方式的結合，比如根據教學目标的設計，以某種教學方式為主，其他教學方式為輔。

顔浩：我應該是有比較嚴重的PPT依賴症吧，因為已經很久沒有寫闆書了。

經曆過教學方式的迅速轉型，我對于PPT等多媒體技術并不排斥，甚至可以說是比較歡迎的。我不覺得多媒體的使用會拉低教學效果，至少在我熟悉的文學教育中，多媒體還是很有幫助的。

例如PPT可以将作品的原文呈現在屏幕上，使得文本分析有據可依。一些視頻、音頻也能夠呈現曆史的原生态，讓學生有更直觀的體驗。我想科技的發展總體上是讓我們的生活更便捷、更高效，它會不會成為障礙的關鍵是我們怎麼利用它。

劉起林：在沒有多媒體技術的年代，我講課就習慣于隻寫關鍵詞和論述邏輯，然後讓自己的思維在一個大緻的框架内自由流淌。這種自由流淌其實就是一種最新的研究過程。有了多媒體技術，不過是把關鍵詞和論述邏輯移到PPT上面。多媒體确實有它的好處，就是很多原始資料可以具象、直觀地體現出來。

但在我看來，過于花哨的多媒體很可能會形式掩蓋内容。所以，我是有多媒體和沒有多媒體一樣講課，人文科學的教授更重要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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