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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論語十則國學經典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

曾子說：“讀書人一定要理想遠大而且意志堅強，（因為他的）責任重大而且（實現這個責任的）路程遙遠。把（實現）仁作為自己的任務，責任難道還不重大嗎？（隻有到了）死後才會停止，難道路程還不遙遠嗎？”

這一章是曾子對“士”的評價。儒家所謂的士，就是知識分子。春秋戰國時期，士還隻是一個群體，後來發展成一個社會階層。作為一個人數可觀的階層，士不治産業，而以學習儒家理論為工作，以治理國家為己任，進則擔任各級官吏，以實現社會大同為終極目标；退則以自己的道德修養去教化百姓，影響社會。無論進退，儒家都秉持着積極入世的态度，有着“内聖外王”的自覺，主動去承擔推動國家發展的重任。中國士人階層的這種精神追求和生活狀态與其他社會階層迥異，這在整個世界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弘毅”中的“弘”是說見識學問要廣博；“毅”是“強而能決斷”，就是剛毅、堅強，能夠決斷。《易經》上說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就是“毅”。士人“不可以不弘毅”，是因為“任重而道遠”，即責任重大、使命重大，而且實現這個重大使命的道路是很遙遠的。這個重大的責任或使命是“仁以為己任”，即以行仁作為自己的任務和使命。“行仁”不僅是對自己的要求，還要向社會推廣仁道，讓大衆一起行仁。“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是說士人一直要肩負着這個使命，一直到死的時候才停止。

顯然，行仁的使命已經超越了個人名利的範疇，關乎到國家的安危和社會的興衰。在這個傳統知識分子看來，能決定國運的唯有上天。所以，士人的行仁，是一種體察和貼近天道的自覺，是一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崇高精神境界與使命意識。實現“仁道”的路途是那樣的艱難遙遠，“非毅無以緻其遠”，隻有經過不息不止的努力和奮鬥，才有可能完成。

曾子的這番話，表達了儒家知識分子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堅定信心和決絕勇氣。曾子所述之士的這種品格，是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的根基之一，也是中華民族曆經磨難而能綿延不絕的根本原因。在當前中華民族走在偉大複興之路上，仍然需要炎黃子孫、仁人志士繼承和發揚，永葆這一中華民族奮發向上的不竭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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