駿瑜
近期,一則“高鐵上應不應該賣衛生巾”(“賣”而不是“免費提供”,“建議”而不是“規定”)的讨論被推上了熱搜,即使不排除話題炒作的可能,這樣的内容還能産生争議,也是頗讓人感慨“今夕是何年”。
要知道一兩年前,我們關注的還是“月經貧困”問題,思考如何避免貧困女性因為這種正常的生理現象造成額外支出,加劇困境。彼時也有各種意見:從人道主義的角度,當然是應當免費提供,也有人從市場的角度,擔心完全免費會破壞市場秩序,打擊生産廠家——畢竟手紙也沒有完全免費,于是有人綜合不同觀點,提出是不是可以提供最低保障,滿足貧困女性的基本需要,同時允許非貧困女性按自己的意願在市場中獲得質量更高或品牌溢價更多的商品,接下來有人就提出,如何甄别真正有需求的貧困女性可能是一個困難……
所有這一切都是健康的公共讨論。沒有非此即彼的立場,所有參與者都在試圖以自己的知識基礎和視角,聽取他人的意見,幫助有需要的人群,為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哪怕并沒有(實際上也不可能有)完美的答案——而不是像“理中客”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所說的,社會服務沒有給你提供方便的義務,你必須自己解決你的事情,即使是與生俱來的、和你的行為沒有任何關系的生理問題。
作為有性生殖的代價之一,月經給全人類的一半帶來了無數問題,每月一筆額外的開支、出門時額外的行囊,都已經是小事,痛經的苦楚、社交場合的尴尬更讓人難受。随着現代化進程,“月經羞恥”開始淡去,一些文化上的恥感在慢慢好轉,但月經造成的代價仍然存在,而且主要由女性承擔。
9月23日,李清晨醫生在他的公号上發布了一篇題為《有性生殖的代價應該由誰來承擔?》的文章,說得非常到位:“月經這種生理現象造成的麻煩從本質上來說,屬于為人類生殖功能付出的代價,理應由兩性共同承擔。演化的結果讓這一麻煩單獨落在一個性别身上了,但文明的使命就是要矯正自然的不公”。既然每個人,無論女性還是男性,都是由于人類的生殖功能才得以存在,那麼與生殖功能相伴的月經,就沒有理由讓一部分人單獨承擔代價。
不僅是月經,由于生理原因,女性在人類的生殖過程中擔負起了大部分工作,懷孕、分娩、哺乳、養育,所有這一切,不應該輕飄飄地用一句“這是你們出生時生理因素帶來的光榮使命”就可以卸責。
更進一步,同樣是李清晨的觀點,很多遺傳性疾病,也是個體的人類在為進化承擔代價,這種情況下,全社會都應該提供支持。
中學的生物學知識告訴我們,在采取有性生殖的生命體内,攜帶遺傳信息的基因總是成對出現,很多“缺陷”基因在與另一個“健康”基因配對時,不會緻病,隻有兩個隐性“缺陷”基因一齊出現,個體才會得病,這種機率是非常低的,猶如魔鬼抽簽。
而上文的“缺陷”之所以打引号,是因為很多基因不能絕對說“好”或“壞”,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中,它們會以不同方式幫助人類的進化和生存。如鐮刀型細胞貧血症的基因影響到患者血紅蛋白的合成,攜帶兩個這種基因的人會得病,血紅蛋白不能正常供氧,影響正常生理功能。但如果隻攜帶一個基因,攜帶者可以正常生活,同時由于血紅蛋白的異常,能夠抵禦瘧原蟲的入侵,增加人類在熱帶這種瘧疾流行地區的生存概率。從這個意義上,不幸的患者是在為熱帶地區生活着的千千萬萬人類付出代價。
這也是公益組織存在的重要意義之一:不論是大病救助,還是貧困扶持,都是在為我們中“不那麼幸運”的群體支付代價。出生抽簽時運氣不好的他們,可能會患上遺傳病(或者更容易患上某些疾病),可能會陷于貧困,無法靠自己的力量掙脫,這時就需要公益組織來幫助他們,資助、賦能、創造條件,并通過社會募款的方式,将代價成本分散到整個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中。
代價需要共同承擔,風險也一樣。
現代商業社會得以興盛的基礎之一,正是由海上運輸發展而來的風險共擔的保險。海難是一個不可測的随機風險,而且對遭遇者是滅頂之災,但海運和随之而來的商業交易,會給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繁榮和福利,這些繁榮的締造者,不應該由于随機的、不可抵禦的災難而落入悲慘的境地。于是發源于北意大利,成熟于英國的海運保險逐漸成形,繼而延伸出火災、疾病等種種保險。
諾斯(Douglass C.North)也在《暴力與社會秩序》中提到過,人類社會得以發展到現代,有三個因素:非個人化(個體得以擺脫封建依附,脫離具體的個人身份,以技能在社會中生存);熊彼特所謂的破壞式創新(創造性地破壞市場的均衡,重新組合生産要素,以謀求高額利潤);創新失敗後為不幸個體兜底的福利保險。沒有擺脫人身依附,個人就不可能憑技能創新,沒有破壞式創新,社會就無法發展,沒有兜底,個人就無法承擔失敗的代價。
讓每個個體僅憑天生的資源條件生存和競争,而不考慮合作和風險代價共享,那是霍布斯的叢林,不是文明社會。我們需要再一次重複這句話:“文明的使命就是要矯正自然的不公”。
當然,在代價和風險需要共擔的情況下,誰應該分擔,如何分擔,是一個更大的話題。大部分的公共決策讨論,其實本質也正是關于此,誰應該為公共利益付出,誰會從中受益,這樣分配是否公平?例如傳染病流行時,為保護一些高危人群,全社會付出一定的代價,是理所應當的。不過,這個代價應該以多少為限?是否可以不經讨論,将風險從高危感染的人群轉移到失業人群,且不成比例地放大?所有這一切,都有待正常、充分的公共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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