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場畦管理。禁垣之内，區池分為三場。東場地氣本厚，上多黑泥，下坐鹽根，糾纏附土，磊塊相連，稱為産鹽之母。西場地氣獨薄，但有黑泥，而無鹽根。中場介于東西之間，近東者似東，近西者似西。清朝初年設三場大使，管理鹽務，但大使沒有級品。到雍正年間，部議認為大使職分卑微，不足以彈壓商戶，酌加為正八品。
三場各自修治鹽畦，為澆曬鹽的場地，鹽畦長寬不一，以埂為界。凡一畦，為一個号，注明商戶名，每号納稅課銀六錠。三場共有畦四百六十五号，額外還有餘畦一百二十一号。
關于鹽引制度。河東鹽法，曆來由商運商銷。鹽商編制有額引、餘引兩種。額引，行銷有固定地區，按其地區人口定量發鹽。餘引，行銷沒有定點，可根據銷售情況，酌量增減。原規定，每一引支給鹽二百斤。雍正三年（1725年），以鹽運途中盤山渡水，折耗甚多，加重為二百四十斤為一引。
鹽引的制度，開創自宋朝，繼及于明朝，曆來有所增減。清乾隆年間，定額達到六十六萬六千九百四十七引。到乾隆後期，産鹽缺額，商力積疲，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經山西巡撫馮光熊奏準，将鹽稅攤歸地丁，所有行銷河東鹽的山西、陝西、河南三省，需供鹽給一百七十三個州、縣，定額為四十二萬六千九百四十八引。除額引外，以餘引彌補額引之不足，實銷實報，餘引累增至二十四萬。嗣後，嘉慶十二年（1807年）複歸商運，酌定額引、餘引共計六十萬五千二百七十九引。
關于法定稅課。鹽法按引納稅。河東鹽商有兩種：一是坐商，二是運商。守場灑鹽者為坐商，領引行銷者為運商。鹽工撈鹽，每日得一引，積四個月得鹽一百二十引，故習慣以一百二十引為一名。每引征銀三錢九分八厘，每名稅銀四十八兩，加以赈濟等款，正稅五十兩，故習慣以一名之稅為一錠。乾隆時額引六十六萬六千九百四十七引，正雜課銀共五十一萬八千一百一十餘兩。
鹽法禁絕了民間的土販，專設商運，無實力的商販告退，有實力的投認。原定五年一更換，重新招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巡撫兼鹽政農起，為運鹽業穩定起見，疏請停止年年招商，改變為長商。日久之後，弊端漸多，時有所窮，利有自竭。官長不無應酬，款項繁興，浮費日多。鹹豐二年（1852年），戶部侍郎王慶雲查辦河東鹽務，指出：運商疲累，一在鹽本之巨，二在浮費之多，三在運腳之重。銷鹽本有定價，因運商虧本，不得不增價。鹽貴之故，實際不是缺産，而是因為走私，坐商貪賣走私，擡價居奇。因此确定：白鹽一名，最貴不得超過銀六十兩；青鹽一名，最貴不得超過銀四十兩。
來源：山西法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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