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一句俗語道出黃河河道的變化無常。我們今天看到的黃河,與幾千年前已有天壤之别。楊明的《黃河簡史》是《極簡黃河史》的修訂本,該書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系統梳理了黃河五千多年間的變遷曆史,在曆陳黃河五次大變道的過程中,專注于曆代黃河治理的代表性人物與事件。通過這樣一部簡明黃河史,可以更好地理解黃河為什麼被稱為“母親河”,同時也能從河流治理的角度重新認識曆史。作者杜青延孕育文明的母親河 東漢班固編著的《漢書·溝洫志》對黃河倍加推崇,認為“中國川源以百數,莫著于四渎,而河為宗”。由此,确立了黃河“四渎之宗”的地位。 在民間,老百姓喜歡用更接地氣的“母親河”來稱呼黃河。“母親河”這三個字不知道從何時叫起,中國地大物博,自然界的物種以億萬計,被賦予“母親”二字的,似乎唯此一個。關于她的曆史,自然更為國人所倚重。每個朝代的中國人,都在從與河共生的曆史中汲取智慧,“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求治國安民的良策。 黃河大約有兩百萬年曆史,河道變了又變。楊明研究認為,悠悠歲月中,黃河雖然曾在整個華北平原漫流遊蕩,但是其活動範圍被周圍山脈嚴格限定。黃河流出山陝峽谷以後,北有燕山,西有太行山,南有大别山,東有泰山和山東半島的丘陵高地。從總體來看,黃河基本遷延于燕山南麓與大别山北側之間的巨大沖積扇間,而魯西南地區的丘陵高地,作為沖積扇的中軸,則成為華北平原上淮河、海河兩大流域的分水嶺。 作為母親河,黃河并不總是“黃頭土臉”。早在春秋時期,民間以“河”稱呼黃河。《詩經》有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猗。”這裡的“河”說的就是黃河,而且當時河水清波蕩漾,兩岸樹木蔥郁。到了戰國,受自然環境變化的影響,黃河水質開始變濁,《左傳》中有“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的詩句。到了兩漢,黃河的混沌已經深入人心,人們用“濁河”稱呼黃河,《漢書·地理志》中首次出現了“黃河”。由此可知,在人類活動早期,黃河兩岸的自然環境還是很優越的。 母親孕育生命,母親河亦如此。近百年來,考古工作者在黃河流域發現了生活在舊石器時期的山西西侯度猿人、陝西藍田猿人、陝西大荔猿人、山西襄汾丁村早期智人等早期人類。這些早期人類活動的遺迹,點燃了黃河文化的星星之火。 《黃河簡史》楊明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此後的黃河更是成了文明的搖籃和溫床。距今6000多年的黃河中下遊,遍布着“華夏”“九夷”“諸戎”“群翟”“三苗”等部落,他們治水灌溉,開展農耕,奠定了由野蠻走向文明的經濟基礎。以中原為代表的黃河流域,經曆了夏、商、周多元并立一體化擴張式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黃河文化。秦一統六合,建立起以黃河文化為主體,吸納北方遊牧文化和長江文化的華夏文明。可見,黃河的确當得起“母親河”一詞。 從曆史發展進程來看,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基本是在黃河流域。縱使後期經濟、文化中心南移,但作為全國政治中心的國都,也大多設置在北方黃河流域,比如八大古都中的安陽、西安、洛陽、開封、鄭州。看一看黃河流域的殷墟遺址、大明宮遺址、北宋東京城遺址等,便知道黃河對于中華文明的重要意義。在治理中認識自然 黃河作為母親河,孕育了中華文明,但是頻繁決溢改道也給兩岸民衆造成了深重災難。人們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趨利避害,并在與水患搏鬥中,逐漸加深了對黃河的認識,提高了治理黃河的技術和思想。 “大禹治水”是中華兒女的共同神話,近現代的地質勘查證明,禹河故道是确切存在的。《山海經》中以昆侖山為坐标,記述了黃河經大禹治理後的流路:“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楊明認為,這條形成于公元前21世紀,後經人類社會管理而又自然流動的黃河河道,就是禹河故道。 大禹時期,在同洪水的鬥争過程中,人們對自然界的認識有了史無前例的升華。中國人開始認識到,自然界并不是想象中充滿敵意的邪惡之物,而更像是一切生命體中最偉大的存在。 實際上,在此之前,人們已經發現事物發展都有其内在的規律,并且順應規律而行事。《黃河簡史》指出,大禹的貢獻在于,人們開始認識到,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基礎上,更重要的是如何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對自然環境進行改造。《孟子》有雲:“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大禹治水的經曆,形成了對中國後世影響深遠的順天應人的自然觀。 這種觀點經過不斷升華,被應用于古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具體實踐,從道家的“無為而治”到法家的“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等治國理政經驗,不但啟蒙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意識形态,也促成了後世“天人合一”等文化觀念的形成,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産生了深遠影響。 大禹因此成為中華民族永遠的英雄。雖然大禹時期社會經濟生活主要以黃河中下遊為中心區域,他的治水活動也集中在這一帶,但有意思的是,大禹治水的曆史古迹遺址,在華夏大地上卻随處可見。 伊水流過的洛陽伊阙,春秋時人們認為是大禹開鑿；賀蘭山麓的青銅峽,當地傳說是大禹為疏通水道而用神斧劈開的,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吟誦大禹的詩篇；山陝之間的龍門,也被後人說成是大禹開鑿的,北魏郦道元甚至在其《水經注》中聲稱可以看到岩石上的鑿痕,“镌迹尚存”。 此外,紀念大禹的建築更是遍布全國各地。黃河流域有河南開封的禹王台,山東禹城的禹王亭；長江流域有浙江紹興的禹陵和禹王廟,湖北武漢龜山的禹功矶；甚至遠在西南的四川南江,也建有禹王宮。 “或許禹治水的實際範圍是有限的,但是他面對滔天洪災所呈現出來的英勇、智慧與壯懷,所産生的影響已經遠遠超越了地理空間的局限,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精神母體而澤被後世,啟迪當下。”楊明認為。從治點到治面 黃河治理貫穿着中華民族的發展史。曆代黃河治理方法,雖紛繁複雜,但無外乎“堤”“疏”二字。所謂“堤”,是通過修築堤防、縮窄河道,利用洪水時期的大流速沖刷河床以降低洪水位,同時挾帶大量泥沙入海,減緩河道的淤積擡升,進而減輕防洪壓力。所謂“疏”,則是采用較寬的堤距,或者多股河道分流、并行,“分殺水勢”,以減輕大洪水時期勢大力猛的洪流對堤防的破壞。 古代黃河治理的集大成者是明朝的水利專家潘季馴,他的治河思路是“束水攻沙”,實際上就是屬于“堤”的範疇。他認識到,“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因此認為“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緩”。黃河下遊來水來沙各有差異,本來彎曲的河道又不斷變化,導緻黃河下遊防洪困難。他針對這種特點,建議大量采用護灘工程,并把堤防工程分為遙堤、縷堤、格堤、月堤四種,因地制宜地在黃河兩岸周密布置,配合運用實施其“束水攻沙”的構想。 潘季馴的高明之處,在于雖然采用“堤”的方法來解決黃河的防洪問題,但在應對超大洪水時,他還是借鑒了“疏”的思路。比如說,他建議黃河的堤防不要一修就是幾十裡連續的長堤,而是要每隔一段就要為大洪水留出分滞空間。這實際上就在堅持“堤”的原則基礎上,又靈活采用了“疏”的方法。 他借鑒了東漢時期王景的治河思路,“十裡立一口門”,即每隔十裡就給洪水留出一個宣洩的空間。我們不得不佩服古人善于學習、善于總結并融會貫通地應用前人各種經驗教訓的精神,或許這也正是全世界範圍内隻有黃河流域文明從未斷代的一個重要原因。 潘季馴治河期間,全面修整完善了鄭州以下黃河兩岸堤防,河道基本趨于穩定,幾乎沒有發生過河患,治績卓著于明清。他的“束水攻沙”治河方略為後來者所推崇,不絕于書。 随着近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如今黃河治理技術越來越先進,黃河治理的水利工程也越來越完善。大衆最為熟知的便是為了攔洪蓄水和調節水流而建造的水庫,比如龍羊峽水庫、三門峽水庫、小浪底水庫。 水庫一般建立在河道狹窄、地勢落差較大的河段,通過蓄洪調水以平衡豐枯水季的水量,保持下遊河道水勢,以減少甚至清除淤積的泥沙,同時還巧妙利用地勢落差實現了水力發電。關于水庫的争議很多,但若是從黃河治理的角度來看,水庫解決了水少、水多、泥沙淤積的問題,因而确實是一項綜合治理黃河的有效措施。 今天看來,這些工程措施仍然隻是起到局部作用。經過數千年的實踐,人們已經認識到,想把一條浩蕩數千公裡的長河治理好,需要謀全局、布長篇。除了基本的水利工程措施外,從根本上看,加強對黃河流域的生态保護,改善水土條件,才能真正實現河與人的和諧共生。随着黃河流域生态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成為國家戰略,未來黃河治理将會更加綜合、系統,安瀾的母親河将能更好地滋養她的兒女,更好地造福華夏民族。主播方茹雲（實習生）後期淩文秀編輯曲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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