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後，研究蘇聯曆史的學者專家都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是導緻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如果這樣說也并非錯誤，隻是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是一個很籠統的概念，也是一個不斷變化和形成的“思維”。應該說戈爾巴喬夫最後階段的“新思維”才真正把蘇聯的“頂梁柱”挖掉。

1985年3月10日，契爾年科病逝後，戈爾巴喬夫才開始執政。作為世界超級大國，以往都是“老人”面孔，戈爾巴喬夫以其年輕面孔出現後，的确給蘇聯民衆帶來新希望，蘇聯民衆都把希望寄托在年輕的戈爾巴喬夫身上。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蘇聯各項建設并非一團糟，蘇聯經濟社會面很穩定，而且民衆生活的很安逸。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戈爾巴喬夫上來當然希望幹好，進一步赢得民衆對他的支持，因此他提出“蘇聯要加快經濟發展速度”。這裡提到了“加快”，也就是說此時蘇聯經濟隻是按照以往的領導人打法發展，戈爾巴喬夫提出了“加快”就是他的目标，他急于想讓人看到他的成績。

而且戈爾巴喬夫還提到了“提高增長的質量和水平”，這句話更說明了戈爾巴喬夫上台後，蘇聯的經濟是增長的，他隻是提出的質量和水平，同樣也是一個目标和任務。

但要實現這些目标任務，還需要做一些工作，因此戈爾巴喬夫要完善社會關系，進一步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消除妨礙社會進步的因素，包括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等，最大限度把蘇聯體制的優越性發揮出來。

戈爾巴喬夫意識，要實現目标任務，手段措施都有，但關鍵還是要改變人的思想，解放蘇聯人的思想，改變以前固有的思維模式，還要汲取過去好與差的經驗及教訓。不改腦子，戈爾巴喬夫的想幹一番工作，根本難以推進。在蘇聯民衆眼裡，當時就已經習慣了以往生活及現狀，要改變很難。

戈樂巴喬夫上任後第一個月，他主持召開蘇共全會，戈爾巴喬夫在理論上形成了一套與以往不同的看法與見解。基于這次全會他的看法，戈爾巴喬夫在顧問的幫助下，寫了一本《改革與新思維－為我國和平全世界而作》。書中戈爾巴喬夫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也向外界正是提出自己的“新思維”，這才有了“新思維”的理論。

不過此後，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不斷豐富的調整，因此，所謂的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隻是一個籠統的叫法，并不是一時形成的“理論”，也不是形成了理論就不變了，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從變化過程中，最初的“新思維”，其目标和任務，還是為了鞏固和推動蘇聯發展，并非把蘇聯推向解體，隻是後來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新”的控制不住了。

戈爾巴喬夫雖然學法律出身，但他一步步從地方領導幹起，懂得一套理論形成，到底從哪開始抓起。因此蘇共二十六大後，戈爾巴喬夫在這一時期主要講“活躍人的因素”，這就是戈爾巴喬夫最初要抓的工作。無論他最初所說改進工作作風，以及增強責任感和紀律性，都是關于人的因素。在1985年蘇共全會上，戈爾巴喬夫指出：“……主要問題天于怎麼樣和依靠什麼，國家才能取得經濟高速發展。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實現這個高速發展的現實可能性是存，如果我們把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經濟的集約化和加速科學技術進步上，改革管理和計劃、改革機構和投資政策 ，普遍加強組織性和紀律性，從根本上改善作風……，實質性的增長任務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但首先要調動人的因素，我們才可以取得比較好的成效。”

這段講話，戈爾巴喬夫實際上已經點明了“新思維”的首要任務就是“提高人的因素”。戈爾巴喬夫在這段時期的講話中，多次提出要“考慮人的利益和滿足民衆的需要”。戈爾巴喬夫提出的“加速戰略”，就是要改變當時蘇聯經濟有所下滑的局面。而完成這些工作，人的因素很重要，沒人幹活，人人都消極對待，顯然戈爾巴喬夫的“加速戰略”就難以實現，也很難提高蘇聯的經濟水平。

因此，戈爾巴喬夫“新思維”中，人的因素是前提，但在推行戈爾巴喬夫的“加速戰略”工作時，卻明顯出現了阻力，此時戈爾巴喬夫所提到“人的因素”制約關鍵問題出現了，這就是體制問題開始暴露，因為蘇聯以往的工作慣性，根本不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隻是把人當作社會高度集中體制中的一個“小物件”，民衆根本沒有什麼權力，他們對國家政治生活也沒有什麼。于是戈爾巴喬夫再次強把“解決人的問題”作為改革的出發點，把人民的權利落到實處。這種提法并沒有什麼不對之處。咱們再接着看，戈爾巴喬夫如何闡述這一關鍵性問題。

戈爾巴喬夫此後認為：“不活躍人的因素，既不考慮人、勞動集體、社會團體、不同社會集團的各種不同的利益，不依靠他們，不把他們吸引到積極的創造性工作中來，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項任務，就不可能改變國内環境。”這是針對“加速戰略”而說的。

戈爾巴喬夫所說的“活躍人的因素”，就是要把人的主動性作用發揮，把他們吸引到改革進程中來，讓他們參與改革事業。但前提就是解放思想，破除舊的思維觀念。如果戈爾巴喬夫按這種思路走，也沒有大的問題，但問題是“人的因素”太廣泛了，當經濟改革無法推進時，戈爾巴喬夫再次調整“活躍人的因素”，這就使之前的理論走向反面。

戈爾巴喬夫在提出他的“新思維”關于“人的因素”後，後來又不斷否認斯氏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式，他指出：“改革的目的，是在理論和實踐上完全恢複到列甯的概念，而在其中居不容争議地位的，是人及其勞動、理想和利益，是經濟中、社會與政治關系、文化中的人道主義的價值。”注意此處，戈爾巴喬夫又出現了“人道主義”。

戈爾巴喬夫在加速戰略不斷受挫時，逐步擴大了關于“活躍人的因素”的範圍，他說：“為了使人的勞動富有創造性，為他的幸福、健康、心身發育。”雖然這些“人的因素”是實現加速戰略的前提，但用在這裡就與加速戰略有矛盾了。

後來戈爾巴喬夫在推進他的“新思維”時，工作不斷受挫，因此“活躍人的因素”最終變成了“公開性”、“民主化”，這些提法也對，但戈爾巴喬夫太着急了，再有西方人不斷鼓動和本國受西方洗腦的推動，緻使走向全面的“公開性”、“民主化”，甚至把以前犯法的人召集起來，就使“人的因素”變味，“新思維”到了不可逆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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