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一次授課時問弟子曾參說：“我的整個學說有一以貫之的中心概念，你能理解嗎？”

曾參說：“我完全能夠理解。”孔子出去之後，

《禮記》孔子問曾參

同學們都問曾參說：“這個中心概念是什麼呢？”

曾參說：“老夫子之道，就是‘忠恕’二字。”

在曾參看來，孔子的全部思想用“忠恕”二字就可以加以概括。

“忠”、“恕”是分開的。

首先說忠。在整部《論語》中，“忠”出現的次數頻繁，可見孔子十分重視“忠”這個道德規範。在孔子的學說中，“忠”含有盡心竭力、無私、誠實等意義。

作為一種道德規範，它是指自己内心中一種真誠地對人對事的态度，以及由此去誠實地為他人謀事做事的行為，是規範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範疇。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古代主要包括有君臣之間、個人對國家、民族之間以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道德關系。

“忠”除了規範一般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系之外，還規範着上下級之間、個人對國家民族之間的道德關系。

魯國君主定公曾經問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各應該怎麼樣？

孔子回答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也就是說，君主應該依照禮法來使用臣子，臣下則應該忠心侍奉君主。

如己之心，如人之心是為“恕”。

和“忠”一樣，“恕”是孔子“仁”的又一方面的内容。

“忠”和“恕”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二者的區别是：

“忠”是在自己内心中一種對人對事的真誠态度，以及由此态度去誠實地為他人謀事做事的行為。

“恕”則是以自己的仁愛之心，去推度别人的心，從而正确地處理人際關系和諒解别人不周或不妥之處。

儒家關于“恕”的内涵包括諸多方面。

孔子的學生仲弓問：“怎樣實行仁德”

孔子回答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施諸己而不願，亦無施于人”。

就是說，你自己所厭惡的東西，就不要強加到别人身上。如果人人都自覺地按照這樣的原則去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那就不會有怨恨和不愉快的事情發生，社會就會出現和諧的局面。這是一方面。

孔子又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就是說，自己所希望的，所欲求的，所要達到的某個目标，也要讓别人去追求和實現，所欲與之，這是恕道的另一方面。

可見，儒家的“恕道”是将心比心，嚴于律己，寬以待人，以己度人，推己及人的道德規範。這種道德規範利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諒解。如果人人都懂得這個“恕道”的價值，并且實行它，就可以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就可以化解人與人之間的某些不必要的矛盾，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可以變得更加和諧。所以，“恕道”也是“可以終身行之”的一種道德規範。

孔子的忠恕之道毫無疑問地受到曆代統治者的歡迎和吹捧。

依照孔子的觀點，在最高統治者禮遇臣下的情況下，臣下對命定的統治者盡“忠”是無可置疑的責任和義務。

“食君之祿，擔君之憂”，這是說拿了君上的俸祿，就要盡心盡職地為君上服務，幫助他維護統治地位。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要為君上着想。君上的任何命令，包括誅族、砍頭都應該服從，這是最為基本的盡忠要求。

而所謂的“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更簡單而直接地反映了這一思想最為核心的方面。

自古以來，無數人為了對國家盡忠、對君上盡忠，不惜一切代價，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在改朝換代的時候，盡管自己盡忠的對象或者已經不複存在，或者已經失去恩遇他們的能力，但是正因為如此，才更加凸顯前朝遺臣的盡忠之心。

比如，最早有商朝遺臣伯夷、叔齊，盡管早在商朝時就已經隐居，可以說沒有得到商君和國家的多少好處，但商朝滅亡之後，卻不食周粟，隻在首陽山裡采薇而食，并最終餓死在山中。

南宋文天祥“一片丹心照汗青”，被捕後誓死不降元朝，最後從容引頸就義，更是成為曆代忠臣的楷模。

明朝史可法在揚州抵抗清軍，彈盡糧絕，卻誓死不降，終于壯烈犧牲。

這類事迹多得不勝枚舉。總之，忠誠已經成為為人臣者必備的素質之一，成為衡量其品格高下的标竿，能夠驅使人們即使為本朝獻身也在所不惜，既然如此，統治者還有什麼理由不加以提倡呢？

臣事君是古代等級制度最高層的制度，而從事君加以推廣，在處理官場關系和其他社會倫理關系的時候，忠恕之道的使用也同樣會使人人盡忠事上，安分守己，寬以待人，從而整個社會秩序井然，一片和諧。

這樣，整個等級制度因為忠恕之道的運用，變得更加穩固。這種情況的出現，自然也是統治者們樂意看到的。

在當今社會，在整個人生過程中，忠恕的運用可以說也無所不在：

對人，忠于自己的理想信念，同時顧及他人的感受；

對家，忠于自己的家庭，對家庭關愛，對家庭負責；

對朋友，忠心、守諾、誠懇、負責、大度；

對事業，恪盡職守，達己達人；

對國家、民族，為國争光，為國盡忠。

能夠在這些領域都做到“忠恕”，以自己的尺度來規範自己的行為，來衡量别人和自己。那麼，客觀上就可以受到他人的尊敬和愛戴，自己也能從中得到成就感，這樣，人就達到了一個至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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