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古遺址中出土的陶器及相關遺物遺迹，蘊含了豐富的信息，可以為了解陶器的技術、文化和社會等屬性提供最直接的證據。通過有目的的民族志調查，借以從民族考古方面嘗試研究陶器生産及其體現出的專業化程度和生産組織方式，可以為研究古代社會的制陶業及相關問題提供有效的幫助。這種通過對現存原始制陶作坊的調查，并與考古遺址出土陶器進行對比研究，是探究體現在陶器背後的各種屬性的有效途徑之一。

一 背景

随着社會複雜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史前陶器的生産逐漸開始出現專業化、規模化，伴随而來的是産品标準化程度的提升。作為一種日常生活用具，陶器容易受到古人各種生活習慣、文化傳統的影響，并能夠迅速表現出來。因為更新換代的速率相當的快，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及時、準确地體現出文化特征和發展變化。故而，考古學家可以通過研究陶器的型式演化，定性文化的出現、交流、傳播、擴散和影響，并研究不同遺址的相對年代和關系等。毫不誇張地說，陶器是了解古代社會的頗為有效的媒介之一。

考古遺址中出土的陶器及相關遺迹遺物，蘊含了豐富的信息。通過細緻研究，可以為了解陶器的技術、文化和社會等屬性提供最直接的證據。所謂技術屬性，指的是和陶器生産直接相關的生産工藝，涵蓋原料獲取、加工、陶器制作技術、裝飾和燒制等内容，也包括相關的設施，如陶窯、陶車、原料加工工具、裝飾工具等。技術屬性是可以通過考古發掘出土的遺物，并參考民族志調查、實驗等，直接進行研究并取得較為切實可信的結論。文化屬性指的是蘊含在陶器本體上，代表不同文化類型的屬性。通過對遺址中大量出土陶器的分類分析，可以提煉出代表文化方面的信息，進而區分文化類型，研究文化分區和關系、相對年代變化、類型演變等衆多内容和信息。社會屬性指的是建立在陶器生産的基礎上，研究關于社會方面的内容。通過研究陶器生産的專業化、規模化和标準化等，進而了解更多關于社會組織和思想的内容，如生産的控制、抽象思維的形成、複雜社會的出現及演化，等等。

其中，研究陶器技術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基礎工作之一，就是開展細緻的民族志調查。通過對現存原始制陶作坊的調查，并與考古遺址出土陶器進行對比研究，是探究體現在陶器背後各種屬性的有效途徑之一。總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關于現代制陶作坊的調查，對研究考古遺址中出土的陶器及相關信息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 專業技術水平研究

通過有目的的民族志調查，借以從民族考古方面嘗試研究陶器生産及其體現出的專業化程度和生産組織方式，可以為研究古代社會的制陶業及相關問題提供有效的幫助。從目前已知情況來看，研究專業化程度的方法還是比較多的。一般認為陶工的專業技術水平及其産品體現出來的标準化水平，是兩項非常重要的衡量标準或途徑。

專業技術的水平一般是通過産品的規範程度或是達到标準規格的能力而體現的。換句話說，就是當生産的産品與标準産品之間的距離越小，說明技術水平越高；反之，水平越低。技術水平的高低又和生産活動密不可分。一般情況下，出自高度專業化生産活動中的産品，體現出的技術水平往往比較高；反之，就比較低。高水平的技術工人批量生産出來的産品，經常能體現出高度的标準化水平；反之，标準化水平就比較低。就此推測，一批标準化程度很高的産品，往往代表着存在一個或一批高水平的技術工人或作坊。高水平技術工人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會和相應的生産方式一緻。在古代社會，尤其是史前時期的陶器生産活動中，上述現象可能體現得更加充分。

與民族志調查和研究不同的是，研究史前社會生産專業化程度的難度比較大，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就是除大量陶器之外，其他相關資料較少。因此通過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研究相應的專業化程度，是目前比較流行的方法。

陶器研究中，考古學家通常主要通過标準化程度來研究專業化的手工業生産，并把其當做研究的重要證據之一［1］。因此有學者大膽地提出“标準化既是研究專業化程度的最有效的變量之一，也是為考古學家所頻繁利用的”［2］。考古學家常常會認為隻有單一的或者少數的生産單位以單一的或特定的規格制作器物，才會導緻器物之間的一緻性大大提高，當在考古遺址中發現有大量高度标準化的器物出土時，就認為極有可能出現了專業化的生産。

科斯汀認為标準化構成專業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專業生産系統内陶工越少，生産的器物的變異就越小（無論是由無意識的機械習慣或技術，還是有意識的關于器形或裝飾的決定，以及使用更大範圍内的原材料）；其二，标準化—程序化或工業化生産的結果—被認為是削減成本的策略［3］。朗艾克就提出“産品标準化經常被認為是專業化的副産品”，随着生産者專業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其器物的标準化程度［4］。簡言之，“陶器的标準化程度是被認為反映生産強度和專業化程度的”［5］，是專業化形式的重要特征之一［6］。

在陶器專業化生産活動中，專業陶工的技術水平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水平呢？又該如何衡量這種水平？同時，在這種技術水平下，标準化水平又能達到什麼樣的高度？在綜合參考國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基礎上，筆者嘗試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讨，以期為研究中國史前陶器的專業化生産提供參考。

無論是技術水平，亦或是标準化水平，實際上都是一種相對的程度，就目前來說，比較可行的研究方法是引入參考指标，進行量化分析。

（一）标準化程度研究

朗艾克曾對菲律賓的民族志材料進行分析，認為陶工的工藝水平是影響器物尺寸變化的重要因素。水平高的陶工制作的器物變異程度較小，更能滿足消費者的要求；反之，變異程度較大。最後得出結論，在生産标準化的産品中，技術水平确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時間的積累，技術不斷提升，結果使得産品的标準化提高［7］。

根據朗艾克的研究，可知陶工技術水平越高，制作的器物就越标準，在同一件器物上産生的誤差也越小。因此，為了研究陶器制作者的工藝技術水平，首先研究單個陶器所表現出的制作技術方面的誤差。理論依據是誤差越大，工藝技術水平越低；反之，則工藝技術水平越高。

實際上，技術水平是相對的，有着高、低之分。其衡量标準，一般通過産品的标準化程度來表現。當生産出的産品表現出了較高的标準化程度，技術水平就高；反之，技術水平低。

研究标準化程度，可以借助統計學中的離散程度這一概念。所謂離散程度，體現的是數據分布的特征，反映了各變量值向其中心值聚集的程度，也可以稱為離中趨勢。其中的各測量值是對數據水平的一個概括性度量，它對應一組數據的代表程度，取決于該組數據的離散水平。數據的離散程度越大，集中趨勢的測度值對該組數據的代表性就越差；離散程度越小，其代表性就越好。描述數據離散程度的測度值，根據數據類型不同，主要有異衆比率、四分位差、方差和标準差，也有極差、平均差以及測度相對離散程度的離散系數等［8］。

本文将主要利用标準差和變異系數（即離散系數）兩種數據類型研究離散程度，即标準化程度。标準差是一種離散程度的概念，它反映了每個數據與其平均數相比平均相差的數值，因此它能準确地反映出數據的離散程度。一個較大的标準差，代表大部分的數值和平均值之間差異較大；一個較小的标準差，代表這些數值較接近平均值。由于标準差與變量值的計量單位相同，因此在很多實際問題分析時，是經常采用的方法［9］。變異系數的定義是“一組數據的标準差與其相應的平均數之比”，是用來衡量資料中各個觀測值變異程度的另外一種方法，是測量數據離散程度的相對統計量。變異系數的作用主要是用于比較不同樣本數據的離散程度。離散系數越大，說明離散程度越大；反之，說明離散程度越小。當我們要對兩組或以上資料進行比較時，不同單位的資料不能直接使用标準差比較組群間的差别，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借助變異系數。變異系數在計算時消除了計量單位，因而可以直接對不同組群進行比較［10］。

陳鐵梅在《定量考古學》一書中，對此也有類似的描述：“如果一組數據是記錄某類陶器的線性尺度，其集中量數應是設計的尺寸，那麼數據的離散程度反映陶器加工的工藝水平，陶器的實際制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原設計的指标。專業加工的陶器其實際尺寸的離散性小，而家庭作坊加工的産品就不那麼規範，産品的尺寸離設計值會有較大漲落。因此需要定義表征樣本的數據間離散程度的量，稱為差異量數［11］……。常用的描述數據間離散程度的統計量是标準差……但标準差必須與平均值一起使用……來描述數據組的集中量數和差異量數。”［12］

（二）衡量标準

由于标準化程度不是一個恒量，而是一個相對的變量。為研究這一變量，建立相應的參考标準是很有必要的，并根據接近标準的程度，确認标準化的水平。但目前國内在相關方面的研究幾乎還是一個空白，參考數據和資料相對較少。考慮到這種情況，為了便于進一步研究，拟通過以下兩種方法：一是引入目前執行的現代陶瓷器評級的國家标準（簡稱國家标準）；二是利用國外相關的研究成果作為參考。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标準：日用瓷器（GB/T3532—1995）規定的誤差範圍，口徑等于或大于60毫米的允許±1.5%，口徑小于60毫米的允許2.0%；高度誤差允許±3.0%。日用精陶器（GB/T10815—2002）規定誤差範圍，口徑等于或大于60毫米的為±1.5%，口徑小于60毫米的為±2.0%；高度誤差範圍±3.0%［13］。

根據國家标準，口徑在60毫米以内的陶瓷器，誤差一般允許2.0%。口徑在60毫米及之上的陶瓷器誤差允許1.5%。就高度誤差來說，無論多少，誤差均允許3.0%。

除了口徑、高以外，國家标準未給定瓷器或陶器其他部位的誤差允許範圍。但為了研究需要，其他部位的誤差範圍，參考口徑和高的标準。

2.西方學者對于陶器标準化的研究比較多，既有針對民族志調查開展的研究，如在印度、西班牙和菲律賓等地開展的調查和研究，也有基于民族志調查開展的考古學研究，如關于易洛魁人和雷蘭土墩（Tell Leilan）遺址陶器生産的研究等。這些研究都獲得有相應的數據，這将為本文的研究提供參考。（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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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國外也有學者通過生理學研究人感知能力的界限。早在19世紀，有生理學家就注意到人類對外界刺激的感知不是非常準确的，比如溫度、重量和亮度等。韋伯就注意到人類感知的絕對誤差和感知對象存在線性關系。通過研究他認為人類觀察物體的重量或長度時，3%以上的差異很容易被判斷，低于3%的差别在沒有輔助的情況下人們大多無法辨别，從而被認為是沒有存在誤差。3%的數值則被稱為韋伯常數（Weber Fraction），且被認為廣泛存在于人的各類感知系統中，包括疼痛、溫度、亮度和聲音等［14］。因此有學者就認為，韋伯常數對于考古學家研究标準化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例如，在生産特定規格的産品時，在不借助任何外在工具的前提下，能達到最接近的程度就是誤差在3%以内，變異系數的範圍在1.5%～1.7%［15］。

在這個前提下，埃爾肯斯設計了一個實驗，希望能夠測驗人類一般對标準器物記憶的準确性，以了解人類心理的器物圖像如何轉變成形狀大小相同的器物實體，并且探究視覺感知、記憶和機械技術如何在器物由原料轉換成物件的過程中産生作用、造成變異［20］。經過實驗，他認為變異系數在3±1%這個範圍是前工業時期，人力所能達到的最高标準。變異系數為3%指的是樣品中距離平均值5%以内的樣品或數值。也就是說，在前工業社會人工最完美的産品的誤差不超過标準規格的5%。

經過進一步的分析，他認為變異系數在4%～5%應被視為接近人類标準化手工生産的能力極限。另外，他也認為當變異系數在2%～3%的時候，考古學家幾乎可以确認隻是一個或極少數人進行的生産。

在此之後，他又延續人類認知誤差的概念和研究結果，繼續讨論适用于衡量标準化的統計方法。結合韋伯常數，經過一系列研究，埃爾肯斯提供了人類認知能力的上限和下限：一般來說，人類對器物認知的誤差介于變異系數1.7%到57.7%之間，當變異系數低于1.7%的時候，表示制作者并不是單靠自身認知，而是使用外在的測量輔助工具降低誤差；當變異系數大于57.7%的時候，則表示制作者“完全沒有”想要制作相同器物的意圖，是随機的或接近随機的生産［21］。

三 個案研究

（一） 四寨村的制陶技術

貴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長順縣廣順鎮四寨村有一座遠近聞名的專業制陶作坊。這個作坊是袁熙海、袁熙林兩兄弟共同經營，除了作坊主進行生産外，還雇傭專業制陶藝人進行生産。經營作坊的兩個家庭及雇傭的陶工均來自鄰近的安順市普定縣。據了解，普定縣原有大量制陶作坊及陶工，世代以生産陶器為生。随着社會的發展，替代品大量出現，陶器的需求迅速萎縮，生産陶器的利潤急劇下降，再加上現代年輕人少有繼承祖業繼續陶器生産，以及累世陶器生産幾乎耗盡當地的陶土資源，再加上交通的限制等原因，導緻普定縣的陶器作坊幾乎絕迹。部分繼續堅守祖業的陶工，開始将作坊轉移至交通便利、資源豐富的地區。如長順縣、惠水縣等地。

四寨村的陶器生産主要以适應當地需求為主。如釀造米酒的冷凝器、儲存米酒的酒壇、腌制泡菜的壇子，另外也有花盆、壺、罐等産品。

雖然已經步入專業化生産階段，但該作坊仍然保留了相當豐富的原始制陶技術。總體來說，四寨村的制陶技術屬于輪制法範疇，可以劃分為經典輪制法和分段輪制法［22］。正是由于堅守傳統，因此在陶器加工過程中，并沒有使用機械動力驅動陶車，仍然堅持使用比較原始的人力驅動［23］。

其中，采用經典輪制法主要用于制作小型器物，如陶罐、花盆等。

分段輪制法主要用于加工大型陶器，如冷凝器、酒壇等。酒壇（可存儲50公斤酒）制作方法頗為麻煩，耗時也久，至少五個步驟。第一步，直接快輪拉坯技術加工下腹及底部；第二步，泥條盤築輔助快輪拉坯修整，加工中腹；第三與第二步雷同，加工出上腹部；第四步，使用陶墊、陶拍，加工出外弧鼓的腹和肩等；第五步，技術過程與第二步雷同，加工出高領及口沿部分。上述各步驟之間，不是持續進行的，中間要經曆一定的陰幹和晾曬過程。

四寨村作坊主袁氏兄弟，雖然分别生産，但産品大體相同，同時又各有側重，輪流使用一座龍窯。兩人也參與生産，但主要是雇傭專業陶工生産。袁熙海雇傭一名陶工，袁熙林雇傭兩名陶工。參與生産的所有人至少具備20年的陶器制作經驗。受雇傭的陶工，生産酬金按件計算。除極端天氣外，幾乎全年進行生産。

（二）四寨村專業陶工技術水平研究

為了解四寨村陶工的技術水平，拟通過兩個途徑進行探讨，一是研究标準程度，通過誤差進行衡量；二是通過數據量化分析各指标體現出來的離散程度。

1. 标準程度

陶工手工産品的規範程度或者說是接近标準規格的程度，也是技術水平的一個有力體現。為了解四寨村陶工生産的每件器物的規範程度。本文設定了五個指标，主要包括高、口徑、底徑、最大徑高及口沿寬等。（圖一）采用抽樣的方法，從缸、罐和壺三種器形中，分别随機抽取20件，按照相同的标準進行測量，每個指标在每件器物測量若幹次，取平均值為器物的數據。為了便于研究，以每一類器物的每個指标平均數為标準值，即規定的規格。（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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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對三種器物60件樣品的仔細測量，收獲大量體現各個器物特征的數據。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21，分别對所得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為了方便說明問題，分别用表和圖的形式進行展示。

（1） 缸

如表三所示，通過缸的指标—高，誤差分析結果來看，其體現出的誤差範圍相對偏大，達到0.07%～8.48%，部分數據超出了埃爾肯斯提出的5%标準。但是從體現樣本整體特征的均值（3.409%）和中位數（2.5%）來看，高的标準已經達到很高的程度，絕大部分的誤差已經小于所謂3%的這個界限。（表三）從圖二數據分布頻率上來看，也表現出了相似的特征。前工業社會時期，在沒有嚴格的或特殊的要求下，這應該是人工所能達到的最接近完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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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口徑的誤差來看，誤差範圍相當小，最大也不超過3%這個界限。從體現樣本整體特征的均值（0.957%）和中位數（0.6%）來看，這樣高度的規範程度，在不借助輔助工具的情況下應該是很難完成的。此外，從誤差分布的頻率來看，特征更加明顯，即絕大多數的樣品誤差小于2%。（圖三）這樣的誤差幾乎已經超出手工技術的範疇，達到了工業化生産的水平。

在陶器生産過程中，對于底的控制很多時候是一種下意識的行為。底徑大小的變化（圖四），在陶器成型後期基本是不可調整的，很多時候是一種技術能力或認知能力的一種體現。缸底徑的誤差範圍在0.24%～7.74%。部分數據超出了埃爾肯斯提出的5%标準。但是從體現樣本整體特征的均值（2.625%）和中位數（2.28%）來看，大部分的誤差已經小于所謂3%的這個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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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底徑相比，最大徑高這一參數，雖然相對容易控制，但在專業生産過程中，陶工的生産往往是一次成型，之後基本不再調整，是一種基本技術水平的體現。缸最大徑高的誤差範圍與底徑的相差無多，在0.09%～7.37%之間。但是從體現樣本整體特征的均值（2.805%）和中位數（2.15%）來看，大部分的誤差已經小于所謂3%的這個界限。（圖五）

相對于其他指标，唇寬的度量數據基數很小，任何微小的變動，往往産生較大的誤差。但從唇寬表現出的情況來看（圖六），也确實如此。在所有參數的誤差範圍中，唇寬這一參數表現得最為明顯，達到0.38%～9.02%。但從體現樣本整體特征的均值（3.084%）和中位數（3.156%）來看，大部分的誤差數據接近所謂3%的這個界限。

為了更加方便地展示誤差的分布情況，将五個參數的誤差數據彙集在一起，專門制作了一個箱式圖。（圖七）1.5%是日用陶瓷器國家标準中關于口徑的規定。從圖中可以很明顯看出，在所有樣品中，有約75%的樣品已經達到工業化大生産中的國家标準。3%是國家标準中關于高的規定，也是人類對誤差感知的一個常數，即韋伯常數。從圖中可知，高、底徑和最大徑高等參數的樣品中有超過5成的誤差是小于3%。埃爾肯斯曾經提出，5%是前工業社會人工最完美産品的一個标準。從圖上來看，缸的所有參數中，絕大多數的誤差範圍都小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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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觀察到的現象一緻，陶器在生産過程中，由于對口徑頻繁的、有目的的調控，使得口徑的誤差相對較小。以陶缸為例，幾乎75%的樣品口徑能滿足現在陶瓷器的國家标準，超過一半的樣品的高能夠滿足現行陶瓷器的國家标準。底徑和最大徑高兩項指标也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樣品能夠達到小于3%這一國家标準，絕大多數樣品參數的誤差小于埃爾肯斯提出的5%的誤差。總之，可以認為缸表現出了高水平的制陶工藝技術。

（2）罐

在四寨村的制陶作坊中，陶罐是一種小型器物，一般是直接快輪拉坯成型。從高的誤差來看（圖八），波動範圍相對較大，最小在0.29%，最大已經達到9.86%。僅有約50%的樣品的誤差小于5%。但是，從體現樣本整體特征的均值（3.451%）和中位數（2.755%）來看，與3%這個界限還是非常接近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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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缸體現出的情況類似，罐口徑的誤差範圍也小于高（圖九），在0.33%～6.47%之間，不過大部分的數據還是在5%以内。從可以明顯體現樣品整體特征的均值（2.532%）和中位數（2.46%）兩個參數看，明顯小于3%這個界限。

底徑和最大徑高的誤差也相對較大（圖一〇，圖一一），但從能夠體現樣本整體特征的均值和中位數等信息來看，顯示出誤差與3%這個界限相去不遠。

正如前文所述，因為基數較小的原因，唇寬的誤差總是波動較大，在0%～14.81%，但是從總體來看，誤差較大的樣品數量極少。（圖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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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罐的所有參數誤差彙集成一個箱式圖（圖一三）之後，可以明顯看出，從國家标準來衡量，罐的口徑也僅有四分之一強的樣品能夠小于1.5%，高的誤差有超過一半的參數小于3%。如果以5%作為衡量标準的話，大部分樣品的誤差還是低于這個标準。顯示出罐也是一種專業化程度極高的器物。

（3）壺

壺是在四寨村制陶作坊測量的第三種器物，根據測量數據的統計分析可知（表五），壺高誤差的下限在0.05%，已經達到一個完全可以忽略的程度，但是上限是6.65%，相對來說，已經略微偏大。然而與埃爾肯斯提出的5%這個界限相比的話，差距并不太大。從表現樣品整體特征的均值和中位數來看，實際偏差并不明顯。反映樣品誤差出現的頻率的正态曲線顯示（圖一四），誤差的集中範圍相對偏小，在3%～4%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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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口徑的誤差波動範圍比較大，即0.8%～7.44%，上限要比5%這個界限高近50%。（表五）如果從表現樣品整體特征的均值和中位數來看，誤差還是比較小的，僅僅略大于3%。反映誤差出現頻率的正态曲線也有類似的反應。（圖一五）在調查中我們得知，基于壺的用途，在生産中，口徑是沒有使用任何輔助工具進行控制的。很可能是更能反映技術水平的一種體現。

相對于口徑沒有借助輔助工具，在器物制作過程中，底的生産一般是所有成型工藝的開始，大部分時候能夠反映陶工對器物大小的認知心态。（圖一六）因此，其變化範圍，往往也能反映陶工的技術水平和對标準規格的認知能力。雖然從大的方面來看，底徑的誤差範圍（0～7.66%）比高、口徑兩個參數大，反映更大的不規則或不标準，但是無論從體現樣品整體特征的均值和中位數方面，還是從誤差出現頻率方面，都顯示底徑的誤差已經達到或超過前工業社會時期所能達到的完美級别，即所謂3%的誤差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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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徑高的誤差範圍出現了明顯的變化，最大已經達到了22.43%。遠超出我們認為的專業技術工人所能産生的誤差。但是從反應樣品整體特征的均值和中位數來看，其體現的誤差還是可以接受的。反應樣品誤差出現頻率的正态曲線也有很清晰的體現（圖一七），同時，在圖上也顯示出現大誤差的樣品僅是個别現象。

與缸、罐表現出的情況一樣，壺唇寬的誤差也是明顯偏大（圖一八），原因可能也是類似的。

壺的誤差箱式圖顯示（圖一九），高和口徑與國家标準相比，略顯遜色，但是兩個參數的75%以上的數據均小于5%這個标準。另外，圖上顯示底徑的誤差，明顯要低于口徑和高，将近四分之三的數據小于3%，個别數據大于5%，體現出最高的标準程度。與缸和罐表現出的誤差相比，壺體現出的技術水平稍低。但是如果考慮到壺的用途，那麼一切就不難理解了。根據筆者的調查，這種壺是一種明器，專門用于喪葬儀式中，而且是一次性使用。因此，與實用器缸、罐相比，無怪乎誤差較大。所以，壺的生産可能主要考慮生産效率，更多的是本能生産，不似缸、罐有一定的生産要求或标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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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綜合分析

在分别對三種器物各個參數的誤差進行分析後，為了能夠有一個清晰而又統一的認識，将每個器物所有參數的誤差統一進行分析。（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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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六中體現的情況，缸諸參數的誤差在三種器物之間相當對偏小，罐次之，壺再次之。（圖二〇—圖二三）

綜上所述，三種器物的絕大部分指标的誤差還是在5%以内的（圖二三），其中在三種器物的所有指标中，缸的數據有80%以上，罐有70%，壺接近70%。整體上看，幾乎達到埃爾肯斯所認為的前工業社會時期人工所能達到的精美的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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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離散程度

标準差是反映器物離散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标。如圖二四所示，标準差的大部分數據分布在0.08至0.85厘米之間，隻有極個别數據為1.2厘米左右。

陶工在生産過程中，針對某種器物來說，一定規格的口徑通常匹配相應規格的高度，同時，高度也會和底徑有相應的對應關系。因此，認為不同參數之間的比率可能對認識同一批次不同器物之間的一緻性程度具有重要的作用。這一現象也有很多學者已經注意到并運用到研究中。“比率比單一的尺寸能更好的反映容器的一緻性程度”［24］。戴向明在其博士論文中也使用了比率（口徑/通高）這一參數，而且認為這是很有效的觀察視角［25］。考慮到這種情況，本文的研究中，也引入了比率作為參考指标，分别是口徑/高、底徑/高、最大徑高/底等。

從圖二五也可以明顯看出，作為實用器的缸和罐的變異系數比較小，幾乎均小于5%，體現出較高的技術水平。按照埃爾肯斯的研究，已經達到了工業化生産之前的人工的最高技術水平。作為明器的壺，表現出較大的變異，即使如此，還有五成以上的變異系數低于5%。其中，最大的變異系數也沒有超過10%。

總體上來看，所有變異系數幾乎全部在1.28%~10%。從反映樣品整體特征的頻率正态曲線圖來看（圖二六），變異系數集中在4%～5%。也正是埃爾肯斯認為的接近人類标準化手工生産的能力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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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寨村專業化的陶器生産的變異系數範圍與Tell Leilan遺址陶器專業化大生産、印度和西班牙中等規模生産、菲律賓的專職陶工等的變異系數範圍相近。

（三）四寨村的生産方式

在古代社會，尤其是生産力水平比較落後的時期，陶器生産是當時社會生産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陶器生産方式的變化，很大程度上也能反映出社會組織生産的能力和方式的變化。通過陶器研究古代社會組織或複雜化程度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就是對陶器生産的研究。通過研究陶器反映出的技術水平或專業化程度，進而了解組織陶器生産的方式，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陶器的社會屬性，即組織生産的能力、社會複雜化程度等。那麼從四寨村的制陶作坊的調查來看，其體現出來的應該是何種生産方式呢？

首先就需要了解在制陶方面存在哪些生産方式及構成内容，然後再與四寨村的作坊相互比較，從而确定其生産方式。從目前的研究情況來看，陶器的生産方式普遍劃分為四種［26］。（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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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比較，我們認為四寨村陶器生産的組織方式，很大程度上屬于四種生産方式中級别最高的，即核心作坊制陶業。四寨村的制陶作坊，其一是雇傭了經驗豐富的陶工進行專門生産；其二，生産目的比較單一，專門為了銷售，借以謀利；其三，生産地點固定，是專門租賃的生産場所，且作坊的結構布局清楚，存在陶器生産區、晾曬區、儲存區和生活區；其四，陶器生産基本全年無休（極端天氣例外）；其五，生産的目的性極強，故産品型号、樣式比較固定，專業化程度比較高，同時由于産品類型比較集中，導緻多樣化程度相對較低。通過上述比較，毫無疑問四寨村的制陶作坊應該就是核心作坊制陶業。

四 結論

根據調查，可以判斷四寨村的制陶作坊是專業化的大生産。生産的目的非常明确，是想要制作同一規格的器物，同時在生産的大部分時間裡沒有使用輔助工具，全部是技術水平的體現。在此基礎上，其體現的标準化程度，可以為研究古代陶器生産的專業化程度提供借鑒。

考慮到可能會出現的誤差，以及盡可能達到客觀性。我們将從四寨村活動的标準化程度，即變異系數的範圍，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隻采用剩餘的CV值的範圍。實際反映陶器專業化生産的變異系數均在2.79%～7.31%。并将其作為陶器專業化大生産所體現出的标準。最後，可以推測古代社會中，當陶器生産的變異系數在2.79%～7.31%之間時，就達到了核心作坊制陶的專業化生産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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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付永旭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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