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書≠讀書

不是什麼書都适合聽

1986年，金色的八十年代剛剛過半，路遙從陝北的群山和煤礦中走來，抖一抖塵土，捧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

但迎接這本心血之作的，卻是文學編輯冷淡的評價：“還沒來得及感動，就讀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覺就是慢，就是啰嗦，那故事一點懸念也沒有，一點意外也沒有。”

小說出版以後，也沒有激起什麼水花——在先鋒文學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路遙過時的現實主義寫法似乎已經沒什麼市場了。

而這時《平凡的世界》還沒有寫完，如果收到的總是低評價，很難想象路遙将以怎樣的心情為這部小說結尾。

作家路遙

轉機來自廣播電台。

1987年，《平凡的世界》确定将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錄制播出。節目開播的時候，路遙還在創作之中，電台錄第一部用的是出版版本，第二部用出版社樣書，第三本直接用了路遙的手稿。

柳青的《創業史》曾引發巨大反響，

也給了路遙很多啟發。

孫少平和孫少安的故事随着電波傳遍全國，這部長篇小說由文字轉化為聲音，覆蓋數億人的清晨和黃昏。

電視普及之前，電台是國人最重要的信息來源，也填充了大多數閑暇時光，在那個時代，像《平凡的世界》一樣被聲音成就的文字并不在少數。

近幾年，随着互聯網電台崛起，“聽書”作為一種閱讀方式，也大有複興的勢頭，甚至有人斷言，最終取代紙質書的将不是電子閱讀，而是網絡電台。

可是時間撥回到三十多年前，即便是格外感謝廣播電台的知遇，一次次“面對那台收音機莊嚴地喚起自己的責任感”的路遙，會同意他的讀者隻去聽而不去看嗎？

聽書會取代紙質書閱讀麼？

聽書年代

無論是否願意，你都不得不承認，一個屬于“聽書黨”的閱讀時代已經到來。

根據上個月底公布的第十七次國民閱讀調查結果，願意閱讀紙質書的中國人隻有36.7%，而僅僅一年之前，這個數字還是38.4%。剩下的一大半人，除了喜歡電子閱讀，還喜歡聽書。

過去這一年，有超過三成的國人養成了聽書的習慣。2018年，成年人聽書率還是26.0%，2019年，這個數字就已經超過了30%。統計結果與我們的日常觀感也相吻合：

公園裡，健身大爺腰上别的小音箱裡播放《三俠五義》；地鐵裡，上班族用耳機隔絕世界，羅振宇和村上春樹交替出現；寫字樓裡的白領，早就把熱播劇集的原著小說聽過一遍；多少人在早晚高峰擁堵的車流裡，把一直沒時間看的《明朝那些事兒》聽完……

用高度口語化的語言講述《明史》，《明朝那些事兒》無疑是适合“聽”完的。

和成年人比起來，未成年的人的聽書比例更高，達到了34.7%，對于相當一部分00後讀者而言，“書是用來聽的”可能已經成為一種與生俱來的認知。

随着聽衆基數迅速擴張，越來越多的資本也瞄準了這個新興市場——你能想到的任何熱門小說、經典著作、成功學秘籍、心靈雞湯，基本都能找到有聲版。

對比看書，聽書的優勢總結起來很簡單：便攜、輕松、随時随地。

書籍有了越來越多的載體。

即便輕薄如Kindle，也總要在背包裡占一方空間，有聲書則隻需要一部手機。

和埋頭苦讀相比，聽書在接受上相對輕松，完全可以作為日常生活的“背景音”，一邊通勤、做家務、炒菜，一邊就能把一本書聽完，很容易帶來利用碎片時間的成就感。

還有不少人覺得，有聲書不費眼睛，甚至不費腦子，可以作為日常消遣。

但聽書最大的問題，也恰恰在來自這份“惬意”。

袁枚的《随園食單》，隻有讀才能品到美食的味道。

清代的袁枚用《黃生借書說》一文勸勉青年黃允修讀書時，曾下過這樣一個判斷：“書非借不能讀也。”

為什麼借來的書才能讀好呢？

因為“非夫人之物而強假焉，必慮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借書者擔心主人索要，所以才能讀得既快又認真。

反觀那些藏書豐富的富貴之家，則“姑俟異日觀”，一日推一日，永遠也沒有讀完的一天。

和古人相比，現代人閱讀的成本已經很低，而有聲書又将這種成本幾乎壓縮為零——不用購買書籍或閱讀設備，不用騰出單獨的一段時間，甚至都不用聚精會神。

這種唾手可得的惬意，在降低閱讀門檻的同時，也消解了閱讀這一行為本身的嚴肅性。被念出來的作品成了易于消化的流食，久而久之，讀者自然也失去了啃硬骨頭的興緻和能力。

意大利作家翁貝托·艾柯與法國作家卡裡埃爾《别想擺脫書》裡談到，紙質書是完美的發明，沒有其他載體比“紙質書”更适合用來實現書的用途，包括電影、收音機、電視、電腦乃至各類電子閱讀器的發明，都無法取代紙質書，反而愈加證明了紙質書的價值。

什麼書适合聽？

八十年代初，北京，聽廣播是無數家庭晚飯時的保留節目。每天傍晚，家家戶戶打開收音機時，總有一個青年騎車穿行在首都的街巷裡，聽着不同的窗口飄出自己的聲音。

這個有點自戀的家夥就是王剛，他播講的評書《夜幕下的哈爾濱》當時正風靡大江南北。這部講述地下黨與日寇鬥智鬥勇的小說，經王剛改編後格外成功，評書版的影響力甚至遠遠高于原著。

那個年代，因為廣播而走紅的作品還不止這一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很早就設置了《長篇連播》節目，《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禮》等名作，在出版之初就被改編成了有聲版本。

《白鹿原》很早就被錄制成有聲書。

陳忠實曾經在文章中回憶，一次在老家遇到一個農民，對方恰好是《白鹿原》的聽衆，一見面就抓起陳忠實的手，大聲讨論起作品來。在陳忠實看來，當時廣播劇對普通人的優勢，和有聲書對當代人的優勢是相似的：

“廣播電視連播長篇小說，恰是進入社會各個角落讀者心中的最便捷的途徑，比文本閱讀還要方便……鄉村人多在炕頭或者地頭上聽，城裡人在城牆根下散步時，手裡端着收音機聽得有滋有味。”

不過，并不是所有作品都适合以有聲版的形式傳播，那些叙事性較弱、思辨性較強的文本，注定是缺少聽衆的。

仍以《平凡的世界》為例，路遙寫完第一部書的1986年，格非正在謀劃自己的成名作《迷舟》，餘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尚未動筆，蘇童憑借《1934年的逃亡》跻身文壇，莫言的《紅高粱》刊登在《人民文學》上，引發轟動……

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成名作家，在當時幾乎都将目光投向一浪接着一浪的歐洲文學浪潮和奇詭豔麗的南美文學。

先鋒派的作品讀起來尚且晦澀，更不要說隻靠聽了。

卡夫卡、喬伊斯、福克納、馬爾克斯，精神分析、意識流、魔幻主義，在一大批“先鋒”作品的映襯下，《平凡的世界》恰是最适合朗讀的那一部。

《平凡的世界》那些貼近生活的情節，隻要稍微加上一些音效，就很容易變成受歡迎的“廣播劇”。但如果非要把先鋒文學也制成廣播劇，傳播效果可想而知。

說到底，文本轉化成聲音，很大程度上是作品面對傳播度的一種妥協，即便錄制再用心、制作再精良，都很難完全地還原原作。

比如1984年，《夜幕下的哈爾濱》被拍成電視劇，王剛在其中飾演了說書人的角色：每到關鍵情節銜接處，這位現代打扮的角色就會跳出劇情，給觀衆念上一段旁白。這種對故事過于直白的處理方式，在當年還受到過一些争議。

用現代的電視劇制作手法看，插入這樣一個說書人角色多少有些突兀，李少紅導演在新版《紅樓夢》中使用了太多旁白，就已經引起相當多的非議。

讀紙質書，

是讀者參與作品的方式

過去漫長的曆史中，閱讀都更像是一種特權，隻有少數既識文斷字，又有閑暇和财富的階層，才能讀到真正的書，大部分人接觸文字的方式，主要是聲音。

在中世紀歐洲，吟遊詩人背着弦樂器走街串巷，傳遞那些由曆史和傳說交織而成的故事，他們自己也成為“活書本”一樣的存在。

在東方，戲曲話本是中國小說的源頭之一，《阿Q正傳》中的江南農民，終其一生都不識字，卻對《三國演義》裡的人物如數家珍。

清末的義和團運動中，揭竿而起的華北農民，在衣着、語言、行動等諸多方面，都喜歡對照戲劇舞台上的做派——因為那些唱腔、念白，很大程度上是他們最主要的知識來源。

阿Q臨終前，還想學着戲曲裡的人物唱上兩句。/ 電影《阿Q正傳》

老舍的名作《茶館》裡，也設置了大傻楊這樣一個說書人的角色，用中式曲藝實現了戲劇上的“間離效果”。

“大傻楊，打竹闆兒，一來來到大茶館兒。大茶館，老裕泰，生意興隆真不賴……”每一幕的間隙，都有大傻楊的一段快闆書，就像舊時代的曲藝藝人，替讀者歸納情節。

無論戲曲、評書、快闆，還是今天的有聲書，聽書從一開始就具備通俗色彩，也就多多少少犧牲了讀者解讀文本的自主權。

一部作品被朗讀出來，本身就是一種演繹，不可能不摻入二次創作的成分，而閱讀的節奏、順序、語調、詳略都不完全為自己所掌握，讀者也自然而然退化為聽衆。

老舍作品《不成問題的問題》改編成電影後也很出色，但新技術無疑會影響閱讀體驗，正如一位讀者所言，“讀的時候眼前都是範偉的臉”。

以北大教授孔慶東的散文《想念父親》為例，文中描述山東籍的祖父因為擔心死後不能土葬，執意要從哈爾濱回老家。老人流着淚對兒媳婦傾訴，滿口山東腔：

“東兒他媽，我不能在哈拉濱老啊，我要是在哈拉濱老，那個畜牲就把我燒成灰兒，冒青煙兒啦。我還是回關裡家老吧。”

這段文字，在錄制時應該用普通話讀還是方言讀呢？如果用普通話，會不會讓原文失色？用方言讀的話，錄制者的語調夠不夠地道？

而在直接看書的讀者那裡，這統統不成為問題，無論懂不懂方言，每個人都能在自己心中，以更妥帖的方式重構文字。

另外，中國文學曆來有“煉字”的傳統，講究一字千鈞，甚至“不着一字，盡得風流”，這種對語言的極緻追求，讓詞彙的排布本身成為一種視覺藝術，不親眼看兩遍是沒法體會的。

阿城的文字經得起反複品味。

阿城的散文《溜索》被收入語文課本，語言極富張力：

“一個精瘦短小的漢子站起來，走到索前，從索頭扯出一個竹子折的角框，隻一躍，腿已入套……他腰上還牽一根繩，一端在索頭，另一端如帶一縷黑煙，彎彎劃過峽谷。一隻大鷹在瘦小漢子身下十餘丈處移來移去，翅膀尖上幾根羽毛在風中抖。”

這些短促精煉的動詞鑲嵌在字句中，隻是匆匆忙忙地聽上一遍，很難捕捉到它們的神韻。

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同一本著作在無數讀者心中也有無數個版本，我們所聽到的有聲書，則基本剔除了這種解讀空間，就像從閱讀時代退回到遊吟詩人時代，隻剩下單向度的宣講。

《讀書的少女》，讓-奧諾雷·弗拉戈納爾的油畫。

聽書拯救了誰？

網絡電台的複興，讓線上書場一下子湧入許多聽衆和創作者，泥沙俱下之中，作品質量難免參差不齊。

不妨去聽聽大大小小有聲書平台上的明清小說，有幾個能把常見的“唱喏”一詞讀對？

更何況聲音相較于文字，本就更加模糊，如果隻靠聽書，《儒林外史》裡的yan監生到底姓嚴，姓闫還是姓顔呢？大概聽完一本書都搞不清楚。

閱讀的節奏也是由閱讀者自己掌控的。

蘇東坡提出過著名的“八面受敵”法，也就是一本書反複閱讀，每次閱讀都有不同的關注點：

“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貨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竅矣。”

每一次閱讀的速度和仔細程度都不盡相同的，這一點聽書顯然很難實現。更重要的，是伴随反複揣摩而産生的思考。

畢飛宇在《小說課》裡解讀林沖如何“走”上梁山，展示了《水浒傳》除了過一把聽故事的瘾之外，有更高的文學價值。

《水浒傳》裡，剛剛和林沖相識的魯智深，看到朋友的妻子被調戲，馬上“提着鐵禅杖，引着那二三十個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準備幫林沖打架。

之後林沖發配，在野豬林險些遇害，也多虧了魯智深跟随相助：“你五更裡出門時，灑家先投奔這林子裡來。”林沖一路上被押送的衙役百般刁難折磨，魯智深都在暗中看到，但脾氣火爆的花和尚并沒有像之前那樣急着出手：

“夜間聽得那厮兩個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腳。那時俺便要殺這兩個撮鳥，卻被客店裡人多，恐防救了。灑家見這厮們不懷好心，越放你不下。”

寥寥幾百字，前後對照，魯智深義薄雲天、粗中有細的形象躍然紙上，這兩處細節讀起來不過短短兩分鐘，如果隻是為了了解情節而聽書，很大概率錯過仔細品讀的機會。

《水浒傳》以塑造人物見長，讀一遍可以看故事，再讀幾遍，每個人物都值得玩味。

當然，每個人所讀的書不同，對閱讀的定義也不同，不是所有作品都适合聽，更不是所有作品都值得看，如果用閑暇時間聽聽網絡爽文，當然無可厚非——但這樣的作品，顯然不在我們所讨論的“閱讀”之列中。

例如最近熱播的《鬼吹燈》，原著以情節取勝，不失為網絡小說中的佳品，聽一聽也無妨。但對于真正愛書的人來說，一本好書擺在面前，不由眼及心地讀一讀，簡直是對作者的辜負。

上文提到的黃允修客死異鄉，臨終前囑托家人把自己葬在袁枚的随園之側：“生執一經為弟子，死營孤冢傍先生。”這種讀者和作者因閱讀而構建的聯系，顯然不可能出現在說書先生和聽衆之間。

張大春在《小說稗類》裡分析小說的修辭、政治、動作、速度、腔調、方言等，這些意味不一定都能“聽”出來。

說白了，有聲書更像是擺在超市貨架上的礦泉水，便宜、解渴、老少鹹宜，利用空餘時間聽聽故事解解悶，當然沒問題，但把聽書當成真正的讀書，指望用礦泉水來代替茶和酒的滋味，那是萬萬不能的。

不過話說回來，大衆娛樂時代，太多人隻想喝水也隻懂得喝水，那就另當别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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