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面臨的複雜嚴峻?全球财富管理論壇理事長、中國财政部原部長樓繼偉與保爾森基金會主席、美國财政部原部長Henry Paulson（亨利·保爾森）于上月舉行閉門對話，全球财富管理論壇組委會總幹事、孫冶方基金會理事長李劍閣主持雙方就全球經濟形勢、氣候危機應對、中美競争與合作等重要問題展開讨論，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經濟全球化面臨的複雜嚴峻?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經濟全球化面臨的複雜嚴峻

全球财富管理論壇理事長、中國财政部原部長樓繼偉與保爾森基金會主席、美國财政部原部長Henry Paulson（亨利·保爾森）于上月舉行閉門對話，全球财富管理論壇組委會總幹事、孫冶方基金會理事長李劍閣主持。雙方就全球經濟形勢、氣候危機應對、中美競争與合作等重要問題展開讨論。

今日，全球财富管理論壇（GAMF）首次公開對話實況。

樓繼偉和保爾森一緻認為，當前全球經濟增長面臨的最大不确定性是疫情；若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經濟複蘇的最大挑戰則是通貨膨脹。當前各國間缺乏協調的弊端顯現，美聯儲政策退出的外溢效應須高度關注，促進協調合作的新全球機制重要性凸顯。

在應對氣候危機方面，保爾森認為，中美兩國正攜手應對“淨零碳排放”的影響，但推進經濟綠色轉型依然面臨巨大挑戰。政府财力有限，須調動企業部門積極性；主要經濟體須采取更多措施，包括提供補貼、完善監管框架等，以幫助企業取得成功。樓繼偉強調，建立激勵機制尤為重要，實現淨零碳排放要各國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重視、遵守共同但有區别的責任。

在中美關系方面，中美兩國的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存在一定差異，但同時兩國也存在非常重要的共同利益，因此需要找到正确的相處之道，找準共同利益和共同責任。樓繼偉表示，中美雙方應以聯合國框架為基礎，加強溝通，共同推動中美關系改善。保爾森認為，中美雙方需要制定一個新框架，确定兩國在哪些領域進行合作，在哪些領域開展競争，以及如何處理分歧和沖突。他指出，當前雙方應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和氣候變化問題上加強合作。

以下為對話實錄。

李劍閣：2021年已經過去，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給全球經濟複蘇蒙上了一層陰影。當前全球經濟面臨通脹、勞動力供給不足、供應鍊緊張、能源危機等問題，請二位嘉賓談談如何看待未來一年的全球經濟形勢？全球經濟複蘇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樓繼偉：剛才這個題目，對全球經濟情況作了描述，我覺得不是特别适合于中國。中國外防輸入、内防反彈的疫情管控措施還是比較有效的，而且我們也沒有發生通貨膨脹。其他國家的應對措施和我們不太一樣，美國是超寬松的财政政策，将支票直接支付給家庭和個人，刺激了消費需求，但是勞動參與率下降，不願意幹活了，還形成了物價上漲的壓力，而且超寬松的貨币政策加劇了這個趨勢。歐洲的情況也類似，拉美的情況最為嚴重，亞洲國家相對較好。今年估計各國的财政貨币政策将會回調，會減輕物價上漲的壓力。對全球來說，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疫情。如果疫苗能夠普遍地接種，而且有效，人員的流動、貨物的流動可以正常，複蘇将會比較強勁，那麼最大的挑戰則将是通貨膨脹。

李劍閣：剛才樓部長對中國和美國，東方和西方的防疫政策指出了一些不同點，也有一些共同點。我們未來的挑戰有很多都是相同的。下面請保爾森先生發表意見。

保爾森：首先，我很高興能和樓繼偉先生一起參加今天的會議，我對他仰慕已久。我見證了他在中國财政部任職期間推動的改革，也見證了他在中投公司和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所做的貢獻。可以說，他是一位卓越且頗具影響力的領導者。

我想先談美國。美國的經濟增長正如火如荼。這是自裡根總統任期以來前所未有的。第四季度的經濟增長率将達到7.5％左右。正如樓繼偉先生所言，疫情爆發至今，美國政府已采取了多達5萬億美元的刺激措施。這一輪的經濟增長是由兩方面驅動的：一是刺激措施，二是疫情。因為經濟增長正從服務拉動向消費拉動轉變。因此，即使出現了一些制約發展的嚴重瓶頸，但企業部門在此時賺取了創紀錄的利潤，且在定價方面保持着充分的靈活性。正如樓繼偉先生所說，通脹壓力因此而産生，四季度美國通脹率将達7％。由于美國開放式的政體，對于通脹及其持續時間還有它的危害性有很多争論和分歧。不過美聯儲是獨立的，其已向市場發出了将采取有力措施的信号，且并未對市場造成過多幹擾。美聯儲将逐步縮減量化寬松戰略框架下的購債規模。到3月份，美聯儲将停止購買債券，開始加息。考慮這一動作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我想新興市場會受波及，因為他們将跟随美聯儲的腳步進行加息。

我認為，目前對全球影響最大的因素不在于此。我與樓繼偉先生觀點一緻，即眼下最大的問題是疫情。疫情使得全球面臨的一些棘手問題變得更加突出。看到各國間缺乏協調，植根于市場原則的開放力量和植根于保護主義的保守力量之間針鋒相對，我頗感憂心。我認為，這一問題在疫情之前就已出現，但疫情确實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很顯然，很多公司重新布局其供應鍊，确保有多個供應來源，而且它們這樣做的理由很充分。而我們看到的是保護主義行為，包括關稅和報複性關稅。我們看到越來越多對科技的保護和封鎖。上述一些情況的出現固然有合理的國家安全因素，但也存在走極端的危險。

同時，疫情暴露出國際組織的弊端。首先，我們一直沒有真正開展合作。我認為世界衛生組織在處理一些全球性公共衛生事件時偶有不妥，而布雷頓森林成員國沒有财力或技術來向那些受疫情傷害的國家提供應有的支持。不過，我更願意将這看成是一個加強國際間合作的契機。

疫情讓人們意識到不能對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置之不理，并應該對一些落後的國際協作機制進行更新。我認為我們得頂住脫鈎的重壓，今後，全球機制将變得越來越重要。

李劍閣：在過去一年裡，應該說全球增長比較好的首先是中國，美國的增長也不錯，但美國面臨的通貨膨脹比較厲害，中國的通貨膨脹去年表現是比較好的。第二個問題，你們認為當前及未來一年時間裡有沒有可能發生金融危機？如果可能發生，由哪些因素引發？和上次金融危機有什麼不同？我們應對的措施是什麼？

保爾森：金融危機總是會發生的。隻要有金融系統和金融市場，并且人們可以承受市場恐慌，就會發生金融危機。我要說的是，幾乎不可能預測金融危機将緣起何處。每次出現金融危機時，總有人僥幸判斷正确，然後說：“你瞧，我就知道！”，但他們下次就錯。所以很難預判危機将從何而來。但關于金融危機，我們知道，美國和中國任何一個市場出現問題，我們兩個國家都會受到影響。

2008年源自美國的金融危機，波及到了歐洲，中國受到的影響也非常大。我們看到，2015年和2021年中國的金融動蕩在市場上層層傳導。所以我認為，面對危機，最好的應對辦法就是：危機過後，着手收拾殘局，研究并解決結構性問題。我看到兩國都這樣做了。我觀察過美國的銀行，它們現在資本非常充足。我還觀察到，中國在處理一些需要處理的問題，以及樓繼偉先生在整頓影子市場和降低金融杠杆率方面所做的工作。我目睹了貴國在今年采取的一些行動，比如以對市場影響最小的方式進行房地産去泡沫化。

在曆經2008年的艱難時刻以後，我得到的另一個經驗是，發生危機時開展全球協作是非常有用的。因此，我認為中美兩國在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領域進行對話至關重要。在2008年和2009年，我與中國同行精誠合作，扭轉了局面，避免了危機造成更嚴重的影響。此後我親眼見證中國通過實行經濟刺激措施，不但擺脫了自身的困境，也避免了全球經濟走向衰退。現在看來，中國2009年的刺激力度可能過大了，中國也因此在一段時間内經曆了刺激後遺症，不過世界其他國家從中受益了。

我想再重申一次，協作至關重要。永遠不要認為我們可以避免金融危機。不要以為我們指着問題說“就是它”，我們就能阻止問題的發生，因為問題實在太多了。就比如說，回看2020年新冠疫情來襲之時，原有體系全面停擺，危害很可能迅速波及金融體系。

好在美國當時采取了非常迅速的行動。我們永遠不知道危機什麼時候到來，但我們需要做好迅速行動的準備。

李劍閣：正如保爾森先生所言，金融危機一般是很難預測的。第一，如果人人都覺得很快要發生金融危機的話，那麼金融危機反而可能是可以避免的；第二，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中美合作是非常成功的範例。中美之間對話很頻繁，動作很大，很協調，能夠成功地應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

樓繼偉：我也很同意保爾森先生的看法，金融危機可能由灰犀牛事件引發，也可能由黑天鵝事件引發。但是有一個情況需要提醒，現在需要将超寬松的貨币政策退出。一方面也是大家沒錢了，公共部門沒錢了；另一方面是央行擴表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必須收縮了。這個時候非常容易觸發那些可能産生的風險。特别是一些國家資産價格到了高位，若财政政策、貨币政策退出時機或者是力度、節奏不當，都很可能觸發危機。

比如，拿美國财政政策來說，現在支票都發到個人和家庭；政策退出，那些基層百姓卻已不願工作了，他們就會不高興，可能就會激化社會動蕩。現在，資産價格處在高位，相當多的企業是回購自己的股票，如果資産在高位，貨币政策退出節奏不當的話，出現比較大的市場價格回調，這些企業的資産負債表就要惡化。

上次金融危機和這次不一樣。上次是華爾街機構持有大量的有毒資産，如果他們連鎖性破産，就會帶來系統性危機，解決的辦法和現在完全不一樣。另一個不一樣的地方是，當前全球杠杆率高企，經濟增長的刺激工具已經不多了，平均宏觀杠杆率在300％以上，這是很可怕的，上一次是100％多。在這種情況之下，美聯儲的退出政策外溢效應會比上次大得多。所以，我非常同意保爾森先生講的要加強全球合作，像上次那樣共同應對。

李劍閣：下面一個問題我們專門提給樓部長。2021年12月份，中國召開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2年的經濟工作做出了部署。明年經濟工作的重點是什麼？您如何看待明年中國的财政和貨币政策？

樓繼偉：我剛才說過了，第一個問題對全球經濟的分析跟中國的情況好像不太一樣，去年中國經濟增長是8％，CPI隻有0.9％。 中國的财政政策和西方也不太一樣。 我們是對企業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少數資金是針對補助個人。 貨币政策也以支持中小微企業的貸款為主，這樣的結果是什麼呢？ 恰恰和其他國家相反，就是我們最終消費不足，CPI上不去，還有就是全球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推動了結構性物價上漲，PPI最高的時候達到了13.5％，但是最終需求端的需求上不去，所以就把壓力都放到了産業鍊的中下遊。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外部需求強勁，但是供給不足，給中國帶來了機會。去年中國外貿出口非常好，對經濟增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但是在工作中存在着對房地産壓縮過猛、運動式減碳等一些偏差。雖然在下半年以後逐步糾偏，但是已對經濟增長産生了不利影響。再疊加全球性供應鍊緊張，我們面臨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并要求慎重出台有收縮效應的政策，進一步強調了糾偏。其中特别提到了要為資本開紅綠燈。我覺得紅綠燈這個說法非常形象。我們開車碰到紅燈，我們知道大概還要40秒鐘變綠燈，碰到綠燈知道多少時間轉紅。就是有規則、有預期，不能一個紅燈就是半小時，一個綠燈又半小時，那不叫紅綠燈。不能用運動式的一些做法，像去年對房地産那樣。

對于财政貨币政策，我覺得估計會維持今年的刺激力度，不會有大變化，強調方向更加精準。我對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表示比較樂觀。

李劍閣：第四個問題提給兩位嘉賓。保爾森基金會在推動碳減排和綠色金融發展方面以及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取得了令人深刻的成就，請問保爾森你認為目前全球綠色轉型遇到了哪些挑戰？對于全球更加平穩地實現經濟綠色轉型，您二位有什麼建議？金融機構在綠色轉型過程中面臨哪些機遇？應該如何發揮作用？請保爾森先來回答。

保爾森：非常感謝。 我想花點時間談談保爾森基金會在中國的工作，因為這和您的問題有關，而且我們剛剛慶祝了基金會成立10周年。 保爾森基金會在中國的重點工作是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綠色金融。 我們成立了綠色金融中心，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的工作，我們與發改委和财政部合作，為中國的國家公園建設提供建議。

我們和中國科學院一起開展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研究中國沿海的濕地，研究保護這些重要生态系統的必要性。我想談談中國的綠色金融發展。中國一直是綠色金融理念的領導者。2016年，當中國擔任二十國集團輪值主席國時，保爾森基金會擔任馬駿先生的顧問，與中國政府就綠色金融原則開展合作，這正是G20峰會的成果。當時我們是“一帶一路綠色金融原則”的創始成員之一，該原則旨在踐行一整套基于自願的貸款标準。保爾森基金會是美國唯一參與其中的非政府組織。我們每年都會開展研究工作，發布關于中國金融科技的年度研究報告，了解中國金融科技如何為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我們把大量時間花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上。接下來我會更加詳細地介紹這方面，我認為這太重要了。

我們為中國生态環境部做了一項關于自然融資、生物多樣性融資缺口的研究，而且《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就定于今年春天在昆明召開。我們正在與亞投行合作建立一個中心，就其在開展工作時如何将生物多樣性考慮在内提供建議。我們正與馬駿先生合作更新“一帶一路綠色融資貸款原則”，并關注生物多樣性。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中美兩國如何攜手應對“淨零碳排放”的挑戰，推進經濟綠色轉型。我認為中美兩國在這一領域可以進行更多的合作。我很高興兩國領導人選擇了這個合作領域，共同推動減少碳排放。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契機，我們可以合作減少對煤炭的依賴并開展研究，共同推動如鋼鐵、水泥等工業生産過程中綠色轉型所需的氣候技術，并使其商業化。

但我們面臨一個巨大的挑戰，即政府設定的目标是自願性的，而政府卻既沒有财力，也沒有專業能力去做該做的事，他們無法幫助企業實現所需的轉型。相應地，企業也無權制定規則、政策、法律。企業在不斷創新并承諾實現淨零碳排放，但若無法從政府那裡獲得相應工具，目标就無法實現。所以我認為，主要經濟體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提供補貼、激勵措施和監管框架，幫助企業取得成功，否則企業就會失敗。

這就是我的看法。我認為，要實現淨零碳排放，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最後，我想談談多邊開發銀行。多邊開發銀行需要更多的資金支持來履行其職責，各主要經濟體需要攜手完善多邊開發銀行的章程，使其更加有效。

樓繼偉：保爾森先生剛才講的都是要點。我再談一些關于激勵的問題。

現在綠色金融很時興，但是綠色金融，不管是貸款還是債券，假如說面對的使用對象比不搞綠色發展要賠錢，他們為什麼搞綠色金融？有什麼機制能激勵他們去做？或者政府有碳補貼、碳稅；或者是我們有碳排放額度的交易，通過交叉補貼使得綠色金融的使用方能夠獲得好處、願意用，提供方願意提供。就是說解決激勵機制是最重要的，這就需要市場和政府共同發揮作用。

首先，要規範每一個行業、每一個工藝的碳排放測度，僅是第三方測度不行，必須有政府驗證。這是形成各種激勵機制的基礎。做綠色貸款，這些問題都要解決，所以是政府和市場合作才可能解決綠色金融的發展，解決激勵問題。

其次，我也非常同意保爾森先生講的，要全球合作，不能脫鈎。有相當數量的做法是有全球正外部性的，大家應該合作。

再次，現在談碳調節稅、碳關稅，要重視遵守共同但又有别的責任。不能說誰現在排的碳多，這個國家就應該多交碳調節稅，而是要看哪個國家有曆史上的碳負債，哪個國家有曆史上的碳資産。不然會打壓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碳調節稅是這樣，碳關稅也有這樣的問題。絕不能把碳稅變成一個制造貿易壁壘的工具。我看到風險比較多一點，所以從這個角度多說一點。

李劍閣：我非常同意兩位的發言。現在我們經常說用金融去支持綠色發展，但是我個人覺得、也同意，對金融的作用不要泛化。現在一說什麼發展都要靠金融，實體經濟發展要靠金融，科技發展要靠金融，綠色發展需要靠金融，連共同富裕要靠金融。金融支持任何東西都是有前提和條件的，是需要政策環境的，否則就是一個口号。

下面一個問題提給保爾森先生，因為保爾森先生您提到，我們應該創造一種新的資産類别，包括肥沃的土壤，有效的農作物的授粉和健康的流域，這個看法非常地新穎，您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您的想法？你認為全球在這方面如何開展合作？

保爾森：非常感謝您提出這個問題。 實際上我們正面臨雙重危機。 我們經常聽人們談論氣候變化，這當然是一個大問題，但我認為還存在另一個危機，那就是生物多樣性危機，它與氣候變化關系密切，因為氣候變化正在加速生物多樣性的喪失，而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反過來也在加速氣候變化。 我認為，生物多樣性危機比氣候危機更為緊迫，在某種程度上也更值得我們重視。 我們至少了解氣候變化問題，理解其背後的科學原理，但對于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卻知之甚少。 物種正在被摧毀，并在以自然進化速度的1000倍滅絕，照這樣下去，到2050年，地球上一半的物種将不複存在。

當我們開始胡亂修補大自然緻其失衡時，我們都知道問題會很嚴重，但很難說到底有多嚴重。所以保爾森基金會應生态環境部的要求，進行關于自然融資的研究，把生物多樣性危機看作是一場融資危機。

從過去到現在，我們都很難對自然資本進行精确估值。但實際上是可以對自然資本進行估值的。如果我們不對自然資本進行估值，而視其價值為零，那麼政客們就會認為自然資本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而我們知道自然資本事實上是會被耗竭的。因此，我們正在這一領域與中國及亞投行還有其他機構開展一些前瞻性的工作。

下面我想談談可以提供融資的資産類别。在研究中，我們考慮了所有的生物多樣性流動以及相應的融資方式。首先，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對其繼續破壞，而是保護和珍惜生态多樣性。因為一旦破壞了生态多樣性，回過頭再補救，所要付出的代價會高得多。

就以流域保護融資為例。紐約市曾一度需要建造一座耗資數十億美元的濾水廠。而實際上，紐約市并沒這麼做，而是投資治理了紐約附近位于Catskills的一個半荒野流域。他們清理了流域，并确保廢水和化肥不會流入該流域。對流域進行保護比修建鋼筋水泥的基礎設施要劃算得多。

我曾參與過多個流域保護項目，并創立了橫跨整個拉丁美洲的拉丁美洲自然保護委員會。我們會越來越多地看到對自然資本進行估值，并為其提供融資的機會。我再次對亞投行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的關注表示贊賞，中國正在這方面開展很多有益的工作。

全球生物多樣性正被加速破壞是一個必須重視起來的問題。它會對經濟和社會的健康造成巨大影響。目前代價最小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措施就是改變農業政策。我們仍然可以采取措施來刺激生産，但前提是不能對自然資本造成傷害。

接着再談金融業。我完全同意您和樓繼偉先生所言，除非有實打實的東西做支撐，否則綠色金融将毫無意義。因為賠本的買賣不可持續。那些精明的投資機構和銀行們壓根不會做虧本的買賣，但他們同時也不應資助那些實質上糟踐了自然資本卻不對破壞程度進行披露的投資。

因此，相較以往，我認為綠色金融算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當然，接下來就是要對可估值的自然資本進行保護。如此一來，衆多巧妙的融資工具将應運而生，因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沃野良田将價值連城，即便是平凡而又勤勉的小蜜蜂們也将身價飙升。若這些大自然的饋贈都被付之一炬，我們将付出天文數字的經濟損失。

李劍閣：有的媒體說保爾森先生是一個終身的環保主義者，看來他已經成為環保的專家了，這個是名副其實的。

下面一個問題是提給兩位嘉賓的。近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看到中方和美方各層級的對話都在展開，保爾森先生也曾經主張中美關系需要修複。您認為中美兩國哪些方面可以進一步凝聚共識展開合作？請保爾森先生先回答這個問題，然後請樓部長評論一下。

保爾森：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話題。 中美兩國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和經濟體系迥異，但與此同時，兩國也存在非常重要的共同利益，比如我們一直讨論的氣候變化問題，以及穩定的全球秩序與世界和平問題等。

因此，這些對話至關重要。其中一個關鍵是，我們需要制定一個框架，以确定兩國在哪些領域開展競争、如何競争，在哪些領域合作，以及如何處理兩國間的沖突。這一點極為重要。現在，兩國間有點大國對抗的意思，這時我們雙方就必須扪心自問，在競争的同時是否有進行合作的政治空間？我想兩國當然可以進行合作，也必須進行合作。如果兩國不進行合作，世界将會陷入非常危險的境地。如果兩國沒有探索出合适的合作方式，将導緻在全球秩序以及世界和平方面嚴重的系統性後果。

我很高興看到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對話，真正地開啟了溝通的進程。國家安全雖然不是我擅長的領域，但我認為，一般而言，大國主觀上無意開戰，他們陷入沖突的泥潭是因為溝通不暢，結果發生了意外，事态出現惡化。所以，我認為開展安全對話很重要。在其他領域的對話也是如此。樓繼偉先生和我都強調了進行宏觀經濟對話的重要性，此外還包括金融準入和資金流動，因為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國家發生的金融動蕩都會波及到他國。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我們還提到了氣候變化，因為雙方領導人都表态“這很重要”，并且已經開始進行合作。不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我認為我們必須非常謹慎，避免陷入不良競争。樓繼偉先生剛才談碳稅問題時提到了這一點。所以氣候變化是一個可以合作的領域。

我希望看到兩國與其它主要經濟體合作，推動全球體制變革。但是，這并不容易實現，因為我認為中國不會認同所謂“自由的西方秩序”。但在全球穩定這一問題上，我們有共同的利益。我們都需要規則，需要重新制定規則，需要對體制進行更新。所以問題在于，到底規則是什麼？如何更新規則？誰來制定規則？哪些規則将涉及那些不斷演進的利益？正如前面的問題一樣，在這一問題上協同合作也面臨着挑戰。我還希望看到兩國在貿易領域有更多的合作。盡管合作将遇到重重困難，但至少我希望看到雙方完成第一階段的貿易協定，延長協定期限，并在貿易問題上共同解決一些問題。我也希望看到雙方能夠共同推進一些機制的變革。但至少就目前而言，首當其沖應該關注的問題是，共同努力應對新冠疫情危機。我同時希望兩國可以在安全領域進行對話，就潛在的沖突領域開誠布公地探讨。另外就是在宏觀經濟和金融問題開展對話。

關于中美合作，能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但這個問題的核心在于，兩國間達成一系列合作尚存不可低估的政治阻力。我自認為我們需要一個新的中美關系框架。正如我之前所說，這個框架應着眼于兩國能夠達到什麼目标、如何達到目标、如何進行合作、如何處理沖突。否則，兩國會陷入混亂，這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

樓繼偉：我非常同意保爾森先生的看法，特别是提到兩國可以合作的領域，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地區安全，尤其是軍事安全，要有底線，不能發生大的沖突等等。其實我跟保爾森先生是一樣的，在宏觀政策和經濟領域，經驗更多一些。

我現在觀察到一個特别有趣的現象：在我當中國财政部部長時，中美經濟對話，美方提出的要求是：中國是否應該降關稅？中國是不是應該更加地開放金融？中國能不能減少産業補貼？我們當時說中國是踐行加入WTO承諾的典範，關稅已經降得比較多了。中國當時承諾的金融開放都做了，那個是額外要求，中國沒有義務。至于産業補貼，我們可以商量。現在我們感覺好像調過來了。美國大幅度增加關稅，中國是反制。金融開放方面，我們現在越開越大，剛才已經說過了，中國在很多方面都沒有限制。但我看到了中概股什麼條件下必須撤市，好像美方又加了很多限制。

在産業補貼方面，我當部長那時，産業補貼是一個比較難回答的問題。中國在産業政策下有各種基金，還有補貼。從特朗普總統開始到拜登總統都提出來，要通過産業補貼，讓制造業回流，特别是把那些先進的半導體産業留在美國，芯片産業留在美國。這是不是産業補貼？是不是市場扭曲？現在反過來了。不宜在這些事情上相互競争。而且美國做這些事吃虧。比如說對中國加那麼多關稅，中國也反制了。耶倫财長說加征關稅的90％以上是由美國進口商來承擔。說白了，就是由美國消費者負擔。那麼互降關稅有利于美國消費者，也有利于壓抑當前高企的通貨膨脹。

至于說到市場扭曲問題，美國也有了，還正經對其立法。雙方可以坐在一塊談談什麼叫市場扭曲，什麼叫産業補貼？定出規矩來，現在是時候了。還有其他方面的問題，我剛才點到一些重點，這些核心點應該加強工作。

李劍閣：下面再問一個問題，是提給兩位嘉賓的，近年來現有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遭到了挑戰，你們認為在重構全球治理體系過程中，兩個國家如何發揮作用？這個先請樓部長談一談觀點。

樓繼偉：第一，要解決基礎認識問題。 重構全球治理體系，中國方面的态度應當以聯合國框架為基礎。 如果抛開這個原則、另搞一套，隻能是拉小圈子，得不到大多數國家認可。

第二，要抛棄新冷戰思維。我的感覺是中美雙方的競争可能要持續十年以上，但是不能搞冷戰，因為冷戰對中國沒用。冷戰策略對前蘇聯有用，但是中國跟前蘇聯不一樣。中國是支持聯合國框架的，蘇聯不支持；中國是要求全球化、擁抱全球化的，蘇聯是封閉的；中國是搞市場經濟的，蘇聯是搞計劃經濟的。所以，用冷戰的方法對付中國，我認為是沒用的。這一點要有基礎的認識。

在此基礎上可以從最迫切的問題開始入手，來研究哪些方面可以出規則，哪些方面是不切實際的想法。我剛剛已經講了經貿方面的問題，加強溝通，中美可以在G20機制下争取各方共識，其他方面改進就比較容易。

目前比較迫切的是WTO改革。WTO太落後了，現在經濟社會已經數字化轉型了，而且全球形成共識要向低碳社會轉型，WTO的規則實際上是遠遠落後的。數字貿易、貿易規則、環境商品的定義、交易等等都需要解決，這些方面可以加強合作。

保爾森：前面已經提到過這個話題，我想再補充幾點看法。關于關稅，我确實認為，在取消環境産品和服務的關稅方面，美方一直在努力推動，因為我們應着眼于改善世界環境，任何國家都不該對能改善環境的産品征收關稅。這是一個我們可以合作的領域。但我要說的是，全球都陷入了困境，世界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發生變化，我們剛剛談到了貿易，稍後我還會對貿易發表一些看法。

我們可以看到在諸如互聯網、航天和海洋技術、基因工程等科技領域正發生的變化，我們發現技術進步簡直一日千裡。某種程度上，我們進行治理和制定正确規則的能力已經跟不上科技的發展了。在此情況下，如果我們隻與親密盟友合作，就很難對各種體制進行變革并确保其發揮作用。

我十分贊同樓繼偉先生的觀點，那就是現在不存在美蘇争霸那種冷戰。但曆史經驗表明，大國相争通常不會有好的結局。所以這是一個很難處理的棘手問題。正如我所說，中美兩國有不同的價值觀，對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一些尖銳的分歧。兩國各自的利益不斷變化，要弄清如何與其他組織合作、推進體制變革并不容易，但卻很有必要。道理就這麼簡單。幾年前，我在新加坡的一場演講中發表了對貿易問題的看法，我在演講中對經濟鐵幕提出了警示，因為正如樓繼偉先生所說，出于各種原因，世界貿易組織已經失去了其影響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像韓國、新加坡或中國這樣的國家，尤其是中國這一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全球經濟巨擘，卻仍自稱為“發展中國家”，以獲得世界貿易組織的特别待遇。這是不合理的。過去，若沒有得到世界貿易組織體系的一緻同意，就難以達成相應的貿易協定。因此，世界貿易組織現在失去了原有的影響力。

當今世界，我們沒有一套通行的國際标準和執行機制。這意味着我們的世界可能充滿對立，各标準之間相互沖突，互不相容。這是行不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開始限制貿易，走向保護主義。這就像一個經濟鐵幕，資本流動和商品流動受到了限制。

這隻是其中一例，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一句話總結，就是雖然大國間協同合作是一項非常艱難的任務，但總好過最壞的那條路，不是麼？如果全球秩序崩壞，造成的後果是我們難以承受的。關于應該如何塑造各種機制，我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中美兩國在世界和平與穩定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雖然過程中會有挑戰，但兩國要想方設法進行合作。我認為今後的主要挑戰是中美關系以及兩國如何妥善處理上述問題，這将對兩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産生重大影響。所以我才會花這麼多時間來思考中美關系，這也是為什麼要成立保爾森基金會的原因。

本文源自金融界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